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大陸與馬華女性小說論

馬來西亞自獨立建國以後，馬華本土的女作家就相繼崛起文壇，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和執著，積累了豐富的作品和傑出的藝術風格；而大陸女作家作爲一個性別群體的文化群體代言人，早在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中就參與了文學創作，新文化允諾了女性說話的權利，大陸女性文學在經過時代的洗禮後更顯光彩，視野更開闊。

本書從文化語境比較大陸與馬華兩地的女性文學，以小說文本爲基點，考察與透視她們的話語方式、敘事選擇和理論意義，確定她們身為作家的主體地位，並從多側面多角度以及更廣闊的文學史的背景上去追尋及發掘其中所具有的創作啓示與文學史意義。

楊啟平

馬來西亞籍。中國南京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畢業，現任馬來西亞教師教育學院（柔佛柔佛巴魯校區）語文系中文組的高級講師。

楊洪承　

畢業多年，遠在馬來西亞大學教書的楊啟平突然來了郵件，告我他的學術專著《當代大陸與馬華女性小說論》就要在臺灣出版了。我的學生中開始出版學術著作已有多位，但啟平是留學生中的第一人，真的是十分令人高興的事。作為他的博士生導師，並且該論著又是在其原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喜悅的心情帶我回想，過去的一段愉快的師生生活和指導他論文寫作的過程──。

啟平博士是我帶的學生中最優秀的留學生。當初他進南京師範大學既不是中國語言文學科又不是中國現代文學專業，而是在教育學院學習了大半年以後轉到中文學科我的名下的。我本來抱著指導外國留學生可以慢慢帶的心情接受此學生的。啟平與我首次接觸，給我印象高大英俊，為人樸實、幹練。開始我最關心他的漢語言是不是可以順暢交流，閱讀中文作家作品有沒有障礙，在中國南京這樣的城市是否適應生活，等等問題。在交談中，啟平漢語言表達的圓熟能力和中國文學閱讀的寬廣知識面，甚至某些方面優於我們國內一般學生中文水平。這打消了我的許多顧慮，也改變了對留學生難以溝通的一些成見。他來中國之前不僅僅已經在馬來西亞高校任教，而且確確實實是他通讀了較多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作品，乃至中國文學的相關書籍，專業基礎知識十分扎實。在隨後的交往中，更令我驚訝的是，啟平為人處事也十分中國化，他與我的幾個同屆中國博士學生，甚至碩士研究生都交往甚密，沒有什麼隔閡。在節假日他喜歡在中國境內旅遊，山水間走走，到過中國許多都市和城鎮。他也常與同學一起郊遊玩耍，大家聚餐喝酒也樂意叫他。有幾次隨著同學一起來我家中作客，他一點也不拘謹，隨性又有禮有節，彼此融洽相處，感情很深。

指導他博士學習的過程，並不在啟平聽了我講了幾門專業課程。確切地說，我們之間更多時候在彼此相互交流讀書體會，解惑答疑的對話，重點放在專業科研論文寫作訓練指導上。啟平學習態度端正，刻苦認真。除了嚴格按照我開的專業書目系統讀書外，他勤於廣泛積累收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專業資料，一天他拿來一本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輯刊。我並不知道安徽大學還有這樣一種不定期的刊物，可是啟平博士卻注意了。這說明他很用心瞭解國內的華文文學研究的情況。他說知道有這個刊物後，就將手中一篇寫馬華小說家商晚筠的文章投去，很快就收到編輯的用稿告通知，多有收穫的喜悅。他還善於在細緻閱讀文本中思考問題。一次交上來的作業，是關於老舍話劇創作中的老太太形象的研究，選題小，很少有人關注，但卻是一個有意義的老舍研究話題。在文章中，啟平首次梳理老舍話劇作品中這一形象的線索，並且通過該形象塑造成因和其性格特徵的分析，旨在揭示老舍話劇獨特的創作視角和其女性觀，給人很有啟發。我立即推薦給了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編輯很快審稿通過了。這篇文章既做的實又有自己新見，發表後有刊物還摘編了部分內容，說明有一定的反響。啟平博士學習階段，正是本著這樣努力鑽研，積極實踐的扎實學風，專業學習進步很快。他除在馬來西亞的報刊上發表過文章外，更可喜的是，在中國大陸學界的學術刊物上也發表了專業論文好幾篇。這不但在我所在的文學院留學生中間是佼佼者，就是在國內的同屆博士生中也是很優秀的。他自覺進行獨立科研實踐，論文選題力求新意，論證問題理據到位，尤其自覺遵守學術規範。寫作投稿發表論文積極參與學術迴圈活動。他發表的文章大都以自由投稿的形式被雜誌編輯部認可，更為難能可貴。

啟平博士良好的學術訓練和專業基礎，還表現為這部專著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從最初的醞釀設計、思考問題，到論文寫作中的查找資料、理論準備、參考文獻甄別梳理，以及最後的一次次修改等，每一步都做的十分認真，扎實而有條不紊。題目的推敲和寫作提綱的擬定就幾易其稿。論文從初稿到定稿前後修改有好幾個本子，不厭其煩。為了做到精益求精最後論文的答辯的時間還推遲了半年。

開始，他說要寫「當代大陸／馬華女性小說比較研究」的課題，我極贊同支持，覺得切合本人實際。他有馬來西亞留學生的優勢條件，並且英語和漢語言的雙語基礎均好。既然選題有比較文學性質，正需要跨文化背景和中文專業又好的知識結構才能勝任。從國內該選題的研究狀況來看，已有的大陸當代女性小說的課題也亟待通過比較文學視域有所推進深入。在交流研討課題中，我倒是給吹了不少冷風，不斷提醒他做好該選題不易，其難度有二：一是大陸當代女性小說創作文本豐富，閱讀量大，以及有許多高起點的當代中國女性小說研究成果，不僅僅要廣泛收集資料而且還要客觀理解和超越前人研究；二是比較的視角不是簡單的比較方法，或者僅僅說明彼此的異同，而是比較文學的影響與平行研究，甚至跨文化的比較文學研究的視域，旨在找尋研究物件互為作用的背後緣由，尤其，之所以「比較」獲得的認知是獨一無而二的，所發現的問題是其他角度和方法研究女性小說不易解決的。但是，他對選題的難度大並沒有畏懼，啟平博士憑著一股求知的韌勁和學術追求的執著，勇敢而堅定地大膽探索，很快沉浸於深入細緻的文本閱讀、資料整理的研究狀態中，學術探究的科學理性論證、思辨，他也做的一絲不苟。

從收集資料入手，盡可能涉獵他能夠看到的馬華文學和大陸文學中的女性小說創作文本。以厚實的作家作品為依據，首先勾勒出一條兩地女性小說形成和發展的清晰演變線索，厘清了研究物件和夯實了立論基礎。同時，他瞄準把握課題有關的核心概念和重視必要的理論儲備。一開始就注意「女性寫作」、「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文化身份」、「他者」等關鍵字的界定和理論內涵的認知，從而確定了論題深入的中心目標。他明確指出本論文旨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小說的敍事策略，從女性主義的角度進行細緻的文本解讀，兼取比較文學及文化研究的宏觀視野，以考察兩地的女性書寫的發展概況、文化認同、敍事特點和理論意義為重點。」

論文將大陸與馬華女性小說納入世界文化語境中進行較為系統而全面的比較研究。這本身對長期兩地女性小說單向研究的某些局限性有了重大突破。論文的可貴之處在於，並不僅僅滿足於兩地女性小說創作的歷史線索的梳理和表層的異同比較，而是將重點指向兩地女性小說的文化身份、話語與異化、及其敍事策略和其文學史意義等問題，作者努力挖掘兩地女性文學內在深層之由，變遷之故，通過互動考察而闡發其獨特意蘊。這使得論文整體有了一定的學術性和學理的深度。

論文在分析馬華女作家雙重身份和邊緣書寫的情結、潛隱的國家意識，以及移民散居生存諸多特點時，始終置於互為映襯影響的東亞文化語境中陳述與辨析。這使得中國女性小說獲得了一個豐滿「他者」的觀照，也清晰地呈現了馬華文學生成流變的寬廣視域。「文化身份」的認同和尋找，準確地揭示了馬來西亞的華文女性作家寫作境遇，不論早期的芸亦塵、愛薇、紫曦等作家，還是後來的梅淑貞、李憶莙、商晚筠、陳蝶等作者，甚至新生代的黎紫書、賀淑芳等女作家的創作，均得到了合理評述。他還注意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女性作家，尤其當代大陸馬蘭、查建英、虹影等留學國外一批女作家的創作裏，指出她們與馬華文學語境相通、精神相連，並揭示如何促進和影響了各自國度裏文學母題、文學形式的獨特呈現。從性別角度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考察，論文的第三、四章內容寫的更貼近研究物件的本體，文本分析和性別理論結合的較為完好。闡發女性表現的獨特的欲求、感受，以及文學的想像、表達的言說方式，單個作家單一維度的已有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多元文化下兩地女性小說創作的比較研究，特別在第五章借助意識形態的「第三世界」術語來審視東亞文化中的女性文學的特點、價值意義較為鮮見。正是由於啟平博士付出了極大辛苦的這些學術努力，使得論文順利的通過了答辯，並且受到盲審評議專家和答辯組專家的一致好評。

當然，這一課題研究對啟平博士還只是開始，因為作為馬來西亞藉本土知識份子，熱心本民族文學，關注他在世界文學中發展、傳播和交流，需要更為寬闊的視野和學術胸懷。大陸與馬華文學是世界文學其中的一部分，超越性別、地域文化的馬華文學研究尚有極大的空間，更有待于向廣度和深度開掘。現在啟平博士先于將這一前期成果付梓，我想既是對他前一段自己學術工作的總結，又是期盼得到更多的讀者鼓勵和鞭策，激勵他繼續課題的深入研究吧。

隨興雜亂地寫到這裏，仿佛與啟平博士面對面再一次的交談，是為兩人間的私語，如對讀者多有干擾，敬請海涵，也可姑妄言之。

權為序。

農曆辛卯年露月於金陵龍江小區外秦淮河畔

一、漂泊的遷移者
移民者，既是自主的個體，亦是文化、性別和階級的代理（agent）。在這裏，我將由文本中呈現的女性個人問題切入，旁及女性在新環境裏與舊族群的互動關係。跨界的主體，究竟能自由來去兩個文化板塊之間，開創第三種空間？或是陷於鴻溝之內，進退維谷？在這個層面上，離散所帶來的身份其實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明確不變的，族群散「居」的另一現實面仍不容我們忽視，流離除了是長距離的分別、歸返的禁忌與未來的延遲，更牽涉到人口至不同地點的分布。因爲婚姻關係移民到馬來西亞的馬華女作家戴小華說過，在臺灣時，她的身份是外省人，嫁來馬來西亞時成了外來移民，回到中國時，她卻是外國華僑了。

當移居者在異域重制一個家的文化，一旦「成家」定居，也可能籠罩在故國父權文化陰影下。其實這裏也符合了詹姆士‧克里佛（James Clifford）的論點，他認爲族群散居的經驗對女性而言，可能强化也可能鬆動原來性別的劣勢。往好處看，與祖國、親友、宗教文化傳統保持聯繫，雖然是她們可依恃在僑居地生存的資源，卻也不無重複父權結構之虞；另一方面，新環境雖然充滿敵意和艱難，新的角色和需要、新的政治和個人空間卻也可由族裔遷移的交互活動而打開。往最壞處看，「女人的經歷也許是雙重痛苦--既爲寄寓時物質與精神上的不安全所苦，同時又要應付新舊父權體制裏要求的家庭與工作。」所以，馬華女作家李憶莙的小說《親愛的，我們曾在意大利》裏的女主人公姚春雪在意大利時不肯答應李承晚一起到澳大利亞去的其中原因，因爲新環境仍是充滿敵意和艱難，新的角色和需要、新的政治和個人空間對她還是一場未知的旅程。

另一方面，族群散居也引發了人們對文化身份的思考，因爲身份可以作爲一種表述的策略，可以用來拓展新的發言渠道。身份認同可以讓一個人證明自己有關言行成立的理由。由於生活環境和文化定位的不同，也會影響一個人對自己身份的不同理解和調整。身份既不是某種客觀條件的天然限定，也不是某種主觀精神的隨意構設。就如保羅‧季爾樓（Paul Gilroy）所言：「我們對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主觀體驗，而各種微妙的主觀體驗的產生都是建基在文化和歷史的大背景中，身份提供了我們理解這種相互作用的聯繫。」

所以，當馬來西亞的華人在1989年被允許游訪大陸，馬華女作家戴小華卻體會馬來西亞華人和中國人的差距，幾十年的不相往來，早就使到華人對中國的陌生。所以當這位女作家初次踏進中國土地時，她認爲「中國畢竟是一個既有親情又很陌生的地方……我去……是爲了去認識那與我流著共同血脈的民族，是爲了去瞭解那與我有著共同文化的國家。」但她是回不到移置前的位置了，不管是從大陸到臺灣，從臺灣到馬來西亞，再從馬來西亞回到大陸，散居狀態中的困境顯現無遺。根據艾咪‧康明斯基（Amy K.Kaminsky），戴小華是屬於「族群散居包含著一段放逐的歷史，而現在卻含有某種程度的選擇。」的散居者。這裏也應證了張京媛所言，「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生活在所居處的社會文化結構中，但是他們對其他時空依然常存著集體的記憶，在想像中創造出自己隸屬的地方和精神的歸屬，創造出「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因此，寫作，讓戴小華和其他海外女作家們對這「想像的社群」有「老家」的感覺，讓她們回到根源，回到舊的自我，記憶她們最有價值的部分，她們的才華，以及她們青春時期追求嚮往的美夢。於是，女作家們由此重新肯定了自己爲創作的主體，而不僅僅是一個身處父權文化下的女性。

現實中的戴小華因婚姻關係進入了散居的身份，從而在書寫中呈現其「散居」的困惑及强烈的異化感。馬華女作家陳蝶的小說《爲誰風露立中宵》中的「她」也因爲一場不倫之戀與家人決裂，獨自跑去澳洲求學，因爲意外有孕也爲了生活，匆忙的嫁給一個剛認識一個月的澳籍厨師。「婚姻」正是艾咪．康明斯基（Amy K.Kaminsky）觀察中導致放逐者「她」自願進入族群散居狀態的主因。可是不久「她」的丈夫卻在車禍中喪身，除了擁有了澳洲的國籍及一個嗷嗷待哺的小孩，「她」似乎一無所有，家鄉雖然有親人，「她」卻無顔或不願返回馬來西亞。面臨經濟生活的威迫，她只好繼續在異鄉流浪找生活。「她」所呈現的異鄉生活盡是苦澀、挫敗與幻滅，明顯帶有離散的異質性，而且，可以返國卻自願選擇留下的不歸者，身份就變成了族群散居的狀態。來去之間流離失據的「她」，卻是拒絕回到移置前的位置。

再看看商晚筠，這位馬華杰出的女作家當年留學臺灣，學成回國後鬱鬱不得志，再回臺灣準備呆下來，卻又不得，再到新加坡工作定居，過後又因不適異國生活，回國準備定居，卻因得病與世長辭。它一生漂泊，在國與國來去之間流離失據，女性散而「居」不得的窘態在她身上顯現無遺。在其小說《季嫵》中的女主人公也如此。女主角季嫵住在馬來西亞北方小鎮，是個豪放爽氣的人，抽菸喝酒，常愛流蕩在外。因小鎮地處邊境，她於是在馬來西亞與泰國邊境跑單幫，幹些走私漏稅的買賣，與她一夥的盡是撇胸膛趿拖鞋粗聲粗氣的男同行，生活極度放蕩不拘，這些都挑戰了小鎮與傳統的父權制，父親因此與她斷絕關係，趕她出門。季嫵後來因爲喜歡攝影，機緣巧合認識了美聯社記者肯尼迪，背著相機跟他北上泰國清萊、金三角攝影，結果就跟了他去了美國。如果我們從去國離家的批評框架裏選擇，從旅行（Travel）的角度來審視季嫵的行爲是比較恰當的切入。她在國與國的邊境游走攝影不啻是一種歷險與開拓，選擇了一個以男性爲主的行業，四處漂泊；理論上也將允許女性旅行者從男性文化裏客體傳統位置上移走，而她活躍的經歷駁斥了男性在外在世界行動而女性限制於家庭空間的基礎對立。她的旅行的隱喻不只銘刻女人在世界裏的位置，和性別化的空間次序，在這裏，「女性旅行的比喻是重構世界意義的敘述。」當季嫵到了美國，爲了取得美國公民權而與肯尼迪結了婚，婚姻在這兒是一種取得散居權的手段。可是，穩定與自由難於兼顧，爲了給予女性更多的發展選擇，爾後作家讓季嫵散居的心態逆轉化成自我／放逐或流亡（self／exile），體現了女主人公求新求變的渴望，當然我們也可從中找到族群散居的新詮釋，即女性欲逃出既有國家父權文化的隱喻，爲女性主體性的建構增加可能。

季嫵從第一次逃離開始，她的逃亡史，正是與家庭離合的關係。從她第一次被父親趕離家門開始，每當離家，她才享有自由解放；每當她試圖定居，從紐約到非洲，她就感受挫敗與恐懼。所以她只有繼續放逐，比如到非洲去進行拍攝工作；可是她的完全放逐的方式似乎還是找不到內心的自在，在寄給妹妹的錄音帶上就宣泄了自身的急躁與不滿足。或許沒有生根帶來的束縛，就不需要逃離，可是季嫵從馬來西亞到泰國，從美國到非洲，旅行的過程是變動的、暫時的，旅人的出發點與回歸地似乎都是「家」，卻固定不了她原本不穩定、曖昧性的散居者心態。所以一次在非洲進行拍攝工作時，她在睡覺總是在右手握著一管上了膛的短槍，以防夜襲，結果短槍走了火，子彈從右頸直穿腦心，當場斃命。季嫵的悲劇是女性散居者寄寓時物質與精神上的不安全經歷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