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拐點：世界經濟裂變 中國路在何方？（簡體書）

《大拐點》內容簡介：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并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并沒有所謂中國奇跡。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
另，作者將把本書全部版稅捐贈給孟非幸福博愛基金。

海報：

袁劍，1964年生于湘西。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畢業。曾經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學，後歷任《價值》雜志主筆、《董事會》雜志主編，現為獨立評論人。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以親歷者的視角，觀察、體認和思考中國的轉型。2000年之後，在中國大陸及海外華語主流媒體上發表了大量具有廣泛影響的政經評論。著有《中國證券市場批判》、《奇跡的黃昏》。

《大拐點》編輯推薦：袁劍，《奇跡的黃昏》的作者，當代中國最清醒、最銳利的思考者之一，在《大拐點》一書中，以全球的視野、頂層的分析、不妥協的思考和社會的立場，撇開所有無謂的爭論與假問題，揭示中國奇跡的經濟政治社會動力機制，剖析中國經濟不可預知的未來。另，作者將把《大拐點》全部版稅捐贈給孟非幸福博愛基金。
當代中國是雙面的。一方面經濟多年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國內消費不振，居民不花錢；一方面稅負痛苦指數在全球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中央財政的教育支出4%喊了20多年，在2012年才有望實現；一方面改革開放30年成就輝煌，另一方面又重提“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許多相互矛盾的現象頑強而合理地共存著。未來的道路該如何走，就先要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到哪里去？
有沒有所謂的中國奇跡？為什么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仍然能奇跡地翻番？為什么在GDP連年高速增長的情況下，中國的股市會奇跡地回到原點？什么是中國模式？在所謂的中國模式中？經濟、政治、社會各自處于什么位置？為什么說不在頂層統籌考慮經濟、政治與社會關系的中國模式可能淪為中國想象？

自序（節選）
本書想要提醒人們，中國可能已極其接近一個大型的經濟拐點。這個拐點是由全球市場體系的裂變與中國內部的結構裂變共同觸發的。時至今日，仍然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中國神奇的經濟永動機會力有不逮。中國政治領導人也仍然認為中國依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言下之意是，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仍然可以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因此必須竭盡所能抓住機遇，讓中國的高速增長盡可能維持得長一點。我非常愿意相信，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謂“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但毫無疑問，反面的證據也正在加速云集。事實上，無須借助高深的理論（這往往靠不住），只需訴諸歷史所呈現給人們的健康常識，我們就應當明了，經濟波動、危機甚至蕭條都是歷史的常態。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我們見證了太多的經濟奇跡，但這些奇跡無一不因為時間的消磨而鉛華褪盡，甚至淪為笑柄。所謂奇跡，乃是因為其稀少，往往是由某種機緣巧合因而無法復制的歷史緣由促成的。一旦時過境遷，奇跡也就煙消云散。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這恐怕是比那些所謂規律更有強制性的自然法則。我以為，當今喧囂不止的中國奇跡也很難自外于這一歷史命運。在本書中，我將詳細闡述中國奇跡的歷史緣由，也詳盡闡述創造中國奇跡那些歷史條件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增長的蜜月正在接近終點，因時而變的戰略轉型當然也就迫在眉睫。
迄今為止，最悲觀的預測來自北京大學的佩蒂斯，他在最近預測，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可能只有3%~3.5%。這個增長率對于深陷危機的西方國家而言，是值得艷羨的速度。對于1989年之後持續委靡20年之久的日本來說，這更是奢侈品。但對于中國，恐怕與大蕭條無異。理由在于，中國有較上述國家遠為嚴重的分配問題以及遠為脆弱的政治及社會結構，無法吸納經濟波動帶來的沖擊。很多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及社會結構都是建立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樂觀假設之上的，對經濟沖擊的吸納能力相當不堪。而由于“GDP掛帥”戰略持續奏效，這種樂觀的情景假設就變成了一種完全值得信賴的牢靠事實被接受下來。基于這樣一種麻木不仁和戰略茍且，中國在政治及社會方面，實質性的改革可謂咫尺未進。
不僅如此，人為地推動GDP增速，維持低成本循環，令中國的經濟增長有不道德剝奪的嫌疑。即為了維持低成本生產的競爭優勢，不惜以行政權力剝奪廣大社會成員的環境福利、教育福利、醫療福利，剝奪農民的土地利益，剝奪勞動者的工資福利。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經濟增長所隱含的這種零和博弈色彩已經變得至為清晰。簡言之，20世紀90年代之後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剝奪中國社會為代價的。也因此，本已相當孱弱的政治及社會結構在經濟增長中被進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經濟增長中變得越來越脆弱，而維持社會運轉的政治結構也在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以迄于今，即便未至極限，恐怕也離極限不遠。
事實上，窒息中小企業的，從來不是緊縮的貨幣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重創了中小企業。在中國整個經濟結構中，中小企業作為中國社會的主要承載物，雖然解決了最大的就業問題，但卻最為脆弱。對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的承受力極差，這幾年不斷攀升的通脹與膨大的資產泡沫，實際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業的成本。而那些壟斷與強勢企業卻憑借各種優勢乘機大發橫財，
盡情狂歡。這才是中小企業日困一日的真相。顯然，中小企業問題根本就不是放松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的。如果聽信那些膚淺且明顯包藏私利的“專業”建議，重新放松貨幣政策，推動通脹進一步上升，就可能構成對中小企業最後一擊，從而也構成對中國社會的最後一擊。中小企業將以比現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請注意，這里面有一個非常險惡的陷阱。
當然，經濟增長的下降對中國社會也會同樣構成打擊（這也是那些高擎增長大旗的分利集團不斷挾持中國政策的重要理由），在這一點上，那些主張降低速度者可能過于樂觀了。然經濟之波動、衰退直至蕭條，乃歷史之常態，恐怕很難繞過去。中國的經濟管理者和技術官僚們再聰明、做得再好，也無法避免這一歷史時刻的到來。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我們已經相當逼近這一歷史階段。經濟真的靠不住了。
如果經濟注定要出現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蕭條，那么解決之道就不再是人為地拔高經濟增長速度，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及政治問題，而是盡快建立一個經得起衰退沖擊的社會結構及政治結構，以免沖擊突然從天而降之時，中國社會一片廢墟。簡言之，就是從現在開始，必須立即著手重建一個健康而強大的社會。
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一直以經濟增長取代社會及政治結構的變革，現在應該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時候了，是為未來更加長久的經濟增長建立一個更加健康的社會及政治基礎的時候了。在這里，中國執政者的歷史使命已經陡然切換。必須明確的是，任何實質性的社會重建，都必然涉及政治結構的某種變革。如果懾于風險，虛與委蛇、半心半意，那么更大的風險就可能更快地降臨。重建社會，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會、市場、國家之間的關系。中國當今的主要問題，既然緣起于政府與強勢企業（不僅僅是國有大企業）的合謀，緣起于這種合謀所帶來的社會抑制和社會破壞，那么，重建社會的起點就應該從這里開始。既然社會破壞始于經濟政治運行底線的不斷沉陷，那么，重建經濟、政治、社會運行的底線就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所謂底線，就是被當代文明所普遍承認的一系列最起碼的權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準則。回望人類歷史那些進步，其實就是底線不斷抬高的進步。對于底線不斷淪陷的當今中國，重建底線，才有可能培育溫和
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這樣的人民，才能夠在危機到來之時，與你站在一起。也只有這樣的人民作為基礎，我們才能夠逐漸構建出良治的政府和優質的工商業。許多論者基于一種理性僭越和教科書式的膚淺，為中國提出了許多藍圖。但我深信，歷史不是被規劃的，而是各種力量博弈出來的。而歷史是否進步的一個關鍵標尺，就在于其博弈規則是否在底線之上。在這個意義上，重建底線，就是重建歷史的進步之路。
無疑，這是一個極其復雜和具有高度風險的進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國的執政者具有開創歷史的強烈政治意愿，真誠地、持續不斷地點滴推進，就終能匯成歷史豐碩的成果。如果一個民族，在最基礎的底線上都不能達成共識，那么，它就可能已經名存實亡了。
基于我對中國政治、社會及經濟現實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經濟悲觀派有更加悲觀的預測。在經濟增長高達9.5%的時候，中國社會就已經頻現亂象。我無法想象，如果遇到長期衰退，中國社會將是何種景象。在我的視域中，重建中國社會的歷史議程已經相當急迫，我甚至懷疑，我們是否已經喪失了最後的可能。
或許，經濟增長的前景并不如我們這些習慣性悲觀派所描繪的那么黑暗，或許，在無限可能的未來，自會開啟一道光明之門。然而，有擔當的為政者，恐怕不能以最樂觀的情景假設作為執政的戰略基石。此時，我們更應該記住那個“狼來了”的故事。在我看來，這個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層更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為一次誤報，而忽略了真正的滅頂之災。
是為序。

序 怎么辦？ // IX
上篇 鍍金時代 2002-2008
第一章 金融的魔術
天才制造的恐慌 // 004
讓“GDP中心”成為財富中心 // 007
中國資本市場之嘯 // 010
牛市背後的雙重斷裂 // 012
第二章 房地產套牢中國
土地中的政治經濟學 // 018
房地產套牢中國 // 021
如履薄冰的贏家 // 022
悠然自得的地產商 // 026
誰是埋單者？ // 028
隱蔽的輸家 // 032
泡沫究竟有多大？ // 035
清算的時刻正在臨近 // 039
土地上的幽靈 // 042
第三章 官企的狂歡
民企無“原罪” // 048
為央企服務 // 050
新寡頭 // 052
官企的狂歡 // 054
國企戲劇 // 056
第四章 精英的俘獲
誰來重組大學？ // 060
全球化與精英俘獲 // 062
負價值階層 // 064
後改革時代的技術官僚 // 067
逃避市場 // 069
第五章 改革已到了拐點
改革到了拐點，我們怎么辦？ // 074
改革不是意識形態 // 076
事情正在起變化 // 078
誰的鍍金時代？ // 079
中篇 大裂變來了 2008-2011
第六章 大裂變來了
大裂變來了 // 088
遲到的幽靈 // 088
是1970，還是1930？ // 096
與危機的賽跑 // 109
大時代的大問題—就“大裂變”接受價值中國網專訪 // 113
我們的昨天與今天—接受《亞洲周刊》專訪 // 116
第七章 裂變進行時
漫長的2008 // 122
2008年的雪崩 // 122
30年未見之變局 // 127
經濟危機陰影之下的中國社會 // 132
陌生的新世界 // 139
中國經濟或陷于一片火海 // 141
跑步進入泡沫經濟 // 144
第八章 超級熊市
越危機，越泡沫 // 150
超級熊市 // 152
泡沫式增長 // 153
2010，舊增長的終結 // 155
正在降臨的超級熊市 // 161
房地產崩潰進入倒計時 // 166
房地產十年牛市即將結束 // 173
第九章 中國模式之偽
增長方式是如何煉成的？ // 180
是中國模式，還是中國想象 // 182
為陌生的未來作好準備（增長的分水嶺） // 185
大裂變進行時 // 191
下篇 超級周期的終結 2012-
第十章 我們行走在何處？
我們行走在何處？ // 200
狼可能真的來了 // 209
風險莫測的時代 // 217
第十一章 中國面臨的危機
通脹，通脹！ // 222
利率向上 // 226
危險的實體經濟 // 228
第十二章 泡沫破裂之後
泡沫的破裂 // 236
地方政府與銀行：危機重來 // 242
資本外逃的魔影 // 249

泡沫的破裂
繁榮之後的收縮過程說來復雜，其實也異常簡單，那就是缺錢，到處都缺錢。那些在繁榮時期過度負債的機構和公司，要么直接破產，要么變賣一切可以變賣的東西去償還債務，正如他們在繁榮時期到處借錢買一切可以買的東西一樣。只不過以前到處籌錢是為了發財以及發更大的財—所謂利潤最大化，現在籌錢是為了還債。個人如此，公司亦然。個別人或者個別公司這樣做可能是出于特殊原因，無關大局。但不斷重復的悲劇卻是，在繁榮之後的經濟收縮過程中，總是有一大群人、一大群機構會被迫這樣做。這就構成了所謂系統風險。無論是贏利模式的毀滅還是流動性危機，都會造成同樣的後果。就像在繁榮時期爭先恐後地購買是害怕價格上漲，在收縮時期，賣出者的心態也同樣急迫，他們唯恐自己賣晚了，只能賣出更低的價格。這樣，資產價格螺旋式下跌的魔鬼就正式出場了。
如果對目下中國的經濟形勢有稍微清醒的判斷，我們應當知道，我們已經處于這個螺旋式下跌的起點。
我們已經聽到四處缺錢的聲音。但這種缺錢并不是這些人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促進民族復興之類的偉大事業要辦，而是由于他們在過去的非理性擴張以及加入高風險資產泡沫游戲而導致的資金緊張。那么，他們會怎么辦呢？在真實的世界中，他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等，等待央行給他們送錢，等待資產價格再一次上漲。
的確，這樣做是有理由的，因為中國央行對于他們從來就是體貼有加的。過去的經驗一再證明了這一點。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上，任何堅持到底的投機者不僅每一次都及時解套，而且最後都等到了更高的價格。在與一群人討論要不要買房的時候，一位房地產開發商當場問在座諸位一個問題：“你們買房子有誰虧過嗎？”答案是：“沒有。”于是，這位房地產商以不容爭辯的口吻得出結論：“那還討論什么，繼續買。”這種自信顯然來自對中央政府意志力的輕視。在經濟增長與房地產泡沫之間，中央政府的確無法作出一邊倒的決策。于是，等就是最好的策略。
然而，這一次卻大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已經處于惡性通脹的邊緣。在這種情況下，除非不要江山（顯然，強勢利益集團綁架中央政策孤注一擲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在外，但是這種情況已經不在我們的討論范圍之內），繼續收緊甚至大幅收緊貨幣政策，將是中央政府的唯一政策選擇，形勢比人強，任何漸進的決策都有最後質變的臨界點，現在的情況已經由不得中央政府。我相信，不用多久，那些用老經驗看待新問題的人們就會絕望地發現，等待將是多么不智。那些為債務所迫急于籌集現金的機構與個人將開始拋售他們的資產。當發現有人開始拋售，資產價格下跌的時候，更多的人將以更低價加入拋售。接下來，就是大家在泡沫史中反復看到的那一幕—不斷增加的拋售隊伍反復推低資產價格。沒有人知道這個過程會在哪里結束，正如誰也不知道中國股市會從6 000點跌到哪里一樣，但結果出來之後，連許多大空頭都大吃一驚—1 600點。前車之鑒，中國房地產跌到任何位置我們都不應該意外。
有投行經濟學家安慰我們說，中國購房者有很高的首付比例，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不會崩潰。這真是一派胡言。高首付，只會在泡沫崩潰時減少對銀行的沖擊，但絲毫也阻止不了拋售，也不會阻止泡沫崩潰。中國股市沒有任何杠桿，不也在短短一年時間跌掉七成嗎？何況中國房地產只有三成首付呢？而中國的所謂高首付，對于許多年輕的買房者來說，經常是榨干了兩代人的存款。
在經濟下滑時期，實體經濟中的現金短缺將是普遍的，這迫使人們拋售各種資產以換取現金。在中國，賬面增值驚人的房地產將首當其沖。很難知道誰會打響第一槍，但它可能來自四面八方：可能是房地產商，也可能是現金奇缺的各類企業（中國各類國有、私營企業這幾年已經大量涉入房地產投資），也可能是債務負擔越發沉重的房地產投資者。對于中國房地產商而言，短期的現金短缺以及
長期的贏利模式的破壞，都將驅使他們降價拋售。而後者則是更加重要的動力。在房地產極其瘋狂的2010年，中國上市房地產企業的現金流竟然是–705億，同比減少1 150億。從短期看，在房地產銷售持續低迷的情況下，房地產商除了降價銷售，搶先一步爭取現金之外，還能有什么其他的高招。房地產商再聰明，斗志再頑強，也斗不過大趨勢。不過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房地產商存貨價值大幅度縮減，高利率所引發的越來越沉重的債務負擔，將迫使房地產商進一步降價銷售，以修復其資產負債表。在這個過程中，陸續出現地產商破產實在是稀松平常之事。對于中國房地產來說，最為重要的歷史困境在于，原來那種靠規模、靠速度、靠制造恐慌誘發非理性消費的贏利模式，將在經濟轉型中被徹底摧毀。城市化增速的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的降低都將是這一過程的催化劑。中國房地產的泡沫之所以能夠維持，是以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作為預期條件的，一旦這個條件瓦解，作為泡沫推動力量的預期就會頃刻灰飛煙滅。顯然，我們已經非常逼近這一歷史時刻。
在中國，對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非常扭曲的信任是支持房地產泡沫的一個重要心理因素。這種信任的一個隱含指向是，中央政府將會為任何市場行為承擔最後責任。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這個因素最大化激勵了地方政府、銀行、公司以及個人在經濟行為上的放任，并且推動各種微觀市場主體向同一方向上的冒險和投機。一位銀行家在被問到高鐵貸款傻瓜都能看出的風險時，狡黠地回答道：“相信鐵道部會還錢。”說這話時，他的弦外之音是，反正有政府最後兜底，難道我們不應該相信政府嗎？不唯銀行，投機者個人、房地產公司、地方政府又何嘗不是如此。正是這種“中央政府最後有能力搞定一切也必須搞定一切的思維”，導致中國房地產行業全鏈條上普遍的財務軟約束，以致風險持續積累。在所有經典的泡沫之中，人們都可以發現這種所謂“信任”而導致的軟約束特征，只不過，這一點在中國顯得格外重要和突出。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應該始終將這種“信任”作為衡量泡沫的一個重要的反向指標。在所有的相關政府能力及信任的調查中，中國似乎總是名列前茅。這本身就非常說明問題。
然而，中央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承受到極限時，它要么自己被拖垮，要么將這些風險重新推回給那些市場主體。中國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
這幾年，房地產泡沫的重大危害已經尖銳地呈現出來。它不僅推升通脹、錯配信貸，更顯著惡化了中國的財富分配。與股市泡沫不同的是，作為一種準公共品的房地產，市場泡沫已經嚴重侵蝕了中國社會的基礎。歸根結底，在治理房地產泡沫方面，中國決策者面臨的實際上是這樣的政治經濟學選擇；是讓強勢利益集團為自己的過火行為付出代價，還是對它們再次網開一面，以貨幣政策的名義，通過洪水般的通脹將這種成本再次轉嫁給全社會？不過趨勢已經明顯不利于房地產利益集團，因為通脹洪流正在淹沒一切。
鑒于房地產泡沫在政治上、經濟上越來越嚴重的負面效果，有跡象顯示，中央政府正在以最大的決心為自己解套。在最近的講話中，中國幾位重要的經濟決策者先後表示：要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這其中的潛臺詞是：他們已經下決心壓縮房地產泡沫并接受由此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某種程度的沖擊—雖然我認為他們可能低估了這種沖擊的力度，也低估了解套的難度。顯然，中央政府并不愿意或者說不敢主動刺破房地產泡沫，他們仍然希望在通脹、泡沫以及經濟增長之間維持某種平衡，以實現所謂“平穩較快”的經濟增長。在他們那里，中國經濟的理想狀態是：泡沫慢慢泄掉，通脹維持在溫和狀態，經濟仍然保持在7%左右的增長。這種兩頭下注的政策選擇看上去固然是最為理性的，也符合中國技術官僚們一貫的作風。但是，兩頭下注甚至多頭下注可能一頭都壓不中。
在經驗中，我們只見過泡沫的破裂（如果它是泡沫的話），從未見過泡沫的所謂軟著陸；只見過不斷自我加強和自我實現的通脹，從未見過可以馴服地按照領導人意愿維持在溫和“可控”（4%抑或5%？）狀態的通脹。或許，中國的決策者們運氣非同尋常也未可知，他們真能實現他們想看到的理想狀態。然而，將關系生死的重大決策建立在非同尋常的運氣之上，無疑是異常危險的。30年改革換來如此制度理性，言之可嘆。在我看來，無論目前這種平衡政策還可以維持多久，中國領導人恐怕最後也都只能在泡沫破裂、經濟失速或者惡性通脹之間作出痛苦選擇。令人擔憂的是，無論是領導人還是民眾，都沒有為最壞的結局作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