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變遷中的文化再制與教育選擇（簡體書）

在西雙版納傣族地區，有一群人，他們既是寺廟里的僧人，同時也是學校的學生。本研究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學校教育中的一個特殊群體——西雙版納勐罕鎮中學傣族和尚生為個案，以文化再制理論為研究范式，綜合運用人類學、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方面試圖對這個特殊文化群體進行比較詳盡的解析，另一方面嘗試通過對這個特殊群體的分析來揭示一個社區中“國家”與“地方”、“傳統”與“現代”之問的互動與沖突。
筆者將研究對象置人一個相對寬闊的社區背景中。首先，對其社區進行了一定的經濟文化調查和分析。云南省勐罕鎮是一個以傣族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共生性”社會，不同文化之間存在交流和融合的趨勢，尤其是漢族主流文化對于傣族的傳統文化形成了很大影響。傣族社區經濟發展迅速，傳統稻作生產逐漸退出，進而是橡膠產業的繁榮以及旅游業的興起。傣族文化處于不斷變遷之中，人們的觀念和行為發生改變。
其次，本書集中探討了勐罕鎮社會結構內不同文化系統的主要再制機構的發展以及“和尚生”是如何在社會結構的運作下產生的。在勐罕傣族社區存在著兩套文化系統，即官方文化系統和民間文化系統。民問文化系統的重要傳承機構是佛寺，本書較為詳細地分析了佛寺教育為何能成為傣族社會的“傳統”以及其從20世紀50年代以后所發生的歷史變遷。而官方文化系統的重要再制機構主要是學校，本書通過口述史和文獻資料的整理，較為系統地描寫了勐罕學校教育的發展歷程和現狀。‘‘和尚生，，的出現乃是官方文化系統民間化和民間文化系統官方化的產物，是兩套系統在沖突之后妥協的結果，然而官方文化系統由于掌控更多資源而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個人的選擇在某種意義上受制于文化結構。
再次，筆者通過實地田野調查探討了“和尚生”的現狀、所存在問題及原因。本書分別論述了和尚生在兩個重要場域即佛寺和學校中的行為實踐以及所體現的主體性選擇。通過調查發現，勐罕傣族的傳統文化發生了巨大變遷，宗教觀念世俗化，佛寺教育處于不斷衰微之中，人寺僧人大量減少，僧人素質不高，地位降低。筆者認為種種變遷更多是“外來迫力”的結果。而在學校教育中，筆者通過對和尚生意識形態、學業成就以及行為社會化三個領域的分析，發現和尚生形成了相沖突的模糊的意識形態，學業成就低下，且存在著“反學校文化”，學校教育通過國家化、去地方化和統一化等措施在進行主流文化再制的過程中卻遭到了和尚生的抵觸。在初三畢業的去向選擇中，少有和尚生能通過學校教育進入主流社會，在佛寺系統中也是受到種種限制，最終絕大多數和尚生選擇回歸傳統社區。這些都是由社會結構、社區力量、學校以及和尚生自身所共同造成的。
急劇變革的社會中，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國家文化與地方文化之間的交融和碰撞在文化再制的場域中如此集中地體現在一個特殊群體上。佛寺教育和學校教育有著并存的必然性。然而，這似乎又成了一種“權宜之計”，因為二者都存在著不可回避的問題，佛寺教育無論從僧人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在急劇下降，而學校教育則陷入“學校繁榮，教育衰微，，的困境。無論是對于佛寺教育還是學校教育，和尚生都表現出了消極的態度，尤其對學校教育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抵觸。佛寺教育傳承傳統的功能在弱化，而學校教育促進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現代化發展的作用也并不明顯。在最后一章筆者首先集中探討了學校教育問題中所隱含的相沖突的社會文化觀，一是“傳統”與“現代，，的斷裂，二是太過于強調國家整合，而忽視地方差異。為了促進民族、社區和國家的和諧發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銜接，本書提出了要以建設“共同文化”的理念來實現學校與社區的共建。其前提是，一方面在國家層面上應該重視自上而下的“文化關注”，重點是對文化多樣性的肯定，另一方面應該努力提升當地人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覺”能力。在此基礎上，筆者試圖構建一套實現學校與社區共建的操作性模式。
最后，筆者基于本書的實際分析，對文化再制理論本土化研究以及一些研究方法進行了一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