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 第一輯（簡體書）

國家競爭本質上是戰略境界之爭。戰略的最高境界是戰略方向。方向出了問題，南轅北轍的錯誤便會連綿不絕。“戰略”往往是在缺乏方向的時候才頻繁地為人們所提及，方向問題越被忽視，關于“戰略”的談論就會越多，與此同時，這些話題的戰略價值也就越低。因而，社會對于一般意義上的“戰略”問題的熱情，未必是這本以戰略研究為任務的出版物面世的理由；那些基于方向感的需要而對戰略的思考，才是本出版物存在和發展的根基。

前言
戰略的最高境界是戰略方向
思想
李慎明／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相關思考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
本文詳細梳理了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其實踐。作者認為，毛澤東多次提出的“繼續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等表述，就是這一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根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鄧小平相關講話精神，作者也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亦即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做出了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作者強調一定要高度重視、堅決維護《決議》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準確、正確的評價，并且指出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訪談
余永定，勿忘“美元陷阱”
中國經濟狂飆突進的過程是出口導向增長模式的自我否定過程。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經濟的不平衡，特別是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也達到前所未有的嚴重程度。雙順差、人民幣匯率和美元陷阱分別是中國執行出口導向發展戰略演變的三個階段的核心詞。中國現在已經深陷國際金融危機的漩渦，我們的選擇可能已經不多，但辦法總還是要想的。不管美國人說什么，我們應該根據中國的利益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專論
張維為／告別政治浪漫主義
——關于中國改革的若干思考
中國改革模式的特點是“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相對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這是過去二三十年中世界社會主義國家諸多變革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接下來的政治改革首先就是擺脫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的束縛，特別是所謂“民主與專制”話語的束縛，以穩健和漸進的方法為主，從中國的國情和民情出發，最終實現對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賈根良／我國推遲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的戰略構想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不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將更有利于我國根本的和長遠的國家利益。如果因為我國政府在加入WTO時做出了承諾，那么也應該盡量拖延加入的時間。在這期間，我國應該通過體制改革，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統一國內市場，大力加強購買國貨的愛國主義教育，整頓政府采購市場，改革和完善政府采購市場體制和政策，健全相關法律和法規，以避免遭受重大的利益損失。
李世默／向G20演說：全球化2.0-利益一致，模式各異
全球化20的核心是文化的主導性，并作為文明的基本要素：每一種文化和文明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應該被視為公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神明”足以統合各種文化和文明，或創造出什么普世性。下同文化的存在都是單稱（非對稱性）的，其差異是無需理由的，在根本上是沒有可比性的，（用中國人的話說）只有“存異”才能“求同”（承認并尊重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才能實現利益的一致），才能建立更和平的世界秩序。這就是基于多元性的全球化20的故事。
年度報告
張文木/2011:中東動蕩與世界變局
——兼論中國應對方略
2010-2011年影響中國安全環境最大的事件是美國重返亞洲和中東動蕩及北約對利比亞的軍事打擊行動。這說明歐盟和美國有了在拋棄雅爾塔體制并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歐美共治世界體制的戰略意圖。在蘇聯解體和歐洲接近完成統一後，美國便將戰略重心移向亞洲，其目標就是中國。作為回報，利比亞之後的歐盟也將會在遠東，尤其在中國問題上，與美國保持相當程度的合作。美國與歐盟正在進行著新的戰略分工和利益分配，世界力量正在進行著重組。對中國而言，真正的挑戰正在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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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劉小楓/尚智、反智與“文化團體”國家構想
韓毓海/樸素的政治，樸素的文明
書評
達巍/讀基辛格《論中國》
嚴榮/應對美國金融壓力的歷史鏡

一、世界政治格局正在發生逆轉
從2001年“9·11”事件開始，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行了近十年的軍事行動，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國力，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更使美國經濟形勢雪上加霜。小布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利使奧巴馬上任之初不得不放棄小布什時期軍事加單邊的強勢外交，轉入新尼克松主義軌道。5但從2010年起，美國外交風云突起，希拉里·克林頓于1月發表“重返亞洲”講話，隨後便發生了“天安艦事件”及美韓在東中國海及附近海域進行的大規模海上聯合軍事演習。這些對奧巴馬推行有利于美國的新尼克松主義外交路線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迫使奧巴馬在東亞采取符合美國軍火和能源財團利益的攻勢政策。
如果比較一下美國自奧巴馬就職以來的外交政策，我們會發現，從2010年開始美國外交出現轉向，即從奧巴馬就職初期帶有尼克松主義色彩的有節制的外交路線已經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帶有奧爾布賴特色彩的外交路線--奧爾布賴特時期的外交本身就帶有兩個“克林頓”即時任總統的威廉·克林頓和他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頓的影子。
2008-2011年全球從經濟動蕩發展到政治動蕩，使世界大勢進一步向不利于美國的方向轉變。在北約打擊利比亞的軍事行動中，美國罕見地主動放棄在北約軍事行動中的指揮權，這是自蘇聯解體以來西方世界內部出現的一個重大的變化，它折射出歐洲與美國之間力量對比出現了接近布熱津斯所說的“1+1”（美國十歐盟）6的變化，以及由此出現的歐洲在世界政治中初步顯現相應的攻勢。跡象表明，自蘇聯解體迄今，美國已是虎落平川，而自蘇聯解體迄今的世界格局7，已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研究當今世界的變化，需要從雅爾塔體系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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