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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醫生(上下)(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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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醫生(上下)(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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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醫生(套裝上下冊)》內容簡介: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外科醫生日瓦戈,一次大戰期間在沙皇軍隊供職,眼見沙皇的虛弱無能和舊軍隊的腐敗,聰穎的心靈預感到革命力量的日趨成熟,期待革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新生,并以積極的行動擁護新的政權。然而國內戰爭的嚴酷現實,以及新政權隨後的一系列政策實施,使這位誠實、正直的舊知識分子,對于暴力和集權產生了深切的懷疑和憂懼,在被迫而有系統的雙重生活中,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稱贊質樸寧靜的俄羅斯品質,并向往安靜地過自己的生活、做有意義的工作;而這樣的人生理想,以及他與拉拉艱難優美的愛情,最終不為嚴酷的現實所容。

作者簡介

作者:(蘇聯)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 譯者:白春仁 顧亞鈴

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俄蘇詩人、作家、翻譯家,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早期創作用力在詩歌,作品深沉含蓄,隱喻新鮮,馬雅科夫斯基稱其為“詩人中的詩人”。小說創作《柳韋爾斯的少年時代》等受到好評。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翻譯大量外國文學作品,所譯莎士比亞、歌德、席勒等大家名著,享有盛譽;1956年完成他最重要的長篇巨制《日瓦戈醫生》,195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但迫于國內壓力,放棄領獎,以極高的文學成就和知識分子的良心,贏得世界尊敬。代表作還有詩集《生活,我的姐妹》、自傳體隨筆《安全保護證》等。

名人/編輯推薦

《日瓦戈醫生(套裝上下冊)》編輯推薦: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的這部長篇代表作,堪稱二十世紀俄蘇文學最重要的偉大作品之一。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蘇聯,它是一部“悖時之作”,其出版境遇坎坷,在當年引起軒然大波,也使作家飽受時代帶來的窒息和屈辱。雖然時光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作品的魅力絲毫未減。

譯者序
《日瓦戈醫生》及其作者
這不是一部等閑的寫手小說,它的濃重的傳奇色彩,說起來實屬罕見,且不帶一絲一毫的虛夸和做作,層層都是沉甸甸的歷史真實。上世紀五十年代《日瓦戈醫生》一出現,就在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冷戰中掀起一場軒然大波。于是,作者帕斯捷爾納克,蘇聯五大詩人之一,無端招來背叛國家的可怕罪名,被作家協會掃地出門。接踵而至的種種壓迫,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作品流傳國外,因獲諾貝爾文學獎名聲大噪,可在自己祖國卻形同洪水猛獸,遭圍堵封殺,三十年不得見天日。而在帕斯捷爾納克方面,此書早已成了生命中的唯一念想,真可謂生也為它來,死也為它去。一九六年他在郁郁中因肺癌辭世。半個世紀過後,風止雨霽,該可以平心靜氣品味這以詩為文的勝境了,人們卻又發現小說竟是如此難懂。相比五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讀者,我們今天有了時間距離的優勢,持論能夠全面公允些了。但時光也在不斷激發新思想新關注,所以依然感到文本中遍布玄機奧義,不僅需要重新去認識,更覺一種開放包容的胸懷呼之欲出,若能有多方位多層次的領悟,那時才解得開這個藝術世界之謎。眼下的這種閱讀體驗,在我們這里和在俄羅斯差不多是一樣的。由此倒足可證明,《日瓦戈醫生》在人們心目中,被公認是本好書奇書,唯其好而又奇,它的思想意蘊經得住不斷掘進,它的藝術風致全在于不入老套,也須投以新的眼光。于是,我們重讀的任務,就可以概括成破解作品思想的秘密和藝術的奧妙。
在我國,譯介《日瓦戈醫生》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此書就是當時出現的譯本之一。這次再版,已是作為帕斯捷爾納克系列文集的組成部分,希望標志著對詩人的了解和研究,正在開啟一個立足于中外文化溝通的新階段。借這個機會,我們想為中國讀者貢獻一些有關此書的資料和看法。
《日瓦戈醫生》是立意反映二十世紀上半葉俄羅斯命運的作品,而小說的中心設定為日瓦戈醫生。首先這是情節的中心,寫日瓦戈從世紀初到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烏拉爾一線上顛沛流離、漂泊的一生。小說里的諸多線索和事件,都因與日瓦戈發生聯系才牽涉出來,社會動蕩和時代風雨,更是折射在日瓦戈身上,間接迂回地透露出來。其次,日瓦戈醫生是小說的中心人物,以長篇小說容量來看,書中出現的形象并不算多,而幾個主要角色的獨立性又不強,好似眾星捧月,都服從于表現日瓦戈的需要。例外恐怕只有一個,就是日瓦戈艱難生活里的紅顏知己——拉拉。她不僅襯托日瓦戈,自己也體現著獨特的精神價值。小說聚焦于一個人而折射出一個時代,這該是怎樣的人物,又該有何等的作為呢?以此衡量日瓦戈,因為與閱讀習慣的期待大相徑庭,也就難怪評者要眾說紛紜了,這也是主題難以把握的原因之一。再次,或許是最為重要的,日瓦戈還是視角的中心。換言之,故事雖由第三者講出,但他往往站在日瓦戈的角度看世界,以日瓦戈的情感為敘說的基調。最後這一點,坦露了作者對主人公日瓦戈的偏愛與同情。
那么,日瓦戈一生有著怎樣的遭遇?他如何應對時局和命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日瓦戈天資聰慧,又在莫斯科一教授家庭寄養成人,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上大學時他一邊攻讀醫學系,一邊開始詩歌創作,此後便一直堅持寫作,不時發表一些詩文作品,頗得讀者的好評。可是由一九一五年秋應征入伍起,他完全陷入動蕩、混亂、艱難的時局漩渦中。他與家人先是被戰亂阻隔,天各一方。不久妻子、兒女和岳父作為階級異己分子,被政府逐出國門,剩他一人漂乎無定,畢業多年不能從事專業工作。後來長年漂泊,生命里的唯一慰藉,是同心愛女人拉拉的兩情相悅,而這戀情也充滿變數,危機四伏,每每令人備感痛楚。最後幾年日瓦戈蟄居莫斯科,幾乎已是窮愁潦倒。一九二九年當異母兄弟、已晉升蘇軍少將的葉夫格拉夫再次出現時,日瓦戈的厄運似乎出現了轉機,可他卻已然心力交瘁,猝死街頭,完成了一次暫短的生命之旅。
日瓦戈的遭遇是他個人的厄運,卻也真實地反映了上世紀初二十余年間俄國的政治形勢和生存環境。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意味著勞動大眾翻身做主,社會公平的原則得到承認,腐敗的官僚政治宣告結束。這些正是十九世紀俄國社會的主要革命訴求。然而新政權的穩固和新制度的建立,是一個艱難痛苦的過程。而且,今天已經很清楚,革命政權有過許多失誤,也犯了許多錯誤,這背後往往可以追溯到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根源。這就使原本矛盾重重的局面更加錯綜復雜。
青年日瓦戈剛開始接觸動蕩的現實,就表現出冷靜思考、獨立判斷的鮮明個性。十月革命時,日瓦戈看到蘇維埃政權第一號命令,大為振奮,稱贊革命“是個了不起的外科手術”。對痛恨社會痼疾、盼望清平世界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發自肺腑的歡呼。可是時隔不久,一九一八年春天他對形勢的看法就發生了變化。他目睹了城里民生凋敝,軍隊瓦解,逃兵胡作非為。為避戰亂,他不得不舉家遷往烏拉爾地區。路上他被當作特務逮捕過,後又被游擊隊強迫留下醫病。到處可見上級派來的首長、政委發號施令,說一不二,執掌生殺予奪的大權。他對一紅軍軍官說:“我曾經非常傾向革命,可現在我以為,靠強迫是什么也得不到的。”這一點日瓦戈堅信是真理,一時一事使用暴力或可奏效,但用歷史眼光看,到頭來必然事與愿違。于是他在日記中表示,自己要放棄醫學,也隱瞞醫生的專長,為的是不被捆住手腳,失去行動的自由。從此他給自己安排了一個冷靜觀察的角色,不趕風頭,不受誘惑,用獨立思考來判斷是非曲直。當時蘇維埃不少舉措打著“改造生活”的旗號,而在日瓦戈看來,這并不是歷史的進步,倒是對進步的扭曲。他曾對一軍隊首長直言不諱,自己絕不贊同布爾什維克主義。“每次聽到說‘改造生活’,我簡直忍無可忍,內心絕望極了。生活從來不只是一堆物質的東西。生活本身可以說在不停地更新自己,修正自己,永遠在自我改造。它比你我的那些愚蠢理論要高明一百倍。”這里,日瓦戈受到舅舅韋杰尼亞平的思想影響,在“改造生活”中聽出與生命哲學不相協調的意味。革命時期宣傳的“改造生活”,無異于“改造世界”、“砸爛舊世界”之類的豪言壯語。可他理解人類社會生活是有機的生命體,它不僅要與自然界相和諧,還要與文化相和諧,它只可能循著自己的規律自然而然地發展。
在日瓦戈的同齡人中,安季波夫與他恰成對照。早在學生時代,安季波夫的思想就傾向革命,後來他參加紅軍,當上了指揮官、政委。他有堅定的革命信仰,又有果斷行動的魄力。但思想過于激進,帶著某種狂熱性,且在行為動機中逐漸夾雜了個人功名利害的考慮,因此卷入內部的傾軋,終于被迫自殺身亡。日瓦戈雖也同情他,賞識他的忠誠和果敢,卻不贊成一點:迷信烏托邦式的理想,沒有自己的思考和見解,凡事照搬教條,好講大話空話,甚至不符合實情卻人云亦云的假話。靠講假話過日子,這是日瓦戈所最詬病、最厭惡的。
早自家人被放逐國外,日瓦戈便預感到自己這種人在社會上注定是命途多舛,不過對此他并不太介意。讓他冥思苦索的是,面對動蕩、紛亂、嚴酷的環境,人當何以自處?他苦思和踐行的結果,就是書中處處可見的堅持一個誠實正直之人的操守,任何情況下不喪失自己的本來面目。日瓦戈看待個人的價值、生命的價值,首先在于有自由的思想;思想自由才能產生獨立見解,也才能形成自己的面目。人沒有自己的面目,便成了千人一面,彼此雷同,這只能制造平庸,窒息創意。日瓦戈在新政權的作為中,在周圍人們的身上,在自己寫作的經驗里,處處感到獨立思考與隨聲附和、出奇與平庸兩種傾向的角力。當然,個人獨特面目的基礎,它的核心內容,都還離不開社會追求的公平公正原則、人們普遍接受的道義精神。一個是不丟獨特面目,一個是不離道義基礎,這便是日瓦戈自處的原則,更可說是他自律的原則。他的故事告訴我們,遇事能把握住一個公平公道的立場,是如何需要內心的良知和見識;而光明磊落地直陳己見,更是如何需要勇氣和胸懷。
這樣一來,日瓦戈在烽火連天的年代是一個置身世外、特立獨行的人物嗎?也是,也不是。從社會立場來說,他對革命政權的思想政策多有保留,并且直言不諱,也因此不肯參與紅軍與白軍之間的嚴酷戰事。可是他從未停止當一個觀察員和思想者,也就是說從未置身世外。從生活現實來說,他卻是艱難時世的親歷者,走過內戰的腥風血雨,眼見了城鄉的敗破凋萎,經受了家庭破碎和事業夭折的打擊,遍嘗了種種精神煎熬的痛苦。這里他既不是冷靜的旁觀者,更談不上特立獨行。同別人一樣,還有甚于別人,他內心淌著血,吞服這生命的苦果。令人驚訝的是,無論對時局的艱難還是個人的不幸,日瓦戈總是坦然處之,很少怨天尤人,把這視為歷史進程中定然發生的曲折。既是這樣,苦難到來,不需逃避,不必埋怨,迎上前去背起十字架。日瓦戈的態度顯然透露著舍己為人的傳統基督教精神,同時也體現了現代思想者的歷史眼光和坦蕩胸懷。他堅持不同的觀點,但沒有反對革命,沒有反對蘇維埃政權,沒有個人的怨憤,他等待歷史來判定誰是誰非。激進的革命者安季波夫在思想觀點上,恰與日瓦戈針鋒相對,但日瓦戈沒有視他為敵人,反倒同情他,憐惜他,對其自殺的結局感慨萬千。就連對科馬羅夫斯基這個惡棍,日瓦戈也沒有動清算復仇的念頭,盡管明知他在父親之死與拉拉的悲劇上難辭其咎。
現在回到前面的那個中心問題:日瓦戈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為帕斯捷爾納克作傳的一位當代作家貝可夫評論日瓦戈時說:“我們無法一下子就概括出他是怎樣的人”,“我們只能說出他不是怎樣的人:他不是一個蛻變了的知識分子,不是鼓吹平庸習氣的鄙俗之人,不是革命的狂熱分子,不是反政權的斗士,不是持不同政見者,不是‘安排生活的能手’。總之,不是一個庸俗小人。”引自德米特里·貝可夫著《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俄文版,731頁,莫斯科,2010年。
貝可夫還說過: 日瓦戈是一個平常人,但重要的是,“即或平常人也有天賦的普世性的權利:不接受時代犯下的失誤,不殺戮自己的同類,不隨大流”。
從反面說,日瓦戈不是庸俗小人。從正面說,他堅守住了平常人的權利——自由的思想,獨立的判斷。合起來看,貝可夫最欣賞日瓦戈的,還是他作為普通人的精神操守。自然,帕斯捷爾納克眼里的日瓦戈,又是天賦極高的詩壇奇才,只是不愿(也無機會)顯山露水,直到死後才漸為人知。
主人公日瓦戈其人,權當作平常人也罷,加上天賦詩才也好,出現在小說中可說是一位正直真誠的思想者。《日瓦戈醫生》這部書,便是一個正直真誠思想者的生命呼喊。這里有信念也有失望,有痛苦也有歡樂,有放棄也有堅持。日瓦戈和拉拉的情思給人溫暖,日瓦戈和拉拉的遭際令人痛惜。于是,這兩個生命的呼喊產生了悲劇般的震撼。
小說而以情勝,是詩人為文的刻意追求。作者努力把小說寫得平實質樸,簡潔明快,同時著力于傳達主要人物幽微的情感心境,烘托以素描般的即景深致。最關鍵的一招,是作者如同抒情詩里的主人公一樣,毫不遮掩地與日瓦戈立場重合,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小說的客觀敘事文字,演化為寄抒情意的傾訴。自始至終一以貫之的悲涼、孤寂、哀婉的情調,產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也倍增了藝術的說服力。
說到小說的抒情,日瓦戈和拉拉的愛情無疑是重中之重。在他們一生中,日瓦戈遇到過三個女人,拉拉遇到過三個男人,唯獨這兩人的結合非同凡響,他們相互間已是魂牽夢縈,刻骨銘心,更引得別人也跟著回腸蕩氣。看得出就連作者落筆也小心翼翼,斟酌間存著幾分虔敬。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難道真有某種超乎理智的情感奧秘?我們想,無論如何也未必神秘得不可言喻。如果說藏有奧秘,那多半就是這種情愛要回歸生活的自然,擺脫了功利主義人生追逐的羈絆。在那變亂紛擾的年月,愛情家庭莫不經歷社會離析的磨難,可人心思定,渴望回到生活的常軌。正當此時,仿佛在世外桃源,心儀已久的兩人走到了一起,發現彼此心心相印。他們但求相愛相守,一起徜徉天地自然間,愿在踏實淡定的平常日子里享受心靈交流的快樂。根據小說的描寫,正是這種精神的愉悅,將一對情侶同大自然,同整個世界結為一體,實現了個人精神境界的升華。作者在這里強調的一點,即自然純真的情愛具有陶冶精神的文化意義,無疑是極富創意的見解。有了這一筆,日瓦戈與拉拉的愛情,便不再是添補情節的虛應故事,日瓦戈的詩作(由作者捉刀代筆,主題多與愛情相關)也不再只是游離故事之外的“富有詩才”的佐證。如此一來,小說才呈現為渾然一體的完美整體。
要理解《日瓦戈醫生》,只研讀作品還不夠。同樣重要的,是了解小說成書後的命運和作者的遭遇。帕斯捷爾納克很早就萌生念頭,寫一本反映自己親歷時代的小說,這將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書。作品的構思到一九四五年末已經成熟,動筆則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全部完成,其中日瓦戈的詩作到一九五三年夏季就已寫完編好。一九五六年初,帕斯捷爾納克開始廣泛散發書稿聽取意見,同時籌劃出版,希望新書及早問世。他首選《新世界》雜志,但投稿後久拖不決。這時他結識了意大利一左派出版商,交出小說手稿一份,授權翻譯并在國外出版譯本。一九五六年九月《新世界》退回書稿,拒絕采用。在編輯部全體成員簽署的回信中,嚴厲抨擊了小說的“個人主義傾向”。十月,《文學莫斯科》編輯部也以篇幅有限為由拒登《日瓦戈醫生》。至此帕斯捷爾納克恍然大悟,告知意大利出版商可于翌年秋季出書。蘇聯官方得知消息後,通過作家協會要求作者不惜一切代價索回書稿,又設法向意大利出版人施壓,均告失敗。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小說以意大利文問世,隨後又出了法文版,迅速成為暢銷書。蘇聯國內對此已無可奈何,只由作協領導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宣布:帕斯捷爾納克寫了一本反蘇小說,并送到了國外。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彰他“在現代抒情詩和發揚俄國古典小說傳統方面的杰出成就”。據後來的研究,諾貝爾評委會此舉并無挑釁蘇聯加劇冷戰之意,因為當時的歐洲社會輿論對蘇聯反個人崇拜、解凍、衛星上天等懷有好感,不會故意與之交惡。而選擇帕斯捷爾納克也不只是因為他一貫不從流俗,更視其為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後繼者,可說是向俄羅斯文化示好。而在蘇聯當局,既然認定《日瓦戈醫生》是反蘇作品,為它頒獎無疑是挑戰蘇聯,必須作出強烈憤怒的反應。令人痛心的,是當局接下來對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無端迫害,齷齪伎倆,無以復加,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很不體面的一頁。
就在獲獎的當天,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蘇共中央通過了一個《關于帕斯捷爾納克的誹謗小說》的專門決定。決定稱小說“誹謗地描寫十月革命、完成這場革命的蘇聯人民、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認定授予此書諾貝爾獎“是對我國的敵對行動,是國際反動勢力煽動冷戰的工具”。決定要求在《新世界》、《文學報》上發表《新世界》編輯部的退稿信;在《真理報》上撰寫小品文嚴厲批判小說本身,并揭露資產階級報刊就授予帕斯捷爾納克諾貝爾獎掀起反動宣傳的實質;還要求組織杰出蘇聯作家發表見解,指出授獎給帕斯捷爾納克意在發動冷戰。
十月二十四日作家費定奉蘇共中央領導之命來訪,勸說帕斯捷爾納克拒絕獎項,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卻無功而返。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上述中央決定的舉措都付諸實行。作家協會連續開會批判帕斯捷爾納克,二十七日要求他本人到會,他沒有去,但給會議送去一封信表明態度。三十五年後人們在檔案中發現了此信的副本,內容如下:
一、我真誠地想到會,已來到市里,但突感身體不適。請同志們不要以為我不來是輕慢的表示。此信我匆忙寫就,大概不如我想的那么通暢明白。
二、經過這么大風波,出了那么多文章,我現在還是認為:作為一個蘇聯人,也可以寫《日瓦戈醫生》這樣的書。我只不過對蘇聯作家的權利和潛力理解得較寬一些,而這一點并沒有辱沒蘇聯作家的稱號。
三、我完全不期望事實能得到恢復,公道能得以實現,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一下,關于交付書稿的過程,前後的順序被人搞錯了。小說稿本交給國內的編輯部時,正是印制杜金采夫小說、文學環境總體寬松的時候。當時尚懷有小說能夠出版的期望。過了半年以後,手稿才到意大利一共產主義者出版人手里。也只在這一情況為人們所知之後,《新世界》編輯部才寫了《文學報》引述的那封退稿信。人們閉口不講同國家文獻出版社簽的合同,這事前後拖了一年半,閉口不講我多次向意大利出版人請求延期并得到同意,以便國家文獻出版社利用時機出版經過審查的版本,作為意大利文翻譯的基礎。這些機會全未被利用。而今報上普遍地只登載書中那些我主張出卻不能被接受致使出版受阻的地方,結果除了危及我個人的災禍外,并沒有出什么事。為什么三年前不能加上相應的注釋刊出呢?
四、我不認為自己在文學中是吃閑飯的,捫心自問我多少也為文學做了點事。
五、自負從來不是我的罪過,了解我的人可以證明。相反,我在個人寫給斯大林的信中就要求在寧靜不為人注目的環境里工作。
六、我原以為,我獲諾貝爾獎的喜悅,不會是個人獨享,它也涉及我置身其中的群體。在我的眼里,給予我這個生活在俄羅斯的現代作家因而也是蘇聯作家的榮譽,同時也是給予整個蘇聯文學的榮譽。我很遺憾,自己竟那么眼拙,搞錯了。
七、關于獎項本身的實質。無論怎樣也不能讓我承認這一禮遇是一種恥辱,要以粗暴來回敬。至于金錢方面,我可請求瑞典科學院將錢捐給和平理事會而不必自己去斯德哥爾摩領取,或者全留由瑞典當局處理。就此我想與我們的負責人商談一次,如同?·?·波立卡爾波夫,過一兩周,等我從已到來的與尚等待我的震動中恢復過來之後。
八、同志們,我個人準備好了承受一切,我不怪你們。環境可能迫使你們在清算我時走得很遠,以後又是在這種環境的壓迫下再給我平反,但那時就晚了。這種事在過去已經夠多了。求你們不要著急。這不會給你們增添榮譽和幸福。
帕斯捷爾納克這之後形勢急轉直下。十月二十九日帕斯捷爾納克被迫致電諾貝爾委員會:“由于我所屬的社會對你們的獎勵賦予了那樣一種含義,我必須拒絕接受。”同日,蘇共青團領導人公開表示:政府準備將帕斯捷爾納克驅逐出國。
十月三十日夜,帕斯捷爾納克給赫魯曉夫寫信,要求不要取消他的蘇聯國籍。
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作家大會決議:將帕斯捷爾納克開除出作家協會,并呼吁政府取消其蘇聯國籍。
十一月五日《真理報》刊出經蘇共中央文化處修改過的帕斯捷爾納克致編輯部的信,主要是表明拒絕諾貝爾獎,要求留在蘇聯生活和工作。這標志著達成了一種暫時的妥協。
不難看出,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始終沒有屈從壓力改變立場,盡管在具體問題上不得不作出妥協。
《日瓦戈醫生》是誹謗革命和人民嗎?帕斯捷爾納克說,蘇聯的作家也有權寫《日瓦戈醫生》這樣的書。的確,小托爾斯泰有《苦難的歷程》,肖洛霍夫有《靜靜的頓河》,都是寫革命年代卻有自己的人物、主題和視角。《日瓦戈醫生》反思了革命中的矛盾、痛苦、失誤和教訓,提出了當時認識不到且至今也仍難有定論的重大問題,為什么就成了誹謗而大逆不道呢?
《日瓦戈醫生》是宣泄個人主義情緒嗎?帕斯捷爾納克推崇根據事實獨立思考,不受誘惑,不隨大流,特立獨行。這是堅守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與自我中心、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風馬牛不相及。所以他偏愛日瓦戈這個形象,要通過醫生的看似凡人常事的遭遇,詬病鉗制思想、制造平庸、浪費生命的社會現實。詩人這一高遠的立意,與當局的思想專制針鋒相對,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歪曲和攻擊,如所謂的個人主義之類。
其實,《日瓦戈醫生》是好是壞,是丑化了現實還是揭示了本質,最有說服力的是生活,是歷史。遠的且不說,從一九五五年小說脫稿到一九六六年詩人妻子去世,十年間帕斯捷爾納克的生前事和身後事,可說是活脫模樣的日瓦戈第二。讀者仔細看看帕斯捷爾納克的傳記就會感到,日瓦戈的為人行事、向往追求,很像作者本人。而日瓦戈在世紀初三十年間(至一九二九年去世止)所遭受的壓力和打擊,比起最後十余年間作者的境遇,只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了。歷史無情,事實俱在,誰又能說今人講帕斯捷爾納克的遭遇是對蘇聯“解凍”時期的誹謗,今人為詩人鳴不平是個人主義情緒的宣泄?
問題的關鍵是,帕斯捷爾納克喜歡歷史哲學的思考,從久遠的歷史視角分析眼前的生活現實。這是他自由探索、獨立思考的大前提。他向往的生活,第一是人應該誠實,第二是社會應該公正。但現實是很多人并不誠實并不正直,社會也往往缺乏公正和公平。依他看,原因是太多庸俗小人,或說是漢語里的卑鄙小人。彌留之際,老詩人對家人說“我滿意了”,表示沒有虛度此生。在這之前,又曾幾次感慨:“庸俗!”“世界性的庸俗!”
逝者的遺言,該是對《日瓦戈醫生》最好的注解。
我們以為,同對一切文學經典一樣,中國讀者對《日瓦戈醫生》也一定會產生研究、對話的興趣。愿這個或許還差強人意的譯本,能給大家一些幫助。此書上卷譯者是顧亞鈴,下卷譯者是白春仁。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出版。此次出版前作了必要的校訂和修改。
白春仁
二0一0年八月于北京

目次

譯者序 《日瓦戈醫生》及其作者
上卷
第一章 五點鐘的直達快車
第二章 另一個世界中的少女
第三章 斯文季茨基家的聖誕舞會
第四章 不可避免的命運
第五章 告別舊世界
第六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
第七章 旅途
下卷
笫八章 抵達
第九章 瓦雷基諾
第十章 大道
第十一章 綠林戰士
第十二章 蜜甜的花楸
第十三章 在雕像樓對面
第十四章 重返瓦雷基諾
第十五章 完結
第十六章 尾聲
第十七章 日瓦戈的詩作

書摘/試閱

“別了!別了!”日瓦戈醫生沒等雪橇露面,先就癡癡無聲地從胸腔里擠出這幾個音,吐到嚴寒的晚空中。“永別了,我唯一愛著的人,我永遠失去的人!”
“上坡!上坡了!”他那變白的嘴唇,急促卻干巴巴地低聲喚著。這時雪橇箭一般從下面飛出來,越過一棵又一棵白樺,然後放慢了速度。噢,太好了,他們在最後一棵樹旁停了下來。
他的心險些跳出來,兩腿發顫,由于緊張整個身子癱軟無力,像從肩上滑掉的皮襖。“上帝啊,也許是你吩咐把她還給我?那兒出了什么事?在遠處夕照的地方出了什么意外?這如何解釋,他們為什么停下?不,全完了,又跑起來。這一定是她要求停一會兒,最後再看一眼房子。也許是她想證實一下日瓦戈是否已經上路,是否在後面追趕。走啦!走啦!
“如果他們走得快,如果夕陽不先沉沒,他們還會再閃現一次。要是天黑下來,他可就辨不出來了。最後這一次應是出現在谷溝對面的林間空地上;前天夜里野狼就守在那里。”
終于,連這一剎那也倏忽而過。血紅的太陽還留在雪堆藍色的鑲邊上面,積雪貪婪地吸著夕照帶來的菠蘿的甜味。忽然他們出現了一下便飛駛而去。“永別了,拉拉!到另一個世界相會吧!再見,我心愛的人兒,我永遠永遠的歡樂!”他們又消失不見了。“我再也見不到你了,永遠,永遠,不能再看見你了。”
天色漸暗,雪地上夕陽灑下的一處處紅銅斑點,迅速褪色熄滅了。淡灰的柔軟的空際,很快彌漫在雪青的黃昏中,又漸漸轉成淡紫。同這灰蒙蒙煙霧融成一體的,是以粉白色低空為背影的大路上那幾棵白樺,樹枝像纖細的筆畫織成了花紋。
精神上的痛苦,使日瓦戈變得容易動感情了。對周圍的一切,他感受要比從前強烈十倍。四周景物全像是獨一無二的罕見的東西,就連空氣也如此。冬日的傍晚,仿佛是個充滿同情的見證人,透著前所未見的憐憫的情調。似乎迄今為止,還沒有過這樣的傍晚,今天是第一次降臨,為的是來慰藉孑然一身的孤獨客子。似乎丘陵上背靠地平線的半圓形森林,不單是此處的地貌,而是出于表現同情的需要,剛從地下走出來分布到各個丘陵上。
面對此刻伸手可探的美景,他像對待一大群令人厭煩的同情者一樣,差不多要揮手讓它離去;對照到他身上的落日余暉,他幾乎輕聲喊出:“謝謝,我不需要。”
他轉身背對世界,臉朝關著的房門,在臺階上佇立良久。“我的明亮的太陽沉落了。”他內心有個聲音這么重復著。喉嚨在顫抖,在抽搐,使他無法連貫地說出這幾個字。
他進了屋。這時內心展開了雙重的兩種性質的獨白。對自己是干巴巴的故作鎮靜的獨白,對拉拉是一瀉無際的獨白。他的念頭是:“現在該去莫斯科了。頭一件事,得活下來。不能再失眠。不是要躺下睡覺。夜里得工作,直到累得倒頭就睡著。還有,馬上得把臥室的爐子生著,免得夜里徒然受凍。”
同時他又這樣自言自語:“我無法忘懷的好人呀!只要我的雙臂還沒有忘記你,只要你還在我的擁抱和親吻中,我就繼續同你依偎相處。我要把相思的熱淚,留在配得上你的傳世之作里。我要把對你的思念,融在柔腸寸斷的描繪之中。我要留在這兒,直到把這件事做完。以後我自己也離開這里。我要這樣描繪你。我把你的姿容印到紙上,就像可怖的暴風雨把海底掀起之後,力量最大濺得最遠的浪頭,在沙灘上留下的遺跡。大海把浮石、栓木、貝殼、水藻,以及它能從水底攪起的最輕的東西,全拋到岸上,連成一條斷斷續續的曲線。這便是最高的潮汐橫掃海岸達到的綿綿無盡的邊際。你就是這樣被生活的暴風雨沖到我的身旁,我的值得驕傲的人兒啊!我就這樣描繪你。”
他進了屋,鎖好門,脫去大衣。他到了拉拉清早仔細打掃干凈的房間,但一切又已在匆匆離去前翻騰得亂七八糟。他看到床褥不整,東西凌亂,扔得地板上椅子上到處都是,便像小孩子似的跪到床前,胸倚著床邊,臉埋到羽毛褥垂下的一角里,嗚嗚哭了起來,哭得那么自然,那么悲苦。過了一會兒,日瓦戈站起身迅速擦去眼淚,疲憊無神、心不在焉地打量一下四周,拿起科馬羅夫斯基留下的酒精瓶子,拔去塞斟了半杯,加上水又摻了把雪,慢慢地貪婪地喝起來。他感到一種快意,然而這種快意幾乎同剛才灑下的并不給他任何慰藉的淚水一樣。
十四
日瓦戈身上,出現了和他極不相稱的變化。他漸漸失去了常態。他還從來沒有過這種奇特的生活方式。他把房子扔下不整理,對自己也不照料,把黑夜當成了白天,拉拉走後忘了記日子。
他只是喝酒,寫紀念她的東西。然而,他詩里和札記中的拉拉,隨著不斷涂抹改寫,離真正的原型,離卡堅卡活生生的媽媽,離那正與卡堅卡在旅途中的拉拉,竟越來越遠了。
日瓦戈一再修改的目的,是要把拉拉描繪得更準確可信。這同樣也符合他追求內在含蓄的要求,不愿過于直率地袒露個人的感受,披露個人的真實往事,免得傷害直接參與其事其情的當事人。這樣一來,切膚之痛、仍然揪心的尚未平復的情感,便從詩中排擠了出去。詩中催人血淚、使人悲痛的內容被取代,出現了一種平和廣闊的氣度。于是個別事件被提升為人人熟悉的普遍性。日瓦戈醫生并未刻意追求這廣闊的氣度,它自然而來,好似拉拉從途中親自寄來的一種慰藉,好似她發自遠方的問候,好似她出現在夢境中,或是她的手在他額頭上撫摸。于是他很喜歡體現在詩作里的這一引人向上的特點。
在哭憶拉拉的東西寫畢之後,他又把不同時期的草稿,包括各種雜詠,遍及大自然、日常生活等等,都續寫完成了,和往常一樣,與這一工作同時,有許多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見解,涌入他的腦海。
他再次想到,對歷史、對所謂的歷史進程,自己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一般人;在他眼里,歷史猶如植物世界的生活。冬天在雪的覆蓋下,闊葉林的禿枝細瘦可憐,像老人贅疣上的毛發。到了春天,幾日之內林木就改換了面貌,變得高聳入云,在樹葉遮蓋的林子深處可以藏身。這一變化是靠運動實現的,就其速度的疾迅來說不亞于動物的運動,因為動物成長不能像植物那樣快,再說植物的運動又從來無法窺見。森林是不能移動的,我們看不到它改變位置。任何時候我們看它,它總是在原地不動。我們看永遠在發展、永遠在變化而演變又難以窺見的社會生活和歷史,它們也同樣是原地不動的。
托爾斯泰在否認拿破侖、統治者、統帥等的先鋒作用時,沒有把自己這一思想發揮到底。他所想的也正是這個,但沒把它說透。誰也沒能創作歷史,歷史是看不見的,正像看不見草怎樣長大一樣。戰爭、革命、沙皇、羅伯斯庇爾——這些是歷史的自然刺激物,是它的酵母。進行革命的,都是善于行動的人,片面的狂熱者,自我克制的天才。他們在幾小時或幾天之內能夠推翻一個舊秩序。變革延續幾周,有許多情況是延續幾年,而後人們卻連續幾十年、幾個世紀崇拜這一導致變革的克制精神,把它奉為神聖之物。
接著對拉拉的哭憶,他也哀哭過梅柳澤耶夫鎮那個遙遠的夏季。那時,革命簡直是從天國降臨人世的上帝,是那個夏天的上帝;每個人都照自己的意愿發了瘋,每個人的生活都各行其是,而不是為證實最高政策的正確性所安排的說明和圖解。
在修改潤色這些復雜的作品時,他又一次檢查發現,藝術向來是服務于美的,而美是駕馭形式的幸福,形式則是生存的必需契機。一切有生命力的東西,為了生存必須掌握形式。因此,藝術,其中包括悲劇藝術,都是表現生存幸福的故事。上述這類思考和札記,同樣也給他帶來了幸福感,充滿淚水的悲劇性的幸福感。正由于胸間充溢著這一幸福,他不勝疲倦,覺得頭疼。
薩姆杰維亞托夫來看他,也帶來了酒,并且講了拉拉帶著女兒隨科馬羅夫斯基離開的情況。薩姆杰維亞托夫是乘鐵路上的檢道車來的。他責備日瓦戈醫生對黃馬照料不周,就牽走了,盡管日瓦戈醫生求他再等三四天。不過他答應過些時候親自來接日瓦戈醫生,帶他離開瓦雷基諾。
有時他工作入了神,寫著寫著突然十分清晰地回憶起離他而去的女人,一片柔情無以排遣,越發感到失去拉拉之痛。小時候,在夏季美妙的大自然里,他有時在百鳥啼囀中幻想聽到了故去母親的聲音。和那相仿,他的聽覺習慣了拉拉的聲音,同它融成了一體,所以現在也時而使他產生幻聽。他的聽覺,有時仿佛捕捉到隔壁屋中喚他的喊聲:“尤拉!”
這一周里,他還出現過另一種性質的錯覺。周末的夜里,他夢見屋底下有個藏龍的深溝。做了這樣一個可怕的怪夢之後,他睜開了眼睛。突然,谷底閃現一束火光,傳來放槍的聲響。奇怪的是,這一意外事件剛過一分鐘,日瓦戈醫生竟又沉沉入睡,翌日清早把這全當成了夢境。
十五
不久以後的一天,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日瓦戈醫生的理智終于蘇醒了。他對自己說,如果決心要千方百計自戕,那么可以尋找更為有效而更少痛苦的方法。于是他暗自決定,只要薩姆杰維亞托夫一來,他馬上離開這里。
黃昏之前,天色還亮,他聽到有人吱嘎吱嘎踩雪的聲音,響聲很大。這人邁著堅定有力的步子,直奔這幢房子而來。
奇怪!這能是誰呢?薩姆杰維亞托夫來會騎馬,過路的在瓦雷基諾一直沒見過。“找我來的。”日瓦戈心想。“喚我回城,或是要求我回去。也許要逮捕我。可他們怎么把我帶走呢?那也該有兩個人呀。這是米庫利齊恩。”他高興地揣測著,似乎聽出了來人的腳步聲。暫時還費人尋思的來客,在門前沒看到大鎖頭,發現門栓已被打掉,一時愣住了;然後他從容熟練地邁步進來,像主人似的打開一扇扇屋門,又細心地把門關好。
怪事發生時,日瓦戈醫生正坐在寫字臺前,背對著房門。當他從椅上站起,轉過臉來準備去迎接來客時,那人已站在門口,驚呆在那里。
“你找誰?”日瓦戈醫生下意識地沖口而出,說不清是對誰說的,所以當那人沒有回答時,他也并不覺得奇怪。
進來的是個魁梧壯實的人,面龐俊美,身穿短皮上衣、皮褲、暖和的羊皮靴,肩上挎了一支步槍。
只有陌生人出現時的這一瞬間,日瓦戈醫生覺得意外,而他的到來,并非意外。屋里發現的什物和其他跡象,已使日瓦戈對此次邂逅有所準備。顯然,來者便是房里儲存的那些東西的主人。他的外貌,日瓦戈醫生覺得見過、認識。看來客人也先有準備,知道房子有人住,表現得并不很驚訝。也許有人告訴了他,會在這兒看到什么人。也許他自己就認識日瓦戈醫生。
“這是誰呀,這是誰呀?”日瓦戈醫生絞盡腦汁在想。“上帝啊,我曾在哪兒見過他呀?這是真的嗎?不記得是哪年,一個五月暖和的早上,在拉茲維利火車站上,那趟不吉利的政委的列車。那政委思想清晰,為人直爽,恪守原則,正直,正直,非常正直。是斯特列爾尼科夫!”
十六
他們已經談了許久,足有幾個小時。只有在俄國的俄羅斯人,才會這么長談,特別是那些擔驚受怕和愁眉不展的人們,那些發狂和盛怒的人們。而在當時的俄國,所有人莫不如此。到了黃昏時分,外面天色變黑。
斯特列爾尼科夫和人談話,和當時許多人一樣總是興奮地滔滔不絕。但這次他講個不停,除那以外還有個人的原因。
他抓住日瓦戈醫生,和他沒完沒了地談著,害怕孤獨的苦悶。他是怕良心的責備呢,還是怕縈回在腦海里的痛苦的回憶?也許是不滿意自己而備受熬煎。這種不滿使他厭惡自己,痛恨自己,恨不得羞愧而死。再不然,是他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改易的決定,他不愿總想著這個決定而孤身獨處,于是借著同日瓦戈醫生的長談,盡可能推遲實現自己的決定。
不管什么原因,斯特列爾尼科夫隱瞞了令他不安的某種秘密,而在其余的一切方面,卻不惜毫無節制地袒露心跡。
這是一種時代的病癥,是一個時代的革命瘋狂。所有的人,內心所想都不同于言辭和外在表現。誰也不是問心無愧的。每個人都有理由感覺自己一切全錯了,是個隱蔽的罪犯,是個未被戳穿的騙子。只要一有機會,自我譴責就如潮水一般鋪天蓋地而來。人們搜索枯腸地誹謗自己,不僅出于恐懼,也由于有了一種破壞性的病態的嗜好,是出于自愿,像是生理上的沉迷狀態,處于一種自我否定的狂熱之中,一旦任這種狂熱表現,便難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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