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

一條通往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革命之路的知識捷徑

中國一九九二年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思想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代，從神龕上走下來，成了茶几上裝點廳堂的花瓶。然而，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各種弊病，喚醒了中國人民心中被迫服下安眠藥的「毛主義」。即將登場的中共「十八大」今年下半就要上演，無論接班人是誰，似乎都難逃面對毛澤東幽靈的命運。在這敏感時刻，要理解中國的路線之爭決定擁毛、反毛之前，大概都需要先讀一讀馬思樂的這本毛澤東評傳。

毛澤東「史上最大規模革命之領導人」的身分，讓他在世界歷史地圖上鋒芒畢露。然而，後世對他的評價卻難以定論。多少年來，中外學者前仆後繼，就為了理解此人矛盾的一生。無論光明面和黑暗面多麼衝突難解，兩者共同構成毛澤東漫長的革命生涯。

作者馬思樂從思想與政治層面切入，剖析這位史上最大規模農民革命的領導人，如何從一位民族主義國家統一者、現代化催生者，歷經「超英趕美」大躍進的失敗，最終走向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獨裁暴君。其寫作動機若說是為呈現更公允的毛澤東，倒不如說是為了讓世人更認識具宏觀歷史意義的「毛主義」。

一九二○年起，毛澤東開始自稱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被奉為圭臬、指導中國革命進程的思想體系，其實在基本論點上處處與馬克思主義相抵觸，形成獨樹一格的「毛主義」──或可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毛澤東給人的印象兩極，既是與人民站在一起的革命家，又是善於權謀政治的獨裁者。

本書獨特之處，在於以毛澤東各個階段對馬列主義的回應與再詮釋，做為解讀其一生正負面向的關鍵。作者主張若能系統地釐清所謂的「毛主義」，掌握貫穿其革命事業的種種信念，譬如信任人民、農民內含的革命潛能、落後國家的發展優勢、文化革命是社會變遷的基本前提、人的意志可決定歷史的發展等等，就能照亮他政治生涯的一切作為，甚至有助於理解循毛澤東路線前進的中國共產革命。

馬思樂（Maurice Meisner，1931 – 2012）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榮譽教授，專研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和馬克思主義。著有《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等。

譯者簡介

溫洽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傳記文學副社長，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譯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前朝夢憶》、《孫逸仙》等。

毛澤東孕育、領導世界史上最深得民心的一場革命。一九三○、四○年代，投身這場席捲中國廣袤農村地帶之偉大革命運動的人數是史無前例的。受這場革命運動波及而生活為之變貌的人，恐怕有數以百萬計。就影響所及之範圍和徹底程度而言，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可能是近代所有革命運動之最，而使得時常與之相提並論的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黯然失色。

然而，毛澤東身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卻日漸淪為獨裁的統治者，這並非革命史上罕見的特例。毛澤東組織農民摧毀古老壓迫、威權的結構，不過，他又以一種奉他為神明的異化權威取而代之。他從外國帝國主義的桎梏中解放中華民族，並誠如他的後繼者鄧小平所說的，「創建一個國家｣，不過卻又讓舉國上下束縛在「繼續革命｣教條的枷鎖中。毛澤東身上所呈現的兩面性－革命家與暴君，社會解放者與政治獨裁者，實在很難互相調和。不過，如果要審慎評價他漫長的革命生涯，勢必又得思考他身上的這種兩面性。

毛澤東的成功與失敗，他的成就與過錯，統統被封入一個氣勢磅礡，有幾個明確關鍵階段的大時代之中。毛澤東是近二十年漫長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政治領導人，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首要理論家、軍事戰略家。再者，他君臨中國逾四分之一世紀。毛澤東的政治主宰時間之長，在近代革命史上亦無出其右，而造就了革命與後革命時代不尋常之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延續性。本書試圖立足在這種延續性上探索浮現在毛澤東漫長政治與知性生命之中，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社會本質和局限性。

作為對毛澤東革命生涯的解析，本書只不過是個梗概，它主要訴求的讀者，是那些想要對陌生主人翁的公共生活能有概括性認識的人。本書不可能取代蕭特（Philip Short）那本內容豐富、全面性的傳記《毛澤東傳》（Mao: A Life），或者施拉姆（Stuart Schram）的開創性著作《毛澤東》（Mao Tse-tung），這本書付梓四十年後，今日仍有存在的價值和歷史的洞察力。

追溯毛澤東的政治歷史，本書著重強調毛身為革命家、統治者，他與馬列主義理論傳承的遭遇（與再詮釋），以及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點與其政治實踐之間的關聯性。如是的強調，並非源自於毛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信念，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智識和理論的貢獻，其實是乏善可陳的。反之，誠如後續的分析，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立論的偏離，才是我們理解他政治生涯中正負面面向的關鍵。

導讀
序言
第一章 青年時期，一八九三至一九二一年
第二章 共產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第三章 農民革命
第四章 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一九三五至四九年
第五章 毛澤東掌權：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一九四九至五七年
第六章 烏托邦主義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與毛主義的耗盡
跋言：進步與專制，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
注釋
徵引書目

第一章　青年時期，一八九三至一九二一年

家庭背景與教育養成

毛澤東是史上最大規模農民暴動的領袖，是一套獨特革命策略的擘畫者，在這場革命中，造反的農村征服了城市。這場席捲一九三○至四○年代廣袤中國內陸農村、賡延逾二十年的革命，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起義。相當弔詭地，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實現的，而馬克思主義學說卻幾乎將農民排除在創造現代歷史的進步角色之外。

無論意識形態與社會實情多麼不相稱，毛主義革命是歷史上少數造就可長可久政治成果的農民運動之一，將毛澤東推上世界人口最多國度的權力寶座，同時將中國推向現代世界，追求長久以來難以企及的民族主義目標，「富強」。

毛澤東高擎共產主義的旗幟組織貧農大眾，但他絕對稱不上出身貧農階級。青年毛澤東是在一個相對安適的環境中長大的。湖南韶山聚居三百多戶人家，而毛家是村裡最富有的人家之一。毛的父親十六歲便加入行伍，不像一般農工難逃飢寒交迫的命運。他生性儉樸，自然還有幾分鴻運眷顧，六年後便攢足積蓄返鄉買了幾畝田，娶妻成親。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家的第三個孩子，但卻是第一個活下來的兒子毛澤東出世，有生意頭腦的毛父，此時已搖身一變成了富農。

毛父田產增加，僱用兩名長工，成了一名小地主、放款者，並開起當舖。他還靠買賣糧食，積聚更多財富。誠如日後毛澤東的回憶，他的父親「不過把貧農的穀購買過來，運到城市商人那裏，以較高的價格出賣」。

於是，當中國攸遠帝制的末代王朝頹唐衰敗，多數農家負債累累、朝不保夕，毛家反倒是日益興旺。這是一個長年饑饉籠罩的時代，糧荒席捲一八九○年代，以及二十世紀頭十年間的泰半湖南。然而，在農村漸次惡化的危機中，毛家卻能發跡致富。毛家寬敞的大院座落於綺麗山谷之間，有丘陵、池塘、梯田環抱。青年毛澤東甚至有自己的臥房，這在農村中國是罕見的奢華。

父親的財力條件允許他的長子先上傳統學塾，再接受現代西式教育。毛澤東六歲起在自家的田裡幹活，不過兩年後就入村中學堂讀儒家經書。據毛日後回憶，他雖不喜歡經書卻背得滾瓜爛熟，所以在與父親爆發激烈口角，以及爾後的政治著述、演講之中，總能引經據典作後盾。

青年毛澤東確實養成閱讀的癖好，終其一生手不釋卷。而毛最嗜讀農民造反、英雄起義和政治謀略的章回小說。《三國演義》這類通俗小說多成書於明朝年間，儒家正統思想與之相比黯然失色。毛澤東回憶道：「我總是在學校裏讀這些書的，當教師走過面前時，就用一本經書來掩蓋著。……我想我也許深受這些書的影響，因為我在那種易受感動的年齡時讀它們。」

毛在家鄉的學塾讀了五年，課餘則在自家田裡幫工。一九○七年，時年十三歲的毛完成學業，整日為父親幹活，白天在田裡勞動，晚上替家族的生意記帳。閒暇之餘，毛澤東既讀傳統章回小說、歷史，也讀主張以現代化避免中國遭列強瓜分的書籍。

毛澤東有鋼鐵般的意志，這一點早在青年時代即表露無遺，並且貫穿他整個政治生涯。一九○九年，十五歲的毛澤東決心註冊就讀一所有傳授西方「新學」課程的學校（東山高等小學堂）。這個決定引發毛與父親的漫長爭執，原來父親已為他安排到鄰近縣城（湘潭）的米店去當學徒。青年毛澤東最終如願以償，而他的父親則是莫可奈何地同意支付學費、膳宿費；到頭來，稱心如意的總是毛澤東。往後的十年，毛還是這般一意孤行。

在鄰近縣城的高等小學堂，毛澤東一腳踩進了中國傳統士紳菁英的世界。在二十世紀，不到百分之一的中國家庭有能力供自家男丁受中學教育，女孩的機會更是趨近於零。當毛澤東回憶對這所高等小學堂的第一印象，這是他頭一次遠離家鄉：「我以前從未看見過那麼多的兒童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著華麗的衣服……許多有錢的學生都輕視我，因為我常穿破爛的襖褲。」

雖然如此，爾後兩年毛澤東的學習成績出色，尤其擅長中國古代歷史和古文，而且首度獲得政治上的啟蒙：

我在這學校裏有很大的進步。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教經書的，因為我古文作得不錯。然而我的志趣並不在經書。我正在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本關於康有為改革運動的書。一本是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到我能夠背誦出來。我很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

一九一一年春，毛抵達省城長沙就讀中學時，他的知識和政治傾向並沒有特別激進之處。儘管毛很早就流露一些對貧農的同情，卻反對以非法或暴力手段改善其困境。毛日後憶起對饑民在糧荒時期搶糧的矛盾態度：「我的父親是一個米商，他不顧本村缺少糧食，將許多米由我們的鄉村運到城裏。其中一船米被窮人劫去，他氣得不得了。但我對他不表同情。同時，我以為村人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毛青年時期的政治傾向並不比社會態度激進。他少年時代崇拜的英雄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曾國藩；曾國藩是一名保守儒士，透過血腥鎮壓太平天國之亂，既挽救大清王朝，也穩住了士紳─地主階級。直到成人時期，曾國藩仍是毛心目中的楷模。一九一一年共和革命前夕，青年毛澤東還是個君主專制主義者：「我認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誠實、良好，和聰明的人。他們只需要康有為的變法就行了。」比起眾多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毛澤東的政治觀在君主專制風雨飄搖的時代，是較為溫和乃至偏保守的。

毛的政治觀隨著一九一一年革命爆發開始轉趨激進。革命的一連串事件激發各種政治想像，儘管那些戰役並不如當時看來那麼舉足輕重──最終的結果亦令人大失所望。即將滿十八歲的毛澤東離開省城的中學，轉而加入由滿清將領率部投奔革命黨的軍隊。毛只當了六個月的兵，大部分的時間都平靜無事地駐守在長沙。一九一二年二月，滿清末代皇帝遜位，毛以為革命已經圓滿成功，於是脫離軍隊，決定「繼續求學」。

退伍後，毛澤東茫茫然不知何去何從。他漫無頭緒地注意許多長沙新式「現代化」學校刊登的誘人廣告，其中有警校、法政學堂和製造肥皂的學校。毛甚至報考一所商業學校，後來發現這所學校多數課程都用英語講授，又打了退堂鼓。接著，毛便展開他所謂的「自修期間」，大部分時間在剛開設的湖南省立圖書館閱讀（中文翻譯的）西方著作。毛閱讀形塑中國新興西化知識分子的作家──亞當斯密、達爾文、彌爾、斯賓塞、盧梭和孟德斯鳩。

青年毛澤東尤其受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其學說強調鬥爭的必然性。「適者生存」的概念經由嚴復極具影響力的譯注，披上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同時蘊藏了反傳統主義的傾向。社會達爾文主義文本傳達給毛澤東一個訊息，國家「富強」乃高於一切的首要價值，若有必要，犧牲傳統文化價值亦在所不惜。

僅管毛情感上仍依戀中國的文化遺產，傳統價值如今讓位給一個更高的目標，即在民族國家的世界競賽中，延續、再造中國為一民族國家。順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脈絡，毛對鬥爭本身的必然性和價值深信不疑，這種對鬥爭的信念，以及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將成為他日後思想的一貫特色。

毛的父親對他施壓，要他認真思考自己的前途，否則就要斷絕對他的經濟援助。最後，毛決定當個老師。一九一三年春，毛到長沙專門培訓師資的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註冊。他在第四師範讀了五年書，以同等大專學歷的資格於一九一八年畢業。毛日後回憶在第四師範的這段期間，「我的政治觀念開始確定」，並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會行動的經驗」。

在這些年所表達的政治觀點中，看不到太多毛未來走向激進主義的蛛絲馬跡，至少在遺留下來的作文和課堂筆記是如此。他最崇拜的人仍然是保守派的曾國藩。毛在早期文章中時常援引曾的論述，並摘錄孔子、孟子的文句。毛將孔子與耶穌、蘇格拉底並列為歷史的偉人。而在同時代的政治人物之中，他有時會欣賞能夠維持「秩序」的人，其中包括殘暴的湖南總都（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年）、屠戮孫中山信徒的湯薌銘。

新文化運動

就如同許多年輕學生和知識分子，毛澤東思想激進化的關鍵時期發生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即「新文化運動」這段知識西化、反文化傳統的時期。新文化運動乃更為全面之五四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始於辛亥革命，或者更確切的說，是源於毛澤東日後所謂「資產階級民主」使命的一敗塗地。軍閥袁世凱僭取新興共和的權力、驅除孫中山，建立軍人專政。隨著辛亥革命破產的民主許諾而來的，是各方面的全然失敗。這個新興國家專制但孱弱，無能為力推動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同時，辛亥革命並未緩和外國的經濟和政治侵略，而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和東亞病夫的地位。

中國新興的西化知識分子對辛亥革命的失敗大失所望，他們更不恥當代政客為了腐敗的政治目的，而以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方式操弄陳朽的儒家傳統。其中，惡棍之最要屬共和國的軍閥「總統」袁世凱本人，他復辟古老的帝王傳統和儀典以合法化他的獨裁統治，宣布以儒教為國教，並徒勞無功地強行建立以他本人為皇帝的君主政體。袁世凱的帝王野心終究淪為一場鬧劇。不過，正是當代結合傳統與政治目的的做法，令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抱持強烈敵意。

新文化運動始於中國最富影響力的西化知識分子（及日後中國共產黨的首位領導人）陳獨秀流亡日本後歸國。一九一五年秋，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吸引中國一批具西化傾向的卓越知識分子加入編輯委員會，進而形塑了一整個世代中國學生的思想意識。

《新青年》向毛澤東同世代學生所傳達的理念是：傳統儒家價值觀不僅不適合中國在現代化世界的生存，同時在道德上也遜於西方價值觀。古老中國傳統的延續，不僅是中國困境的病因，同時有礙中國人對自由與幸福的追求。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當務之急，首在連根拔除吃人的陳腐中國文化，然後以西方科學和民主生機勃勃、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取而代之。「建設之前先破壞」早在成為毛主義的金科玉律前，就已經是新青年團體的座右銘。

為使中國重生，新青年知識分子主張「文化革命」，因為他們相信改造人民的意識，是有意義之社會、政治變革的基本前提。而文化革命的目標，主要指向中國的年輕人，因為年輕人相對不受昔日傳統束縛，所以較他們的長輩易於進行根本性的意識改造。年輕人被視為新文化、新社會的載體。於是，陳獨秀在一個尊敬長者的國度，反骨地給他的雜誌取名為《新青年》。

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與道德缺陷的過度關注，起初似乎使他們忽略外來帝國主義的威脅。他們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源自內部，藏在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嚴重瑕疵裡。若不經歷一場內部的文化革命，中國成功回應外國威脅的機會渺茫。基於類似理由，《新青年》知識分子起初拒絕積極參與政治。因為中國的危機若源於文化與中國人心理的根本缺陷，那麼藉由從事政治活動為這病入膏肓的社會杜絕病灶，不啻是緣木求魚。中國需要的是一場「文化革命」，而這是有意義政治行動首要且根本的前提。

不論是對帝國主義的迫切威脅略而不聞，或者對政治行動不抱希望，都不可能長期以往。環繞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事件的戲劇性發展，使《新青年》知識分子扮演起意料之外的角色，成了五四運動民族主義和政治行動主義的先鋒。不過，《新青年》團體著作中所強調的許多其他信仰──特別是猛然攻擊中國傳統，強調精神意識作為歷史進展的決定性元素，文化革命的概念，以及對青年的信心──仍然繼續形塑近代中國知識圈的知識史和政治史。

這類信念帶給毛澤東的影響，更勝其他人。在評論一九一七年左右成立的各種激進學生團體時，毛回憶道：

這許多團體大半都是在陳獨秀編輯的著名新文化運動雜誌──《新青年》影響下組織起來的。我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就開始閱讀這本雜誌了。並且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適所作的文章。他們成了我的模範，代替了我已經厭棄的康有為和梁啟超。

毛澤東許多受《新青年》雜誌啟發的「文化革命」思想，影響了他在一九二○年代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與再詮釋。

毛澤東發表的頭一篇文章，主旨是論體育強身的好處，刊登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號的《新青年》雜誌上。從一九一七年前的未刊文章中──學校的作文、課堂上的筆記和個人書信──很難想像毛會受陳獨秀和《新青年》團體激進反文化傳統的立場吸引。在這類早期文章中，毛澤東時常引述孔子、孟子和其他傳統聖人的言論。他對儒家士人曾國藩和儒家維新派康有為等的推崇不曾間斷。對照陳獨秀和其他《新青年》知識分子，深信儒家思想是中國社會墮落、民族積弱不振的病根，毛澤東的思想顯得格外突出。

毛澤東對儒家傳統的推崇，與他對「法制與秩序」的威權偏好有關。在寫於一九一二年的一篇作文裡，即現存毛的最早文章，毛澤東對比商鞅的「良法」與老百姓的無知；商鞅是西元前四世紀時代的法家政治家，他的反封建改革措施為秦國奠定獨裁統治的基礎。「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青年毛澤東寫道。不過「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從這段文字，幾乎無法預見毛日後備受推崇的民粹式的「信任人民」。

毛澤東早期的威權主義傾向，並非僅局限於探討古老的歷史。他出乎意料地贊成湖南都督人稱湯屠夫的湯薌銘（一八八六─一九七三年）的見解，甚至支援獨裁者袁世凱（拔擢湯薌銘為都督），理由是湯與袁能在亂世中維持某種程度的秩序。

從商鞅到袁世凱，毛澤東對獨裁統治者相對寬厚的觀點，與新知識分子對「德先生」的頌揚格格不入。而他擁抱儒家傳統的傾向，也與《新青年》雜誌字裡行間全面反儒教的思維截然有別。不過在一個關鍵議題上，即相信中國在現代世界萎靡不振其根本問題來自內部，源於中國人思想與心理的缺陷，青年毛澤東似乎傾向接受新文化運動的診斷。如同《新青年》知識分子，毛澤東基於民族主義的情懷，很關心列強對中國的割據。不過，他亦深信首要且根本的工作在於中國人文化和道德的革新。

這種觀點體現在他那篇論體育的文章，毛在文章裡悲嘆中國國力孱弱，但毛並不將之歸咎於帝國主義，而是「民族之體質」的日漸輕細。毛屢屢重申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常見的一個論題，即國家強盛有賴於國民體魄的勇健。就仿效的典範而論，毛澤東借鏡於近來「保守的現代化」（conservative modernization）兩個成功案例──德國和日本。毛在一次大戰期間寫道，「現今文明諸國，德為最盛，其鬥劍之風，播於全國；日本則有武士道。」

毛不願只是援引外國民族自強的例子。他認為在「古人言者」中有許多關於體育值得學習的楷模，於是他大量引用孔子的言論，並稱許他少年時崇拜的英雄曾國藩的作為，強化他所謂打造強健體魄好讓「德智皆寄於體」的主張。
強調人類意志的作用是毛澤東文章的特色之一。彷彿宣讀日後所謂毛主義的學說中心思想一般，毛寫道：「非第調感情也，又足以強意志。體育之大效，蓋尤在此矣。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

然而，毛澤東生平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並沒有什麼激進之處。〈體育之研究〉反倒是一篇保守的民族主義文章，主張「體育之效在於強國」。在這篇文章裡，僅有一處含糊批判固有傳統。對儒家士大夫蔑視體育活動的傳統──這點從文人的長袍和蓄甲可見一般，毛含蓄地批評道：

我國歷來重文，羞齒短後，動有「好漢不當兵」之語。……學者以運動為可羞也。……夫衣裳襜襜、行止于于、贍視舒徐而夷猶者，美好之態，而社會之所尚也。忽爾張臂露足，伸肢屈體，此何為者邪？

這篇文章，對預測毛澤東未來的智識與政治發展，並未提供太多線索。不過，能夠在全國知名的雜誌《新青年》刊登文章，二十三歲的毛澤東想必十分雀躍。這時的他仍是足跡未出家鄉湖南的一個師範生。《新青年》如今以北京為據點，儼然中國激進、反傳統知識分子的主要喉舌。《新青年》的編輯群、撰稿人全是中國首屈一指的西化知識分子，其中有許多人也正在北京大學任教。

正是在《新青年》反傳統文章的耳濡目染下，毛澤東的思想日漸激進化。儘管毛那篇論體育的文章是以傳統主義的筆觸寫就，不過到了一九一七年夏天，他開始愈來愈激烈地批判「吾國古學」，並總結認為這正是「累數千年而無進.」的理由。毛仿效《新青年》雜誌的精神，比較中學與西方方法的差異，並推崇後者：「今而有志於學，不遵斯道（指西學）焉，固未可以蘄其精矣。」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致書過去師長的信函裡，毛抱怨「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

儘管日漸受《新青年》團體反固有傳統的影響，不過毛覺得有必要藉由對西方的批判性立場，平衡對傳統中國價值觀的拒斥。這將毛澤東帶向近代中國（以及西方）知識史上最老生常談的一個論題──即融合「東」與「西」的菁華。於是，二十三歲的毛澤東於一九一七年底寫道：弟久思組織私塾，採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為了提供失學工人受教育的機會，毛澤東和長沙師範學校的同學籌設了一所夜校（毛本人出任歷史教授）。在報告進展時，毛滿意的說道：「整隊向國旗、孔聖行三鞠禮。」

毛持續依附中國傳統的各個面向，並努力融合「西學」與他認為值得珍視的中國文化遺緒，這點與《新青年》知識分子否定傳統的傾向形成強烈對比。譬如，胡適認為中國傳統盡是糟粕，主張全盤西化。與毛澤東形成更鮮明對比的是，不久即將成為中國共產黨首位領導人的陳獨秀。一九三五年，陳獨秀對盤據中國知識分子腦海逾十載的議題發表意見，這個議題就是融合東方「精神主義」和西方「物質主義」的渴望。對心儀西方經濟和軍事力量，但又不願放棄自己文化遺產的知識分子而言，這是一個既有吸引力又省事的救國配方。不過，陳獨秀對此並不以為然。

他拿東方的遲鈍墮落和西方的活力朝氣作對比──發現兩者根本扞格不入。西方價值不僅是中國在現代世界求生存的必要支柱，在道德上也優於中國的價值。西方朝氣蓬勃、充滿活力，中國則是老態龍鍾、日薄崦嵫──而中國死氣沉沉的文化根本無益於現代文明。唯一的解決之道，陳獨秀再三強調，在於徹底摧毀這病態的舊文化，並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學價值觀取代之。

陳獨秀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譴責看來或許極端，不過《新青年》團體的大多數成員都認同他的反傳統文化觀點。相較之下，在中國傳統與現代之關聯性的立場上，毛澤東遠不如陳獨秀等人那麼不容妥協。儘管毛澤東絕非傳統主義者──事實上，他的基本智識觀將逐漸向西方靠攏──他對傳統文化遺產的態度是同情的。同時，為了近代民族主義的目的，他希望盡可能保存似乎尚可挽救的傳統。

陳獨秀與毛澤東有關傳統文化的不同態度，預示了一九一○年代尾聲，兩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上的差別。陳獨秀是一個堅決的反傳統主義者、西化者，他把馬克思主義視為現代科學思想最先進的表現，並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學說教義，在中國或其他地方都適用。反觀毛澤東對傳統文化遺產救一個算一個的傾向，表示他對中國的特殊處境有較高的敏銳度。毛澤東未來欣然調整馬克思主義理論迎合中國特殊處境的態度，從這點可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