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義百人傳(上下)（簡體書）

中國歷史上的多次“革命”只導致改朝換代，但并沒有改變封建專制，惟辛亥革命破天荒地砸碎了中國專制帝國的國家機器，建立了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辛亥首義之士拋家舍己，前赴後繼，敢為天下先的大無畏精神，值得大書特書。綜覽有關辛亥革命題材的論著、文章、文集、傳記、回憶錄等，林林總總，但有關辛亥首義人物的傳記尚缺乏，隨著新史料的發現、研究方法的創新、研究的深入，理應可以補充和完善。

《辛亥首義百人傳（套裝上下冊）》通過對辛亥首義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家庭背景和社會環境等各方面簡明扼要的梳理和描述，生動地再現了當年義士們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辛亥首義百人傳（套裝上下冊）》內容豐富、資料扎實、圖文并茂、可讀性強，讀來令人對革命志士肅然起敬，同時也能激發人們熱愛祖國、強我中華的意志。

為首義存真，為傳記添彩
馮天瑜
湖北是聲色壯麗的中國近代歷史的重要舞臺。
當人們歷數湖北近現代發生的重大事件時，尤其不會忘記，20世紀初葉，反清革命運動曾在這個省份風起云涌，省垣發生了結束中國兩千年專制帝制的新軍暴動——辛亥首義。
中國歷史上的多次“革命”，只導致改朝換代，并未改變宗法專制的社會形態，唯有辛亥革命，破天荒地砸碎了專制帝制的國家機器，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使國體、政體發生改變，在破舊與立新兩方面，堪稱創舉。辛亥首義志士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值得大書特書。
縱觀百年來辛亥首義人物傳，獨立卷本、回憶錄、群像傳、紀念文集，林林總總，其中賀覺非先生著《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全景式地再現了400多名日知會會員、同盟會會員、文學社社員、共進會會員及其他革命志士的業績。賀先生作古數十年來，海峽兩岸又發現了一批新史料，辛亥首義人物傳記，有必要也有可能補充與完善。值此辛亥百年之際，由江漢大學楊衛東校長、涂文學教授主編，作家裴高才與鄧正兵教授聯袂主筆的這套《辛亥首義百人傳》，圖文并茂，再現了首義風云人物風采。
人物傳記是通過對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領域，進行系統描述、介紹的一種文學表現形式。作品要求“真、信、活”，按照胡適的說法是：“給史家作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這些年來，主編與主筆一直孜孜以求，筆耕不輟，碩果累累。在策劃此書時，作者曾郵來提綱征求我的意見。我的第一感覺是，此書有創意。也許是文人相惜的緣故，主筆特將參加首義又書寫首義的人物，以及從首義走出的文化巨匠，列為一個重點。在接下來由楊衛東與涂文學教授主持的選題論證會上，我提出了可將“花園山聚會”的代表人物列入等建議，還有學者提出補充劉藝舟、高振霄等頗具特色的人物。高才、正兵二君吸納這些意見，重新修改提綱。
就其傳主數量而言，此次推出的《百人傳》雖然不足賀著的四分之一，但其時間跨度延伸了，資料考證更精細了，諸傳的內容更豐滿了。所列傳主囊括了辛亥首義醞釀、宣傳發動、拱衛三鎮、二次革命與護國護法諸時段的典型人物，而且穿插了塵封百年的多幅辛亥志士手稿與文物圖片。正好與賀著相得益彰。
由于一批辛亥志士遷居臺、港及海外，大量史料分散在境外。為了求“真”，作者跨洋過海，到境外搜尋史料，訪問辛亥後裔與學者。同時，還尋訪辛亥志士故里，查閱方志、宗譜與家傳，考析地域文化對傳主的影響，不僅掌握了不少第一手圖文史料，而且對于勾勒傳主的成長史與心靈史有所裨益。
在資料的采證方面，作者力求做到“事信而不誕”。諸如作者從臺灣《湖北文獻》中查到：陽夏之戰華僑敢死隊總隊長馬超俊先生，曾向黎元洪毛遂自薦，前去游說海軍提督薩鎮冰一事。大陸早期出版物鮮有記載，我與賀覺非先生合著的《辛亥武昌首義史》也未提及。而馬氏所說的時間，又與史書記載有出人，作者不免產生疑慮。于是，便致信于我，讓我辨其真偽。作者在來函中說：
在馬超俊的口述自傳中，有關他送信給薩鎮冰一事，時間與尊著《辛亥武昌首義史》以及其他史料相左，極有可能是馬氏把時間記錯。也就是說，馬送信的時間，應該是他剛剛抵漢之時即11月10日面見薩鎮冰（因薩鎮冰于1 1月13日已經離開漢口），而不是漢陽失守馬超俊撤退之後（11月28日）。大陸有關史料記載給薩氏送信者，只有余日章、朱孝先和瑞典人柯斯。我當時是這樣回復的：
《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傳》所述送信薩鎮冰一事，其人、事可與胡石庵等人提供的記述相對應，故不大可能是馬編造的。至于時間相差較大，可能是馬氏晚年口述時記憶有誤。但材料有參考價值。
事後，我已經將馬超俊送信薩鎮冰一事，收入新版《辛亥首義史》，供大家賞析。
作為傳記，要真正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情真而不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表現辛亥志士的鮮明個性，作者不拘泥于正史的記載，而是結合方志、譜牒與辛亥志士手稿等，力求做到圖文并茂，把人物寫得有血有肉。在《蔡濟民》里，作者從蔡官田珍藏百年的九角十八星旗人手，從制旗、插旗、換旗、護旗、祭旗，到旗幟的顏色變化與珍藏故事，一一鋪陳，頗具可讀性。在解讀“黎黃陂”時，他首先從其撲朔迷離的身世破題，引人人勝；再談其坐鎮都督府，為號召天下起到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對于黎與袁世凱勾結，誅殺張振武後，武昌報界演繹的諷刺小說“床下都督”，娓娓道來。把這個半新半舊的人物個性，刻畫得淋漓盡致。而在述說陳時首義後棄政從教，毀家創辦私立中華大學時，以在家絕食，來描繪其辦學決心；當學校歷經戰亂，“糧道街無糧，米市街無米”時，他寧愿俯首效法武訓“行乞興學”，也要堅持“教育獨立”原則。因此被周恩來贊譽為“清苦的教育家”。讀後，讓人肅然起敬。
這套人物傳告訴我們，從鄉村走出的知識分子精英，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以“亡清必楚”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在辛亥首義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不論是花園山聚會、科學補習所、日知會、文學社與共進會等革命組織的骨干，如吳祿貞、藍天蔚、呂大森、張難先、劉靜庵、蔡濟民、潘康時、蔣翊武與孫武等，還是立憲派人士如湯化龍、范熙壬、劉賡藻等，不是在科考中取得功名，就是留日歸來，或是在新學中受到熏陶。有一次，黨人藍天蔚利用在湖北新軍任職之便，回黃陂招收了96名新兵，其中就有12個廩生、24名秀才。接下來，這些舉人、廩生、秀才和留學生，都成為運動辛亥首義的骨干。
也許是心靈相通，當年賀老創作了《武昌首義人物傳》後，又與我合作了《武昌首義史》；如今，當我與張篤勤重撰《辛亥首義史》時，衛東、文學、高才、正兵等又幾乎同步推出《辛亥首義百人傳》。我想，這既是向辛亥百年的獻禮，又是奉獻給首義志士的一束玫瑰，也是對賀覺非先生的追懷。
2010年12月29日于武漢珞珈山
（馮天瑜：著名史學家、武漢大學教授、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孫中山：從同盟革命到首訪武漢
吳祿貞：“花園山”醞釀“抬營”
藍天蔚：“拒俄義勇”關外稱督
王漢：暗殺鐵良身先死
胡蘭亭：牧師投身辛亥革命
劉靜庵：辛亥革命“第一鐵漢”
呂大森：科學補習所的革命所長
余誠：同盟會回鄂主盟第一人
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首義前夜灑熱血
劉公：首義候任大都督
孫武：共進會首掌軍務部
蔣翊武：文學社長“扛槍拖炮”
萬聲揚：花園山走來的文書局長
蔡濟民：首義軍政“大總管”
李白貞：雕刻都督第一印
李鵬升：點燃首義“第一把火”
熊秉坤·程正瀛：打響工程營第一槍
吳醒漢：“首義金剛”撐危局
馬榮：大刀奪取軍械庫
吳兆麟：陣前受命的總指揮
蔡漢卿：摧毀督署“第一炮”
鄧玉麟：效法梁山廣結義
張振武：民國第一冤魂
李西屏：都督布告代筆人
胡石庵：一支筆勝過十萬兵
周定原：戰時總司令部副官長
劉賡藻：省議員舉黎督鄂
黎元洪：首義中央大都督
湯化龍：首位湖北民政長
胡玉珍：陽夏光復的領導人
黃興：陽夏戰時總司令
宋教仁：為憲法犧牲之第一人
張知本：都督府首任司法部長
吳淑卿：首義女子北伐隊長
張竹君：戰時女子衛生隊長
高振霄：孫中山嘉獎的“甲等功臣”
張澄清：執掌首義義勇軍
馮鑄：鬻書助餉的神童書法家
季雨霖：從招討使到首任改進團長
劉心源：書法家掌湖北民政
夏壽康：都督府首任民政司長
夏道南：首義軍政府參議長
李廉方：提案“雙十”國慶日第一人
張純一·余日章：創作首義第一軍歌
薩鎮冰：首位起義的海軍提督
詹大悲·何海鳴·黃侃：《大江報》的三巨筆
譚人風：策動首義巧周旋
劉藝舟：“演戲都督”克登州
馬超俊：首義華僑敢死隊總隊長
劉玉堂：江湖革命之“劉大爺”
劉玉堂：湘將軍血灑漢陽
焦達峰：舉義都督身先去
甘績熙·方興·李翊東（西屏）：學生軍中三勇士
潘康時：深入敵後的奮勇軍
劉英、劉鐵：光復天門援漢陽
羅良斌：敢死隊長戰陽夏
梁鐘漢·梁耀漢·梁輝漢：鄂川謀動三好漢
黃申薌：與孫武的恩怨情仇
徐源泉：學生隊長擔大義
周兆熊：伴隨黃興赴戎機
向巖：“大布衣”自薦大總統
蔡輔卿·李紫云·馬剛侯：商會同奏“勞軍曲”
胡康民：民國首任審計科長
陳鎮藩：資州舉義誅端方
姚汝嬰：陽夏之戰好後勤
趙均騰：洪江馳援掌水師
董必武：從首義中走出的國家主席
陳時：創中國之最的首義教育家
李四光：從軍政府司長到“地質之光”
熊十力：從“日知”到“新唯識”
李書城：從“丈夫團”到農業部長
居正：從同盟革命到司法院長
范熙壬：從創辦《新譯界》到非常國會主席
嚴立三：清正廉潔、不營私產的好官
張難先：為國為民癡心不改的“怪杰”
石瑛：“石頭”會員建設能臣
萬耀煌：從陽夏督戰到湖北省主席
潘正道：首義護法興義師
彭矯：首義教官廣州勤王
李基鴻：恭迎孫文訪江城
胡祖舜：親臨首義的“開國實錄”
蔡良村：“民國公報”總經理
蔡寄鷗：我以我心書“血史”
曹亞伯：同盟會員撰“真史”
謝石欽：首倡“革命實錄館”
楊玉如：從《雄風報》到《先著記》
胡鄂公：身歷首義“卅三記”
喻育之：敢死隊員《百歲自述》
劉成禺：從《大同報》到國史館總編纂
章太炎：筆走烈士墓志銘
章裕昆：挺身舉義著“紀實”

1907年7月，吳祿貞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赴奉天（今沈陽），充督軍事參議官與教練處總辦。
這時，侵占朝鮮的日軍精心策劃的“間島”事件發生，清政府在查閱準備談判所需的文件時，竟拿不出一份精確、像樣的地圖作為佐證，以致清政府的外交大員在談判時引用的地圖，竟是翻印日本人篡改過的版本。結果首次談判，正中侵略者下懷。
為扭轉被動局面，吳祿貞受徐世昌的派遣，前往延吉負責邊務，以便徹底揭穿所謂“間島懸案”的真相。
吳祿貞領命後，帶領兩名助手和6名測繪員“冒暑就道，跋涉山水，窮極邊塞”，備嘗艱辛。他們取道敦化縣到延吉，赴琿春，沿圖們江北岸東進登長白山，對邊界進行實地測量，繪制地圖。這是歷史上中國對延吉境內的第一次全面勘測，歷時73天，行程2600多里，凡是與中朝界務有關的地段，都逐段進行了精密測量，獲得了大量勘測數據和資料。隨後據此制成了有史以來最為翔實準確的《延吉邊務專圖》（即“延吉廳專圖”）。這張地圖和1908年4月寫成的長達10萬字的《調查延邊邊務報告書》，以及其他歷史文獻，成為清政府對日交涉中的重要依據。
談判需要軍事實力支撐。可是，當時延吉只有吉強軍數營，而在吳祿貞身邊的騎兵、步兵不足200人，沿江防務處處吃緊，一旦發生不測，邊防形勢便岌岌可危。為了有效地與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吳首先派兵對龍峪衙門進行保護，并訓令當地長官不得離開任所，照常處理事務；同時在延吉各處張貼安民告示，揭露齋藤一伙的侵略行徑，安撫當地百姓。吳祿貞還采取了必要的應急措施，將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軍的繼續侵入；又調集民間的人力維持治安，以防止出現突發事件給日本人侵提供借口。
齋藤本以為用偷襲的手段侵占延邊可以輕易得手，不料卻遭到了當地軍民的頑強抵制。雙方一時處于僵持狀態。
吳祿貞知道，倭寇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于是，他不斷上書清政府，激陳日軍重兵壓境，敵我力量懸殊，形勢十分嚴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他得到的答復只是“穩慎和平、鎮靜維持”的諭旨。
正當雙方對峙的關鍵時刻，吳祿貞忽然眼前一亮。那是在他前往長白山下的夾皮溝一帶調查邊務時，曾經遇到一支駐扎在皮夾溝金礦的民間武裝，足有三千之眾。
夾皮溝地處吉林省樺甸縣東南，自清咸豐末年起，被稱為“韓邊外”的祖孫三代人，在這里率眾淘金墾荒，組織武裝，勢力漸大。由于金礦地處偏遠，官兵無力進剿，政府只好采用安撫的辦法，給當時的首領韓憲宗委以官職，後又授予憲宗之孫韓登舉守備之職，復升為都司。韓登舉雖然接受了官職，卻不受清政府節制，仍然嘯聚山林。這支武裝也成了日寇侵占金礦資源的一塊心病，日方多次潛入夾皮溝一帶，軟硬兼施，企圖迫使韓登舉屈服，均吃了閉門羹。
1907年8月底，吳祿貞揣著一位綠林朋友的引薦信，和他的助手周維楨、李恩榮一道，以俠士的名義來到了韓登舉的府邸。韓對吳的到來給予盛情款待，席間，吳祿貞借機向韓揭露了齋藤季治郎率兵強占延吉地區的真相，一席話說得這些綠林好漢義憤填膺。吳見時機成熟，便說明了來意：“大敵當前，我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如果退縮忍讓，國家亡了，我們還有活路嗎？”但對方唯恐官府追究，吳就言與總督過從甚密，并打開包袱讓其觀看自己的官服，頓時，解除了對方的後顧之憂。一時間，韓氏手下群情激奮，齊聲說：“愿意聽從吳大哥的指揮！”于是，吳祿貞當即“斥金數千，購牛羊數十頭”犒賞眾人。
隨後，經吳祿貞組織訓練，這支武裝修成正果，并在韓的帶領下，開到局子街附近駐扎下來，捍衛邊防。 有了這支隊伍做後盾，1908年11月7日，吳祿貞斷然下令查封了日本人侵占的天寶山銀礦。次日，吉林巡撫照會吉林日本領事，宣布立即取消漢奸與日方簽訂的“草約”。繼而，東三省總督照會日本駐吉林領事，下了逐“客”令。中國終于收回了天寶山銀礦的主權。
到了11月17日，吳祿貞正式向齋藤季治郎下達“最後通牒”，在一所寺廟內同日軍進行了第一次面對面的較量。
據傳，吳祿貞留日期間，與齋藤季治郎曾有一段師生之交，齋藤挾著驕橫之氣而來，滿以為可居高臨下，輕易迫使吳祿貞就范。
當齋藤季治郎來到寺廟時，不禁大吃一驚：只見四周龍旗招展，數千中國官兵荷槍實彈，排成密匝匝的方陣，站滿了山前山後。雖然服裝并不整齊，但其陣勢威嚴，個個精神抖擻。難道這些中國官兵是從天而降？
吳祿貞見心理戰初步見效，便用日語有禮有節地發問：“這里是中國領土，你們為何擅自侵占？！”
“這里本屬朝鮮管領，現在朝鮮是日本的保護國，我們奉命對韓民加以保護，你不要在此滋生事端。”齋藤狡辯道。
“我是朝廷命官，奉命駐于此地，你們幾日前才強占這塊地方，反倒說我們在這里生事？如果不馬上退出這里，我們只有用武力解決了！”吳祿貞怒不可遏地反駁道。
齋藤的態度雖有所收斂，但仍強詞奪理：“你要求我們退出此地，可以送達文書到朝鮮統監府，如果有了統監的命令，我們就退去，不然是不可能的。”
吳祿貞斬釘截鐵地回敬道：“我的責任是保護國土不受侵犯，不是同貴國外交談判。外交談判與本官毫不相干，那是本國外交部與貴國外務省的事，因此請不必多言。”
“此事關系重大，你不要過分自信！”齋藤惱羞成怒地警告說。
“我固守國土，系職責所在，義不容辭，何謂過分呢？”吳祿貞義正詞嚴地反駁道。
齋藤理屈詞窮，軍事上也呈弱勢，自己陰謀一時難以得逞，只好自己找個臺階：“好吧，我回駐所後，電告政府，再來同你交涉。”然後悻悻退出會場。
吳祿貞連夜趕回奉天，向總督徐世昌報告與日本交涉情形，得到總督嘉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