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聖嘆傳（簡體書）

金聖嘆是明清之際的一個傳奇人物，曾以腰斬《水滸》、酷評《西廂》著稱于世。他為人狂放，以異端自居，生前身後，備受爭議。順治年間因“哭廟案”被殺。
清人李漁說他的評點文字“能令千古人心死”，胡適則說他是“十七世紀的一個大怪杰”。他有過怎樣的人生？經歷過何等風雨？持有哪般懷抱？《金聖嘆傳(增訂版)》這部傳記詳尋其人生軌跡，使得百年懸案一朝冰釋。
《金聖嘆傳(增訂版)》由陳洪編寫。

金聖嘆，明末清初人。名采，字若采，明亡後改名人瑞，字聖嘆。著名的文學家、文學批評家。金聖嘆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學批評，對《水滸傳》、《西廂記》、《左傳》等書都有評點。陳洪編寫的這本《金聖嘆傳(增訂版)》詳尋了其人生軌跡。

很應該為金聖嘆寫一部較為詳細的傳記。理由至少有正、反兩個方面：從正面說，金聖嘆在文學史及文化史上，都是相當重要而且具有獨特價值的人物。他批點、刊刻的《第五才子書》、《第六才子書》，在近三百年中暢銷不衰，成為當時中國人的主要文學讀本；他在批點中提出的小說理論及文學、美學思想有鮮明的個性，特別是小說理論的成就，古代文學史上無人比肩；他的文學批評觀點及方法，隨“才子書”的暢銷而影響廣遠，效仿者蜂起，小說、戲劇的評點本遂至汗牛充棟，成為清代文學批評史兩大奇觀之一(另一奇觀為大量的詩話、詞話)；他一生行事怪異，游離于主流文化之外，而又鮮明地表現出時代的特色；他最終因參與、組織反暴政而慘死在屠刀之下，成為民間的傳奇式人物。如是等等，都使得金聖嘆在歷史長河中，成為無可替代的“這一個”。因此，無論出自景仰之情，還是探索之意，抑或好奇之心，我們都應該循其人生足跡體察一番，認識這個豐富、復雜、獨特的靈魂。
從反面說，金聖嘆是個極富爭議的人物。活著的時候，崇拜者五體投地，憎厭者欲殺之而後快；罹難後，同情者無限惋惜，敵視者斥罵未休；時至今日，研究者中間仍存在很大分歧，幾乎每個大關節都有不同意見。這既有他個人性格方面的原因，如放言無忌，標新立異等，也有更為深層的歷史文化原因。爭議的存在，就是對研究者的召喚，所以很需要我們來把問題梳理一番，細心作傳，平心持論，盡可能公正地為金聖嘆找到一個適當的歷史位置。用他自己的話講，讓他“心死”于九泉之下。
但是，金聖嘆的傳論很不容易作。其難有三：一為歧說紛紜，已見上述，非折衷所能消弭；二為材料缺乏，此乃由于金氏一生布衣，又遭橫禍，故可靠之傳記行述甚少，僅見者往往又間雜傳說；三為金氏的名山事業為文學批評，文評向有“準的無依”之說，而金氏立論大膽且獨出心裁，以至見仁見智難衷一是。當然，列舉出這些并非為我們的工作預留退路，而只是表明筆者惕厲、謹慎的態度而已。
金聖嘆一生的心血萃于文學批評之中，我們對他的認識絕對離不開他在文學理論、批評領域的成果。因此，本書分為內、外兩篇。內篇追蹤躡跡，評述其人生；外篇撮取其理論菁華，評介其成就。雖與慣例稍乖，卻也與傳主的特點相合，望讀者諒之。
1996年初春于南開園

原版引言
內篇
第一章 蓋棺論未定
第二章 雪泥鴻爪幾許
第三章 生逢末世
第四章 裝神弄鬼的青年時代
第五章 求“才子”之名，創“異端”之說
第六章 “誨盜”之是非
第七章 邊緣心態
第八章 五柳那邊碧江春
第九章 只惜胸前幾本書
外篇
“忠恕”說
“因緣生法”說
“事為文料”說
“性格”說
“犯中求避”說
“鸞膠續弦”說
“緩中生急”說
“襯染”說
“影燈漏月”說
“律詩分解”說
“三境”說
贅語
主要參考書目
增補後記

金聖嘆生于萬歷的後期，歷泰昌、天啟、崇禎而人清。史家有言，明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明亡之征兆，至萬歷而定”。可以說，自金聖嘆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天起，就無時不在呼吸著衰颯悲涼的霧氣，感受著噪擾不寧的氛圍。
明中後期的幾個皇帝，如正德、嘉靖、萬歷、天啟，都是少有的荒唐君主。如正德帝，先寵劉瑾，後嬖錢寧、江彬，“昏狂無道，方古齊東昏、隋煬帝之流，并無遜色”。他封自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然後下詔命這個“大將軍”南巡北狩。所到之處，劫掠民女，恣意淫樂，以至“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群臣勸諫，竟將一百四十余名大臣上了刑具罰跪五日，然後廷杖于朝堂，斃命者十二人。嘉靖帝則與之相反，喜靜厭動，一心崇奉道教以求長生。《西游記》中所寫迷信妖道食小兒心肝的比丘國王、殘害僧眾的滅法國王、車遲國王等，都有他的影子。嘉靖中後期的三十余年，大半時間同道士廝混，朝政交給嚴嵩之流，搞得是非顛倒，國困民窮，到了“嘉靖嘉靖，家家皆凈”的地步。萬歷帝十歲即位，在朝四十八年，竟有二十余年不理政、不行祀典，卻在二十一歲就開始營建自己的陵墓，歷時六年，役使軍民六千余萬人次，耗銀八百余萬兩。他為皇子辦一次婚禮便動用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如此窮奢極欲，自皆百姓脂膏，“窮天奪產，罄地伐毛”、“民力凋敝，十倍于舊”。天啟帝則是心智未開一頑童，耽迷于木工，操作不倦，一切事務皆交付大太監魏忠賢。魏本無賴，全憑特務手段統治，肆意迫害忠臣正士，大獄迭起，朝政一片烏煙瘴氣。
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走向取決于君主與文官集團的素質，而君主的清明或昏亂則是主導。在正德至天啟的百余年間，并非沒有精干有識的人物。政治家如張居正，思想家如王陽明，軍事家如戚繼光等，都是彪炳千古的奇才，亦曾躋身樞要；而朝野士人的普遍抨擊時弊，甚至一再冒死極諫(如張英肉袒戟刃于胸而上奏，海瑞預買棺槨而力諫)，更是中華史冊所僅見。但是，無奈積弊如山而君昏如故，終無法剎住明王朝滑向深淵的車輪。
經過這百余年的荒唐、敗壞，到金聖嘆所生活的時代，明王朝的經濟、財政面臨全面崩潰，政治則矛盾糾結、危機四伏，而外敵迅速崛起，敗亡之局已經注定。
萬歷、天啟年間，大規模的土地兼并使中央政府的田賦收入一落千丈，有的地方已達到“(土地)為王府者十七，軍屯十二，民間僅十一而已”的程度。皇族、官宦的田莊瞞田逃稅，虧空便轉嫁到百姓頭上，僅萬歷後期就三度加派田賦。故民間有“一畝官田七斗收，先將六斗送皇州”的歌謠，可見剝削之嚴酷。即使如此，戶部一歲之人也僅夠數月開支而已。
至于政局的混亂，只看一看官僚集團的狀況就可見一斑。據《明史》及《明實錄》，萬歷後期，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構中，缺員達十之六七。如內閣大臣應五六人，一度只有一人；御史應一百余人，只有十人；給事中三十三人，只有五人，等等。這一則因為政局黑暗，人多全身遠禍，二則國家財政匱乏，欠俸嚴重，三則機構運轉不靈，無人負責催補。萬歷三十年，全國該派巡按十三名，實際只派四名，大學士沈一貫奏請補足，奏上留中不發。又如萬歷四十五年，鎮撫司理刑官缺額，以致無人審理案件，人犯長期監禁，大批死于獄中。家屬投訴無門，上百人泣訴于街頭。政府機構的癱瘓程度令人驚訝。這樣的政治局面直接影響到御邊撫外的能力。嘉靖到萬歷，先有所謂“南倭、北虜”騷擾海防與邊境，繼而建州女真崛起于關外，給明廷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這種情況對士人的心理狀態產生了很大影響，突出表現在一部分精英人才對王朝的疏離感，包括政治上的疏離與思想上的疏離。《玉劍尊聞》記大學士王錫爵與顧憲成的一段對話：“相國曰：‘公家居久，知都下近來有一異事乎？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為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為是。’顧對日：‘又有一異事，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為是。”’除了這種政事見解上的對立外，疏離還表現為士大夫對林泉生活的向往。隆慶、萬歷之後，不僅經營園林成為時尚，而且抒寫山林情懷也成為文壇風氣。而陳繼儒編成于萬歷後期的《逸民史》也可看做這種情懷的反映。至于思想上的疏離，則表現為思想一統的崩解。一批思想家大膽創立新說，并在各階層廣有信徒，而其中頗不乏“異端”之士，越軌之見。
此時的明王朝正似一座百年大廈，墻頹柱朽，最後的崩塌已在眼前。然而，在地基上、墻縫中，卻又茁生出大量藤條樹木。它們飛快地生長，枝葉繁茂，一片新綠。由于它們的撕扯，大廈的罅隙更多更寬了。雖然最後的傾圮也將給它們帶來厄運，但它們仍自顧生長著——這就是新的商品經濟因素、市民文化與帶有異端傾向的思想流派。
《醒世恒言》中有一則常為經濟史家稱引的故事：蘇州盛澤鎮“綢絲牙行，約有千百余家。遠近村坊織成綢疋，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可見商品經濟的繁榮。小說的主人公施復“是個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匹，便去市上出脫……幾年間，就增上三四張綢機，家中頗饒裕”。“且說施復是年蠶絲利息比別年更多幾倍，欲要又添張機兒……省吃儉用，晝夜營運，不上十年，就長有數千金家事，又買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開起三四十張綢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廝，把個家業收拾得十分完美”。
這雖屬稗官家言，卻極為典型地描述出明後期江南工商業的發展情況。對此，明人筆記多可印證。如張瀚《松窗夢語》：“余嘗總覽市利，大都東南之利，莫大于羅綺絹綸，而三吳為最。即余先世，亦以機杼起。而今三吳之以機杼致富者尤眾。”其先祖“(購機一張)計獲利當五之一，積兩旬，復增一機，後增至二十余……自是家業大饒”。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余謂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范濂《云間據目抄》：“松江舊無暑襪店……萬歷以來，用尤墩布為單暑襪，極輕美，遠方爭來購之。故郡治西郊廣開暑襪店百余家，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為生。”史籍中也不乏記載，如《神宗實錄》：“吳民生齒最煩，恒產絕少，家杼軸而戶纂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
對于這種經濟、社會現象如何評價解釋，史學界歧說紛紜。但無論專家們擬用什么概念、術語為之命名，一個基本事實是不會改變的：新的生產、流通方式正在孳生發展，新的社會階層正在逐漸形成，這就是城市工商業與市民階層。
與市民階層的勃興同步，思想界王學逐漸擴大了影響。
嘉靖之初，有一件震動朝野、影響深遠的大事，便是被史家稱做“大禮議”的政治斗爭。緣起為武宗猝崩無後，以堂弟朱厚熄繼統。群臣堅持應有一入嗣的名分，而朱厚熄不但不答應，反要追尊生身父為“興獻皇帝”，于是引發皇帝與文官集團的激烈沖突。這一事件前後綿延十余年，黜革杖責官員數百名，可謂明中葉政治舞臺頭等大事。若論其實質，不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性質的權力斗爭。但由于執禮派的文官集團依據的理論出自北宋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欲借程之權威來壓服嘉靖帝，故他們的最終失敗也使正統的思想觀念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特別是帝黨把他們的勝利以《明倫大典》與《欽明大獄錄》的形式昭告天下，更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很大影響。曾被奉為科律的程朱理學，隨執禮派的失勢而被動搖了權威地位；相反，與程朱抗衡的王學便得到了“好風憑借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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