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背叛：溥儀與“九一八”（簡體書）

; 《皇帝的背叛——溥儀與九一八》由王慶祥編著。 《皇帝的背叛——溥儀與九一八》講述了：“九一八”事變，從國內來說，是抗日戰爭的肇端；從國際上來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對溥儀本人而言，是人生的一大拐點，“九一八”被國人視為“國恥日”，溥儀當年選擇離津出關，就是選擇了永遠的屈辱。

; 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一生有三大拐點，也可以說是三度轉身，這正是他的傳奇之處。作為清朝宣統皇帝的登極，是其一生中第一個拐點，第一度轉身，由此走上人君的寶座；而“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則促成溥儀走上叛國之途，這是他一生中的第個二拐點，第二度轉身，很沉重，因為它與東北淪陷緊密相連，與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緊密相連；1959年的特赦，溥儀由戰犯變成公民，成功實現了改造，這即是他經歷的第三個拐點，第三度轉身。三大拐點，三度轉身，鑄就了溥儀一生的傳奇。 辛亥革命後，溥儀固然已經退位，卻并沒有完全離開中國政治的舞臺。 他利用其歷史的影響力，并企圖利用中國舊軍閥勢力，甚至還想利用對中國懷有各種政治企圖的帝國主義國家勢力，特別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以恢復在他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權，結果反而被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所利用，而成為他們侵略中國的幫兇，出賣了我國東北的大好河山，淪為抗日戰爭的革命對象，淪為人民公敵，這正是溥儀第二度轉身之後所面對的沉重現實。隨著中國人民最終贏得這場戰爭的偉大勝利，溥儀作為民族罪人，又經歷了偽滿垮臺後的逃亡、被俘、囚蘇和引渡，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10年，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國家里又經歷一場改造，最終成為合格的新中國公民。 迄今還沒有一部專述“九一八”事變影響溥儀一生的著作，筆者因此想做一件事，就是要展示、評說“九一八”事變與溥儀密切關聯的事件、人物和歷史情節。 1931年9月18日，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歷史上最恥辱的一天，對溥儀來說，則是他最有罪惡感的一天！在侵略者的炮聲中，他想到的不是危機中的祖國和苦難中的人民，而是“借助外力，復辟大清”這八個宇。由此掉進了日本軍國主義頭目精心設置的政治陷井，開始了長達14年“叛國皇帝”的屈辱人生。以後無論在東京法庭上，還是在撫順改造中和特赦以後，溥儀對這段屈辱生活的痛苦回憶和無限追悔，都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筆者從相關歷史檔案及專業研究的論述中，從不同的角度、各異的層面，著意對“九一八”事變與溥儀緊密關聯的那段歷史，予以準確表述，盡可能鮮活地還原歷史原貌。 筆者還希望能與萬千讀者共同體會溥儀在其一生經歷的每個階段，即在 “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當年、在被俘囚蘇期間的東京法庭上、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改造歲月和特赦後作為普通公民的快樂生活中，對歷史上同一重大事件——“九一八”事變所發出的并不相同的表述，這也恰恰表現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深刻變化。 翻開這部《“皇帝”的背叛》，或許能夠更清晰地感受到一個真實的溥儀，看到偽滿政權建立的真相，而這也正是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一章、一節或一頁。

“九一八”事變與溥儀一、罪惡與選擇/002 歷史之辯、國內外爭奪與溥儀的選擇溥儀從旅順到長春從“勸進”到屈就“執政” 手簽賣國密約假面國聯調查二、可憐的“皇後”/026 婉容受騙出關婉容在旅順偽滿初年悲情的婉容籠中偽後痛苦最深的女人婉容不應該被遺忘三、文繡來過長春嗎？/054 四、“御弟”溥杰的人生歷程/059 溥杰在“九一八”事變前後 “康德御弟”溥杰的人生歷程溥杰與長春的新篇章五、兩位“帝師”不叛主/073 “帝師”陳寶琛一往旅順兩赴長春——忠于民族不叛主莊士敦、“康德皇帝”和《龍歸故里》六、難為了兩“總理”/093 溥儀的“總理大臣”鄭孝胥遭貶真相溥儀的另一位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張景惠和他的兒子張紹紀七、溥儀身邊的日本人／108 “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的10年長春生活 “黑夜皇帝”的凄惶落幕八、被改變的溥儀和汪精衛/119 溥儀當年談“九一八溥儀手稿：今天是辛未年元旦吉辰（1931年2月17日）/124 溥儀給金秉藩、郭繼英的手諭（1931年3月18日）／124 溥杰致溥儀的信（1931年6月24日）/125 溥杰致溥儀的信（1931年7月3日）／126 溥杰致溥儀的信（1931年9月20日）/127 溥儀專就“東行”與否發布“諭旨”（1931年10月4日）/128 溥杰致溥儀的信（1931年10月7日）／128 溥儀就時局發表談話（1931年10月10日）／29 溥儀給日本陸相南次郎的黃絹信（1931年10月11日）/130 溥儀致頭山滿的黃絹信信底（1931年10月11日）／31 溥杰致溥儀的信（1931年10月25日）／131 溥杰致溥儀的信（1931年10月31日）／132 潤麒致溥儀的信（1931年10月31日）／133 溥儀回憶1931年11月2日在天津靜園與土肥原賢二會談情況/134 溥儀離開天津靜園的臨別留言（1931年11月13日）／41 溥儀的“密諭”（1932年1月17日從旅順傳回天津）/142 談判理由十二條（1932年2月19日）／142 溥儀回憶1932年2月末在旅順與板垣會談情況／144 溥儀在旅順發出“第一次答書”（1932年3月3日鄭孝胥代讀）/148 溥儀在湯崗子發出“第二次答書”（1932年3月7日鄭孝胥代讀）/149 溥儀前往長春的聲明（1932年3月8日）/150 溥儀發表《執政宣言》（1932年3月9日）1151 溥儀發表《執政就任詞》（1932年3月9日）1151 溥儀發表《執政答詞》（1932年3月9日）/153 溥儀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交換文（1932年3月10日）/153 溥儀會見聯合國調查團長李頓的談話（1932年5月3日）/154 溥儀簽可密約（1932年8月18日）/156 溥儀批準《日滿議定書》（1932年9月15日）／156 溥儀在簽訂《日滿議定書》的酒會上致詞（1932年9月15日）／157 溥儀密諭胡嗣瑗（1932年9月20日）／158 日本內閣對“九一八”事變的追認（1932年9月22日）／159 溥儀為日本政府承認滿洲國頒布“教書”（1932年10月8日）/160 溥儀與“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談語（1933年11月6日）／161 溥儀在東京法庭上談“九一八迷茫的飛行去作證還是去受審？/165 第一次出庭：溥儀出關之謎/169 第二次出庭：“猴戲”主角的自白／176 第三次出庭：不鉆律師們設下的圈套/187 第四次出庭：物證與舌戰/193 第五次出庭：布萊克尼少校的殺手?/197 第六次出庭：溥儀受人唆使了嗎？/200 第七次出庭：駁倒了清瀨一郎/203 第八次出庭：又擊敗了馬泰斯/210 退庭之後歷史并沒有完結/212 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談“九一八一、溥儀筆供：詳細履歷和罪惡事實（1954年6月1日）/218 二、愛新覺羅·溥儀補充筆供：我的“認罪書補充”（1954年6月21日）/240 三、我完全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藥籠中物”了/243 （一）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所謂寓公生活（二）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勾結（三）和軍閥、政客的微妙關系（四）和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眉來眼去（五）“遺老”的包圍（六）東陵的挖掘事件（七）我的反動思想愈發抬頭（八）“九一八”事變和“天津事件（九）接二連三的所謂“恐怖事件（十）土肥原賢二和我的互相勾結利用（十一）汽車廂底的“奇貨” 溥儀在特赦後談“九一八從我的經歷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274 後記

; “九一八”事變給溥儀帶來重大轉身，同時也給他帶來了終生的自責和永遠的悔恨。筆者有幸得以集中起溥儀一生的親筆手稿，發現“九一八”事變正是他重復最多的一句用語，即加了引號的五個漢字！一、罪惡與選擇 1961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溥儀的長篇文章《從我的經歷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在紀念“九一八”事變30周年的日子里，溥儀回首往事，百感交集，他感謝政府和人民把他引上新生的道路，同時又因歷史上背叛祖國的行為而痛心和羞愧。他以親身經歷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蓄謀、策劃、制造“九一八”事變的真相。溥儀的現身說法，對于提醒中國人民勿忘國恥、居安思危、振興中華，是有教育意義的。歷史之辯、國內外爭奪與溥儀的選擇 歷史證明，“九一八”事變絕不是偶然的，在發生事變的半年以前，溥儀在天津“行在”里，至少有四次已經感受到作為日軍武裝占領中國東北地區這一歷史事件的先聲，靜園則是一處最能印證“九一八”事變久有蓄謀的歷史風貌建筑。 第一次是在1931年2月21日，日本國會議員高山山本前來洽談委托調查農墾及籌建亞細亞洲教會事宜，溥儀方面領銜談判的就是陳寶琛，所謂“農墾調查”，實為特務活動；所謂擬以溥儀為“盟主”的“亞細亞洲教會”，實為傀儡演習。 第二次即1931年7月23日，溥杰從日本回國度假，把當時在鹿兒島某聯隊任大隊長、後來成為“康德皇帝”“帝室御用掛”的吉岡安直透露的日本軍方的消息傳遞給溥儀，大意是日本對張學良的統治不滿，或許將在中國的滿洲采取行動并迎立溥儀，因此“宣統皇帝有希望接管滿洲統治權”。 第三次在1931年7月29日，日本華族水野勝幫子爵訪問天津的時候，向溥儀贈送了寓意明顯的扇面，上寫“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謂溥儀“ 臥薪嘗膽”，必有以報。 第四次則是溥儀派往日本東京打探信息人員回報的，這人便是陳寶琛的外甥劉驤業，他赴日時還帶去若干書畫以為掩護，于1931年8月18日返回天津。 溥儀對“九一八”事變不但有所預知，且有一種積極的態度，它直接導致溥儀邁出叛國的一步。 “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即在9月下旬，溥儀就派出陳寶琛的外甥劉驤業密赴東北，會見滿鐵總裁內田康哉和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摸底；派佟濟煦聯絡東北遺老；派商衍瀛游說東北將領。 溥儀也為“駕幸東北”做了種種準備。 1931年10月11日，溥儀派遣家庭教師遠山猛雄，帶御筆黃絹信赴日會見日本陸相南次郎和日本黑龍會首領、大國民議會議長頭山滿，請他們協助完成復辟大清的事業。 給陸相南次郎的信中寫道：“今者欲謀東亞之強固，有賴于中日兩國提攜，否則無以完成。如不徹底解決前途之障礙，則殷憂四伏，永無寧日，必有赤黨，橫行災難無窮矣。” 給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的信中寫道：“溯自辛亥禪政，瞬已廿載，水深火熱，民不聊生。必如何奠安東亞，拯蘇民生？深望閣下加以指導。茲遣家庭教授遠山猛雄往見，諸當面詳。此致頭山滿先生閣下。” 兩封密信上面均有“宣統帝”玉璽和鄭孝胥的簽名副署。溥儀想直接摸摸日本人的底細，想利用“九一八”之後的政治形勢復建大清帝國，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軍閥身上，這也能證明溥儀出關并不完全是被動的。 與此同時，在靜園里“主拒”派陳寶琛和“主迎”派鄭孝胥之間，圍繞 “九一八”事變之後溥儀如何借用事變實現復辟大清理想，是否應該出關，而展開了一場歷史之辯，這場辯論就發生在靜園主摟一層議事廳內。朱益藩、陳曾壽和胡嗣瑗等參加了辯論。靜園成為“主拒”派與“主迎”派歷史之辯的是非殿堂。 老臣陳寶琛歷來穩健，不相信能夠借助外力而實現復辟清朝的政治理想。他認為當前時局未穩，前景未明，皇帝出關的時機并不成熟，仍須繼續觀察。他力勸溥儀“不可貿然輕信，要慎重從事，恐其中有詐，局勢混沌不分，貿然從事，只怕去時容易回時難”！ 鄭孝胥則極力主張“要想復辟成功一定要借助外力”，只有依靠列強的幫助，才能實現。他還認為，“事變”後日本人一定會迎請皇帝去東北主政，則復辟大業就可以實現，因此主張溥儀應該立即前往東北主持大計。 胡嗣瑗主張暫時不要有所行動，要“靜觀變化”，等時機成熟相機籌之。他認為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與日本駐津領事館尚不一致，不可靠一個，背一個。東北的局勢變化、國際列強的真正態度，以及“民心”趨向等等，目前還未見分曉，輕舉妄動有損無益。 各派互不相讓，爭論不休。日本軍界要員和蔣介石的代表也在爭奪溥儀。 1931年9月30日，溥儀前往海光寺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住宅中，會見關東軍參謀部陸軍大佐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及帶著東北保安副總司令張作相的參謀長、遠支宗室熙洽親筆信的羅振玉以後，就已經傾向于憑借日軍支持，先據有祖宗發祥地——滿洲“主持大計”，“再圖關內” 了。 11月2日，溥儀接見鄭孝胥、鄭垂、夏瑞符、商衍瀛、何海生、吉田忠太郎通譯官、土肥原賢二。1930年曾任天津特務機關長，次年又調任沈陽特務機關長，能說一口流利北京話和幾種中國方言的土肥原賢二來到靜園“晉見溥儀”。溥儀原本是想利用“九一八”之後的政治形勢復建大清帝國，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軍閥身上，但不是要去當傀儡。土肥原為了讓溥儀上鉤，甜言蜜語，施展騙術，“代表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表示，“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而是誠心誠意地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他“到東北去主持一切”。當溥儀問“這個新國家是什么樣的國家”時，土肥原說“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皇帝完全做主的國家”。溥儀又問“是共和，還是帝制”時，土肥原又肯定是“宣統皇帝一切都可以自主”的“帝制”。這些甜言蜜語征服了溥儀，他決定出關，結果上當了。 嗣後蔣介石也派員秘見溥儀，說明只要溥儀答應不遷往東北或日本定居，可以恢復清室優待條件，可以隨意住在北平或南京，溥儀拒絕。這其中的深層原因不能不歸究到發生于1928年8月的孫殿英盜陵事件：國民黨第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率部盜掘河北遵化馬蘭峪乾隆和慈禧的陵寢後，溥儀又氣憤，又悲傷，在張園內擺設乾隆和慈禧的靈位和香案祭席，每天舉行三次祭奠，發誓“報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靈”。蔣介石雖曾派出閻錫山查辦此事，最終卻“決定不予追究”，這無疑更讓溥儀“咬牙切齒地痛恨著蔣介石” 了。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