轉型的邏輯（簡體書）

; 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語境背後，究竟有著怎樣的邏輯？隱藏著怎樣的 真相？ 《轉型的邏輯》以“救贖與超越”為解題方向，針砭時弊，沖破迷局 ，既著眼于長遠，又極具現實關懷。這是任何一個憂心自身發展舞臺的讀 者，都深切需要的一盞明燈。
; 作者朱敏先生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本書源于其近年來與高端財 經界的意見領袖們聯合開展的一項訪談研究，并附錄了他對困擾中國百年 的現代性轉型命題的獨到思考。
; 沒錯，你可以在品讀《轉型的邏輯》這部經濟著作的過程中，體會理 性的價值，感受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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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多年前，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不僅寫出傳世名作《國富論》， 還給後人留下了倫理巨著《道德情操論》。真正優秀的經濟學家，絕不是 言必談利益最大化、文必用數理模型的工具主義者，而應高屋建瓴，胸有 韜略，尤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膽識和超越利益藩籬的良知。
; 今天，我們既要警惕經濟領域的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也要從人文高 度更深層次地審視道德危機和體制問題。面對千頭萬緒的時代困境，何以 破局？ 回望百年中國之路，蜿蜒曲折，其主干道卻不外乎寫著“轉型”二字 ，即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艱難嬗變。由此，以深化改革與發展思路為出 發點，從容探討經濟社會轉型邏輯與建設路徑，無疑是一項極具思考價值 和現實意義的課題。循此線索，這部《轉型的邏輯》，其主體內容，正是 作者朱敏與30多位學術大家及高層智囊對話而來(本次出版時，僅選取了其 中15篇——編者注)。
; 中國的轉型有其特殊性。之所以特殊，按朱敏在本書附錄中所述，主 要還是由歷史尤其是近百年的機緣所致，而且這一歷史還在延續當中。舉 例而言，早在歐洲革命以前，中國就有四大發明，但為什么我們沒能像西 方經歷的三次技術革命那樣，將技術轉化為財富？究其根本，在于中國明 清時期加強專制統治，對外閉關鎖國，對內抑制商業，導致農業財富不能 轉化為商業資本，農業人口無法流動到其他行業，社會分工難以形成，技 術創新更是無源之水。鴉片戰爭以後，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從辛亥革 命到實業救國，皆是“拿來主義”地學習模仿別國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
;而圍繞“德先生”、“賽先生”展開的思想啟蒙，卻因百年間種種滄桑際 遇而未持續推進，致使中國的現代性轉型進程緩滯至今。
; 因此，轉型的緩滯，也就直接表現為思想認知上的滯後。以對資源配 置方式的認識為例，我們曾熱衷于討論計劃與市場的孰優孰劣，甚至受美 蘇兩極格局的歷史影響，一度給市場經濟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簽，形成了極 大的思想誤區。直到今天，類似的觀念糾結，依然是轉型所面臨的重要問 題。但實際上，所謂計劃經濟，其本質是以國家的名義，通過權力壟斷追 求經濟增長的規模與速度；而市場經濟，其靈魂是在保障產權的前提下， 通過市場的充分競爭實現財富創造的可持續。值得強調的是，經濟增長并 不等同于財富創造。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 二大經濟體，可從全球分工與財富流向來看，中國仍處在全球財富鏈的末 端，而隨著體制障礙的加劇，財富越來越多地流向權貴階層，越來越多地 流向全球更具吸引力的地方。那些停留在速度和總量層面上的利好數據， 既是經濟活動中制度性強制思維的反映，也是權力和經濟要素在統計學上 的溢價，必然掩蓋財富的逆向分配和快速外流所導致的財富日漸衰竭。而 財富衰竭與逆向分配是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導致的財富總 量枯竭與結構畸形一旦突破底限，後果難以想象。
;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高層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也日益加深。胡錦濤主 席在繼提出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理念之後，又于近年積極倡導包容性增 長，可謂寓意深遠。包容的要義在于共享，共享的基礎在于公平，公平的 核心在于機會平等，唯有機會平等，發展的成果方能由民眾共享。溫家寶 總理常引用古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勉勵我們國務院 參事更多地傾聽民眾的心聲，更好地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正如古羅馬哲 學家西塞羅在2000年前講的那樣：讓我們記住，公正的原則必須貫徹到社 會的最底層。
; 轉型期往往也是危機四伏的時代，特別需要具有憂患意識與社會責任 感、勤于思考并善于表達的公共知識分子。閱畢全書，不難看出，朱敏對 中國轉型的思考總是著眼于經濟社會的中長期發展，力圖與其他不同流派 的專家學者從多個維度深入分析和探討，并盡可能地提出自己的獨創性觀 點。最終，他站在戰略高度之上，將中國轉型所需解決的核心問題概括成 了一句話：“改變制度性強制與自愿協商之間的非兼容結構，朝著經濟、 社會、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協商的動態和諧結構轉型，走上真正的現代強國 富民之路。”同時他還指出，能否符合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邏輯與人性內在 需求之間的一致性，是好制度和壞制度的根本分野。應該說，朱敏的這些 基本思想及其“非兼容結構”、“動態和諧結構”等提法頗具開創性，是 當代經濟科學領域難得的一次理論創新，希望能夠引起媒體關注與學界討 論。
; 是為序。
; 任玉玲

序 直面轉型時代 導讀 尋找轉型之鑰 【宏觀篇】 驅散陰霾：厘清金融的邏輯 陳志武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 金融未來：唯在新結構新空間 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通脹治理：盛宴之前撤酒杯 左小蕾 中國銀河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民生篇】 轉型正道：調整財富分化 張曙光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 房產怪圈：警惕“黑天鵝” 湯 敏 國務院參事，友成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 民生經濟：危機治本療法 任玉嶺 國務院參事，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 洞觀中國：經濟需要新思維 李佐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 【改革篇】 法治精神：彰顯“社會權力” 江 平 當代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內外合力：打開“玻璃門” 保育鈞 國務院參事室研究員，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 國企改革：破局需要新思路 衛祥云 國務院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主任 思想破冰：求解改革之憂 袁緒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 【發展篇】 科學發展：“新經濟”內核 劉福垣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 辯證經濟：“國資”與“民營” 王忠明 全國工商聯副秘書長。國資委研究中心原主任 低碳迷思：創新體系缺位 石定寰 國務院參事，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 倫理歸位：告別信仰缺失 趙 曉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原部長 附錄一 轉型的邏輯朱敏李治華 附錄二 期待“續集”陳方若 作者致謝

; 朱敏：在本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後，國內一些人開始有所膨脹，認 為中國比西方將更快走出危機、更快實現復蘇。遺憾的是，正因此種經濟 模式之下的增長來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國人易于虛妄，不去研究實 質性問題。
; 陳志武：的確。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接下來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 度機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礎性、更加重要的工作。我最近接觸 一些中高層人士，發現有的已經開始飄飄然了。許多人開始對美國經濟危 機幸災樂禍，但他們忽略了美國制度的修復能力。美國之所以成長為世界 超級大國絕不是偶然，其背後的制度創新，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樣的。前段 時間，我在做電視訪談時曾說，不要以為奧巴馬在走“社會主義道路”。
;因為從長遠來看，所有發達國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競爭的結果。美國雖然 在20世紀30年代實行羅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經濟危機，但是到了 80年代里根做總統時就逐漸放松了管制，克林頓在90年代總體上沒有強化 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國真正最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自主創業輝煌期 。
; 英國當年也是因為實行自由經濟才推動了18世紀、19世紀的繁榮，但 今天的現狀卻很遺憾，原因是什么呢？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英國的上市 公司，前10位相當于所有交易量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業。原來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推出了太多的政 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國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稅，這比現在中國的還要 高得多。這些政策使“二戰”後英國的資本市場停滯不前甚至走向衰退， 逐漸被美國所超越。因此，從各國的發展經歷來看，政府管制得越多，越 會損害—個國家的發展活力和新經濟的推進。
; 朱敏：在美國，1999年克林頓政府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 及其他一些相關法律中有關限制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跨行業經 營的條款，從而使美國金融業從立法上告別了分業經營的歷史，邁向了混 業經營的時代。這些做法確實為美國在創新道路上發揮了不少作用。
; 陳志武：是的，可以這么說。最初，《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又稱 《1933年銀行法》)作為羅斯福總統上任後實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兩個 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符合當時的國家利益，與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 ，有效地遏止了災難的根源——資本市場的混亂，恢復了公眾對國家和金 融體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費了較小的成本，受到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 的共同歡迎。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美國銀行界為了生存和發展，對 《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所導致的缺陷進行了深刻反思，并開始想方設 法避開分業經營的法律障礙，通過兼并投資銀行和金融創新等手段向證券 業滲透。與此同時，美國金融界開展了由商業銀行發起、證券業與保險業 隨後加入、游說美國政府和議會的活動，要求取消跨業經營限制，修改直 至廢除該法案，最終獲得了成功。
; 朱敏：當然，也有許多人認為。廢除這個法案帶來的問題也很大。金 融監管和金融創新，就是一枚硬幣的不同兩面。
; 陳志武：所以啊，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之後，美 國國會又先後頒布了《1934年證券交易法》、《1940年投資公司法》、 《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從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業經營制度的 基本框架。這一系列舉措，使得美國的金融創新在之後10年里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
; 尤其是，世界制造業經濟的業務逐漸轉移到中國之後，對美國經濟帶 來了許多挑戰，逼迫美國的經濟結構開始調整，經濟重心開始放到金融、 技術創新和銷售市場。上述制度架構的改革對于美國強化經濟競爭的優勢 ，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 因而，這次金融危機不能問罪于美國的經濟創新制度，否則未來10年 的經濟增長點更加是一個問號，更將失去應有的創新活力。重新讓美國回 到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是不現實的，因為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沒法 和發展中國家競爭。另外，這次金融危機出現了跨行業的經營，完全放開 之後，所帶來的交易鏈條的不斷延伸，由此導致道德風險和委托代理方方 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這次危機及時暴露了問題，在更大意義上 說不是壞事。
; 朱敏：從綜合經營直接就跨到了混業經營，進入混業經營之後，鏈條 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在綜合經營時代，功能性監管就有效，而在混 業經營之後功能性監管也要出現許多問題。但是，“9·11事件”之後。美 國又出臺了一個《愛國者法案》，針對亞洲和非洲特別是中國的企業在美 國上市投資作了一個非常大的限制，比如，中國企業要在美國上市，基金 一定要在半年之前凍結，這會付出巨大的機會成本。您怎么看待《愛國者 法案》的問題？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