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往返於電氣時代與石器時代的知識巡遊（簡體書）

《網(往返于電氣時代與石器時代的知識巡游)》由詹姆斯·伯克編著。
《網(往返于電氣時代與石器時代的知識巡游)》內容簡介：作者伯克引領我們在貫穿古今的知識之網中做了一次迷人的穿梭旅行。他向我們展示了這次航程的妙趣所在，介紹了一些看似沒有關聯的觀點和新事物是如何跳躍、糾結于這個巨大的、各部分相互交織的知識之網的。例如：從卡門渦街到相對論，從香檳酒瓶到壁紙設計，從聖女貞德到曲藝雜耍再到野牛比爾。伯克讓我們看到，事物之間其實彼此關聯，構成一種網狀知識系統。
伯克欲通過穿梭式的旅行方式展現“關聯”這一主旨。他打破了復雜的概念局限，以一種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讀者傳播知識。無論你是高中生還是博士生，都絲毫不會影響你同伯克共同遨游知識之網。在這次旅行中，你會遇到從石器時代到電氣時代的近150個網關，且對每個網關而言，終點即是起點。
文中所述是一個個鏈接在一起的故事，意在令讀者通過讀故事領悟到一種新的、更恰當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因為無論方式如何，我們全是“關聯”在一起的。只有理解現代世界相互關聯的本質，我們才有望識別復雜的變化形式，實現創新和進步。

作者:(英)詹姆斯?伯克
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他的著作包括暢銷書《雙軌》(Twin Tracks)、《聯系》(Connections)、《彈球效應》(The Pinball Effect)、《宇宙改變的那一天》(The Day the Universe Changed)、《知識網》(The Knowledge Web)、《明天的世界》[Tomorrow's World，與邁克爾·萊瑟姆(Michael Latham)和雷蒙德·巴克斯特(Raymond Baxter)合著]，以及《制斧者的禮物》[The Axemaker's Girl，與羅伯特·奧恩斯坦(RobertOmstein)合著]。他為《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月刊專欄撰寫文章，他還是學習頻道上播放的電視系列片《聯系3》(Connections 3)的導演、作者兼主持人。他現居住在倫敦。

詹姆斯·伯克編著的《網(往返于電氣時代與石器時代的知識巡游)》所說的“網狀”知識體系，待發展成熟時，一定是海納包容的。而不是封閉排他的。將現代交互式網絡通信系統和海量數據儲存能力結合起來，應該可以確保無論如何變動，任何資料都不會丟失。對執業者而言，沒有哪個科目或技能會神秘到求之不得的地步。因為他們的技能是市場需要的，而這個市場并不限于一地，而是覆蓋全球。

這個世界變化真快，一般人對此的反應讓我不禁想起一位抑郁癥患者，他撂下工作，跑到海灘上去休養了。幾天後，他的心理醫生收到他寄來的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這幾天心情奇好。請問為什么？”
新事物常令人驚奇，因為新創意冒出的過程既是無心插柳式的，又是由此及彼、相互誘發的。即便是直接參與創新的人，也未必能預料到自己的研究會產生什么結果。比如，19世紀香水噴霧器的發明者和發現石油裂化可生成汽油的化學家，絕對想不到這兩樣東西有一天會結合在一起，變成汽化器。19世紀80年代，合成染色劑剛發明不久，一日，德國學者埃爾利希(EhrIjch)看見這種染色劑濺入一只培養皿的培養液里，將一種細菌殺死了。試想，要不是碰巧瞅見這一幕，埃爾利希還會成為第一個使用化學療法的人嗎？歐洲浪漫主義運動倡導者提出了“自然哲學”的概念，即自然是在各種對立力量的調和下演變發展的。試想，如果沒有這套自然哲學理念，奧斯特(0ersled)還會想到“調和”電與磁，繼而發現電磁力嗎？有了電磁力，現代電信學才成為可能。
說實在的，連從事研究的人自己都沒有領悟到其中的真諦，尋常百姓就更別提了。不過，即便有了科學與技術研究又能怎樣？現有的學科門類少說也有兩萬多種，每門學科都有一群專職學者在盡心竭力地更新著他們昨天的研究成果。
這些整天琢磨著“翻天覆地”的人起碼被兩個強有力的因素推動。第一，科研搞得越專業，就越獨到，才能真正做到獨此一家，別無分店，這樣成名成家的機會就越大。所以，對于許多科研工作者來說，追求的目標就是專而精——研究范圍越來越窄，而在此范圍內鉆研得越來越深，而後再用精密的語匯把自己知道的表述出來。這些精密的詞語連同行都看不懂，更別說一般人了。
第二個動因是CEO——首席執行官。在變化紛紜的世界里，一個公司要生存下去，只有鼓勵旗下的專家先行一步，變在前面。想在市場競爭中取勝嗎？那就必須使奇招，出乎對手的意料。無疑，這樣出招也常常弄得消費者一愣一愣的。今天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論變化之速，沒有哪個領域能趕得上電子技術，用戶這邊還在看說明書呢，那邊說明書上描述的電子小玩意兒已經被淘汰了。
在過去的120000年中，知識就是按上述方式產生和傳播的，所以我們一直生活在長期失衡的狀態。新石器時代早期，人們要傳授精細且有序的石器制作技術，這就需要使用精確、有序的聲音，據說語言就是這么產生的。語言的有序性方便了人使用精確的詞語來描述世界。這套原本為削磨石頭而總結的程序，最終演變成了供人們琢磨天地萬物的工具。這種把實在分解為一個個組成部分的辦法就是還原論(reductiorism)的基礎，17世紀西方世界勃然而發的科學就源于此。簡單說吧，把東西拆開來看個究竟，知道是怎么回事，科學知識就是這么來的。
幾千年來，這種研究方法傾向于把知識分成更小、更專業的部分。譬如，傳統博物學經過幾百年演化，逐漸分成有機化學、組織學、胚胎學、進化生物學、生理學、細胞學、病理學、細菌學、泌尿學、生態學、種群遺傳學和動物學等學科。
這個分化拆解過程將來會減少或停止嗎？誰也不敢說。但自達爾文(Darwin)時代以來一直為人們所稱道的“進步”的實質就是這個。我們今天的生活如果算得上是一切可能存在的物質世界中最美好的生活的話，那也是靠專業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才實現的，這些成就讓我們擁有了現在的一切：小到吸水性好的尿片兒，大到直線加速器。生活在技術先進的國家，我們的健康水平、富裕程度、活動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比歷史上任何時代的人都要高，因為我們身後有無數專業研究者，終日咂著鉛筆頭，絞盡腦汁在搞發明創造。 不過，這兒也有個問題：極少數人知識面越來越窄，了解的越來越深：而大多數人知識面越來越寬，但了解的內容卻越來越淺。放在過去，這不算什么問題，因為歷史上文盲占大多數，大家活著都費勁，誰還在乎知識是多是少。那時候，技術供應有限，僅夠少數精英決策者之間分享。
確實，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實現了多樣化，知識逐漸普及，借助字符、紙張、印刷術、通信等信息媒介傳播給蕓蕓大眾。但同時，信息媒介系統也增加了專業知識的總量。傳播給普通大眾的知識常常不是過時的，就是對精英分子而言不再有重要的價值了。另外，隨著專業知識的增加，擁有信息的人群和未擁有信息的人群之間的鴻溝也加寬了。
但凡在知識的產生、儲存和傳播能力有重大提高之時，“信息浪潮”就會隨之而來，跟著便是創新水平的陡然提高，這讓精英們更加權大勢高。不過。一種技術遲早要被公眾所掌握，當掌握者多到一定程度時，上述格局就會被打破。紙于13世紀傳人歐洲，鞏固了教會和君主的權力，但同時也造就出了商賈階層，最終是商賈階層站出來，挑戰教會和君主的權威。印刷術為羅馬教會強迫百姓服從安分提供了手段，豈料不久路德(Luther)卻用它發動了一場宣傳戰，最後創立了新教。19世紀後期，軍事技術發展了，打一仗能死幾萬人；制造技術提高了，卻讓千百萬工人斷了生計。新式印刷技術間接幫助了激進派和改革派，因為此技術便宜，他們可以通過它來印報紙、印小冊子，表達激憤和抗議。
20世紀中期，科技知識遠遠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能力(就算是知識比較豐富的人也不行)。在冷戰的刺激下，計算機技術取得了長足進步，經濟政治勢力集團有權傾天下之勢，其權力之大亙古未見。一時間眾說紛紜：什么“老大哥”政府，什么跨國公司的統治，什么儲存每個人的個人檔案的中央數據庫，還有什么人種逐漸趨同、有朝一日大家同住在一個巨大的“地球村”。國家產業化、企業產業化不受絲毫約束，最終造成了全球變暖的初象：脫韁野馬般的污染使動物種群銳減；烈火刀斧之下，熱帶雨林以駭人的速度撲倒在地。
不過同時，電腦和電信技術的成本不斷降低，這使得上述變化可以在一個空前廣大的公共論壇里被討論。人們通過廣播、電視對這個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感到有必要采取緊急措施，保護其脆弱的生態系統和更加脆弱的文化多樣性。20世紀末出現的無所不在的互聯網以及廉價的無線技術，為億萬人民提供了參與其中的機會。
然而，稀缺文化與我們相伴了數千年，面對今後數十年技術將強加給我們的責任，我們尚未做好充分的準備。還原論、代議制民主以及勞動分工，這些事情往往交給專業人士去處置，但專業人士對其工作的分支脈絡的認識并不比其他人深刻，而且這種狀況還在加劇。
其結果是：國家和國際機構嘗試以過時的機制去應對21世紀的問題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舉個例子：英國最近有一件針對個人的訴訟案，立案的根據竟是"obscene'’(缺乏，缺席)一詞在15世紀的詞義。1800年以後，醫界成規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在一些地方，科學和宗教對生命的界定仍然各執己見、相互抵觸。
當初西方制度的建立為的是處置那時的具體問題，這些制度現在仍舊和當年一樣運作著，好像這世界就不曾改變似的。15世紀，民族國家創立了代議制民主，為什么？因為那時沒有電信。17世紀，探險家們開辦股市，為什么？因為他們需要錢作後盾。11世紀，阿拉伯世界的知識涌入西方，西方趕緊創立大學，為什么？因為要為牧師班的學生們處理新的資料。
未來幾十年，可能許多社會性機構將嘗試通過虛擬化而適應新情況，像銀行早已開始做的那樣，直接向個人提供服務。不過，它們提供服務的新途徑將令它們不得不面對越來越多樣化、分散化的需求；這些需求會改變它們開展業務的方式，讓它們重新明確目標。就教育而言，過去的還原論者注重專業化，強調反復檢驗，帶有鮮明的還原論色彩，今後這必然要被一種更靈活的能力概念所取代。曾經讓人們窮其一生擔負的工作任務將逐漸被機器接管，專業技能也許僅剩下供人探索舊事的價值。在一個記憶和經驗似乎不再有價值的世界里(這并不新鮮：宇母表以及後來的印刷術都造成過類似的威脅)，當然還是要找其他方法來評價智力的高低。
以後，企業員工將分散在全國各地、全球各地，分散成千家萬戶、百組千團。他們直接跟千百萬客戶打交道，所以溝通技能很可能比大部分技能更有價值。也許擁有這種溝通能力的人，先前會被認為不適合在企業工作。比如，在舊的生活環境中，他們可能太年輕，或太老。或離工作地點太遠。將來肯定也需要一套虛擬教育系統來處理各種問題，比如全球各地學生的多元文化問題：他們將多種經驗、看法和目標帶進一個班里。說到國際法。大家看看近時涉及色情、版權的案子就知道到時候法律問題會有多麻煩了。
本書并不想嘗試解決上述的任一問題，而是想提出一種也許更符合21世紀需要的知識觀。有些讀者無疑會認為這種方法可作為近年來“弱智化”傾向的明證。不過，當年第一臺印刷機誕生、第一批報紙刊印、第一批計算器投入制造的時候，就有類似的議論；當年首次從課程表里刪除拉丁語，也遇到過如此議論。
本書所說的“網狀”知識體系，待發展成熟時，一定是海納包容的。而不是封閉排他的。將現代交互式網絡通信系統和海量數據儲存能力結合起來，應該可以確保無論如何變動，任何資料都不會丟失。對執業者而言，沒有哪個科目或技能會神秘到求之不得的地步。因為他們的技能是市場需要的，而這個市場并不限于一地，而是覆蓋全球。
另外，使用外部記憶設備——簡單的如字母表，復雜的如筆記本電腦一似乎并沒有使人類的智力退化；相反，每每有新的工具問世，人類的智力都會有一次提升。有些技巧，像機械記憶，會用得越來越少，但作為一種本領，好像并不見得要消失殆盡。很多情況下，機器接管了重復性工作，把人解放出來，讓他們在更高的層次上施展本領。
最新的交互式半智能技術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向我們展示了上述前景。從前，人類的大腦為技術水平所限，不能實現最優運作，因為按照還原論主張的線性的、離散的方式運作，大腦總也達不到最佳狀態。現在，交互式半智能技術要給大腦不能進行最優運作的時代畫個句號。健康的大腦平均有1D00多億個神經元，每個神經元借助千萬個樹突與其他神經元聯絡。據說，信號在這個神經系統內部傳遞時，可以選擇的路徑比宇宙中的原子數目還要多。就拿“識別”這類最基本的運作來說。大腦一次能夠調用許多不同的進程來應對外部世界發生的事件，從而迅速識別輸入信息可能存在的危險模式。
目前，人們正在研究由半智能交互系統驅動的網狀知識系統，說不定某一天，上述的模式識別能力會構成網狀知識系統最為實用的特征。本書希望向諸位讀者展示，學會識別思想、人、事件之間的關聯模式是認識信息環境和信息相關性的第一步。網狀知識系統的社會意義是令人振奮的，因為有了它們，普通百姓很容易了解創新的相對價值。畢竟為核電站選址時，沒必要非得弄懂了放射性衰變的數學式才能決定建在何處。我希望讀者意識到。這種知識觀可以成為一種途徑。讓那些沒受過所謂正規教育的億萬人分享到選舉權，實現民主參與程度更高的治理。
文中所述是一個個鏈接在一起的故事，意在向讀者介紹再過幾十年可能啟用什么類型的信息設施。我不愿詭稱文中所述不止是一次預演，但希望讀者通過這些故事領悟到一種新的、更恰切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因為不論方式如何，我們全都聯系在一起。
詹姆斯·伯克
1999年于倫敦

引言
如何閱讀本書
1. 反饋 1
2. 取名趣事 22
3. 扔掉蘋果 41
4. 隱形物 60
5. 生活不易 79
6. 簡單的東西 100
7. 特殊的地方 119
8. 火從天降 139
9. 重水飛濺 157
10. 聯系 177
參考文獻 195

反饋
本書將帶您穿梭于廣袤無際、內在元素叉相互聯系的知識網，讓您領略一下在信息過載問題解決之後，2l世紀我們的學習經歷會是什么樣子。
就技術所引起的信息過載而言，古人對其作出的反應和今人差不多。中世紀的歐洲剛有紙張那會兒，英國聖阿爾班斯教堂的主教薩姆森(Samson)就發牢騷，紙會比動物皮做的羊皮紙還要便宜。所以人們一定會用紙寫下很多毫無價值的詞句，而紙又不如羊皮紙結實耐久，到頭來，拿紙記錄的知識必定會隨著紙張的腐爛而消失。15世紀發明了印刷術，又有人說怪話：印刷本會讓“那些根本不需要看書寫字的人”迷上看書寫字。莫爾斯(SamuelMorse)發明了電報，要把緬因州和得克薩斯州兩地連接在一起，不料卻招來一句詰問：“緬州和得州有什么說的？”20世紀，電視臺越來越多，節目越來越多，有些人又擔心節目內容低俗化，即所謂的“弱智化”(dumbing-down)問題。
舊觀念認為。新的信息技術對社會穩定不利，所以用各種辦法限制新技術的應用。譬如，古埃及只允許少數執政官員學習書寫技能：中世紀的歐洲要造紙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批：16世紀，從印坊出來的印刷品都要經過教會和政府的審查；17世紀，圖書館誕生，一開始是不對公眾開放的；19世紀，歐洲的電報和電話全由政府部門控制。
以前，關注信息過載問題的一般只是少數有文化的官員，還有管著他們的墨水不多的主子。現在不一樣了，21世紀筆記本電腦是PB’級的，人們可以隨意上網，由此形成的信息過載對社會穩定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就其規模和速度而言，要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代。未來幾十年，電腦和互聯網的用戶將增加數億，他們要在信息數據的汪洋大海中搜索，沒有經驗，更缺乏專門的訓練。海量信息會讓一個毫無準備的社會在各方面感受到壓力，并把適用于19世紀社會狀況的集約化的社會體系沖得七零八落。
也許根據個人情況定制的信息過濾系統能夠解決一部分信息過載問題。現在很多地方都在開發這類系統，其中前景最好的既能讓用戶暢游紛繁新奇的信息世界，又能當好向導，不讓他們迷失其問。本書的目的就是請讀者做一次實際體驗，在信息世界巡游一番。這番巡游始于導航系統的發明，也終于導航系統的發明(這個導航系統是一個半智能代理)。
現有的幾種類型的代理，其功能大致就像私人秘書，能幫人做一些簡單的事情。譬如，從垃圾郵件里篩選出有價值的郵件、管理日志、付賬、安排娛樂活動等。相信不久，代理系統就會安排并處理幾乎方方面面的個人生活。當然，它們最重要的任務還是在知識網里穿梭巡游，搜取信息，而後按照用戶定制的方式處理信息并呈送給他們。代理系統能夠了解用戶平時的需要，掌握其喜好，進而可以代表用戶處理事務。
在研究、開發半智能代理的過程中，一些系統展現出了光輝前景，神經網絡便是其中之一(也是開啟本書知識之旅的系統)。神經網絡由許多細胞組成，每個細胞對來自其他細胞的信號作出反應，反過來它再發出信號刺激剛才發射信號的那些細胞。如果輸入信號使一個細胞比其他細胞更加頻繁地激發，那么該細胞輸送到同序列中下一個細胞的信號的加權值就更大。由于一個細胞的程序性反應是根據為其提供輸入信號的其他細胞的激發程度而定，即激發頻繁的細胞輸入的信號比激發遲緩的細胞輸入的信號優先，故而整個系統可以從經驗中不斷“學習”。據說這和人腦的認知過程相似：相應于一種特定經驗的信號如果一再重復，就能使腦細胞的突觸(svnapse)增大。
突觸是神經細胞(亦稱神經元)的一部分，它會釋放出化學傳導物質，這種物質穿過細胞之間的間隙，到達另一個細胞。如果有足夠量的傳導物質到達另一細胞，這些傳導物質就會產生一個脈沖。等在目標細胞里形成了足量的脈沖信號，這些脈沖信號就會使該細胞的突觸再釋放傳導物質，并把“信息傳送下去”。如果一個細胞的突觸比較大，其釋放的傳導物質也會更多，它就更可能促發其他細胞傳送信號。這個由頻繁激發的細胞構成的網絡就是大腦記憶的基礎。
這就是神經元交互理論，它是由美國科研人員皮茨(Walter Pitts)和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于1943年率先提出的。他們還認為：感官感知的真實世界的狀態與大腦所希望的狀態是存在差異的；當反饋過程把感官和大腦及肌肉聯系起來時，如果交互作用的結果可引起肌肉動作而減少上述差異，那么該反饋過程便會產生目的性行為。
皮茨和麥卡洛克是一個名為“目的論學會”的學人小社團的成員，學會的另一個會員給神經反饋過程起了個名字，這個會員就是維納(NorhertWiener)。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維納在研制防空火炮系統時，第一個找到了在機器上實現反饋的方法。維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他身材肥胖、性情暴躁、嘴上總叼著雪茄。他把學科之間的領域稱為“邊緣地帶”，他就在這些地帶中尋覓探索。結合生物學和工程學，維納創立了專門研究反饋過程的新學科，并稱之為“控制論”(cybemetics)。維納認識到，反饋裝置就是接收信息并根據信息而運作的信息處理系統。當這種以信息為導向的全新理論應用于大腦研究後，徹底擺脫了自弗洛伊德(Freud)以來主導神經生理學的生物學范式，對此後所有人工智能的研究影響深刻。
維納首次應用他的反饋理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當時，他和～個名叫比奇洛(Julian Bigelow)的年輕工程師奉命研究如何提高大炮的命中率。戰爭剛開始，防空炮兵就遇到一個難題：(由于引擎及機身制造技術的改進)目標飛行速度越來越快，要想擊中快速移動的目標，就必須打提前量，即把炮彈打在目標飛行前方的某一點。而要讓這個瞄準擊發的過程實現自動化，就必須考慮諸多可變因素(變量)：風速、溫度、濕度、火藥量、炮管長度、目標的速度和高度等。維納利用雷達跟蹤系統獲得連續信息，以確定目標近期的運行軌跡，根據這個軌跡預測目標未來某一刻可能飛到的位置，而後把預測信息傳遞給火炮的機械調控裝置，這樣便可不斷更新射擊的提前量。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