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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專家與科技決策：“863”計劃決策中的科技專家影響力（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公共管理前沿叢書
ISBN13：9787302274650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大陸)
作者：汝鵬
出版日：2012/05/01
裝訂／頁數：平裝／229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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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科技專家與科技決策：“863”計劃決策中的科技專家影響力》系統闡述了我國科技決策中科技專家影響力的決定因素和機制。結合政策科學、科技與社會、知識運用等學科，構建解釋科技決策主體影響力的理論模型，并對模型進行案例檢驗。全書以“863”計劃為例，借助大量高端訪談和文獻調研，生動再現了計劃決策機制和決策主體互動模式的歷史演進，從中精選出14個決策子案例，借助“相符性程序”案例研究法，檢驗了若干理論假設，解釋了“863”計劃決策中科技專家影響力水平發生變遷過程和原因。
本書適合公共管理學、政治學和軟科學等領域的學者和愛好者閱讀，對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人員和旨在推進決策科學化民生化的政府部門有關負責同志具有參考價值。
本書適合公共管理學、政治學和軟科學等領域的學者和愛好者閱讀，對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人員和旨在推進決策科學化民生化的政府部門有關負責同志具有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汝鵬，1997年進入清華大學學習，2001年、2004年和2009年分別獲工學學士、公共管理學碩士和公共管理學博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科技政策、政策過程和新能源政策。曾在Energy Policy、《中國軟科學》、《中國行政管理》、《科學學研究》等中英文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近20篇，多篇文章、報告被《新華文摘》轉載或獲國家領導人批示；主持和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特別資助的國家與省部級研究課題多項。2007-2008年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派訪學，曾獲“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2006-2020）戰略研究重要貢獻獎”、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入文社會科學）二等獎等獎勵。
目次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1.1 科技專家的政策參與：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1.1.2 科技專家在我國科技決策中的參與
1.1.3 科技專家在西方國家科技決策中的參與
1.2 問題的提出
1.3 研究目的與研究意義
1.3.1 研究目的
1.3.2 研究意義
1.4 重要概念界定
1.4.1 科技專家與官員
1.4.2 知識、價值與制度
1.4.3 科技決策
1.4.4 影響力
1.5 研究方法
1.5.1 定性研究方法的選擇
1.5.2 以“相符性程序”為主要手段的案例研究
1.5.3 案例選取與資料來源
1.6 技術路線與篇章結構
1.6.1 技術路線
1.6.2 篇章結構
第2章 研究綜述
2.1 政策科學視角
2.1.1 研究發展
2.1.2 專家政治與民主政治
2.2 STS視角
2.2.1 知識的社會建構與作為社會過程的政策制定
2.2.2 科學與政府的邊界與契約
2.3 知識運用理論視角
2.3.1 知識運用的模式
2.3.2 知識運用效果的影響變量
2.4 科技專家決策影響力的決定因素
2.5 研究述評與理論空間
2.5.1 研究述評
2.5.2 理論空間
第3章 科技專家決策影響力的KVI分析框架構建
3.1 基本架構與變量整合
3.1.1 基本架構搭建與邏輯起點
3.1.2 現有研究中影響力決定因素的辨析
3.2 知識、價值與制度：科技專家科技決策影響力的核心決定因素
3.2.1 知識因素：需求結構與供給結構
3.2.2 價值因素：價值取向與利益訴求
3.2.3 制度因素：政策舞臺與規則約束
3.3 KVI分析框架的建立
3.4 本章小結
第4章 “863”計劃的決策管理機制和決策主體
4.1 “863”計劃的發展
4.1.1 整體框架
4.1.2 經費投入
4.1.3 制度建設
4.1.4 一般性的決策內容和流程
4.2 “863”計劃決策管理機制和決策主體的歷史演進
4.2.1 醞釀階段（1986. 3-1986.1 1）：科技專家與政治家的完美合作
4.2.2 一期入軌階段（1987-1992）：專家決策管理機制的建立
4.2.3 一期實施階段（1993-2000）：專家決策管理機制的調整
……
第5章 KVI框架的實驗檢驗：基于“863”計劃決策案例
第6章 KVI框架的理論分析：影響力變遷動因與決策優化
第7章 結論
附錄 200
參考文獻
后記
1.1 研究背景
1.1.1 科技專家的政策參與：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1.1.2 科技專家在我國科技決策中的參與
1.1.3 科技專家在西方國家科技決策中的參與
1.2 問題的提出
1.3 研究目的與研究意義
1.3.1 研究目的
1.3.2 研究意義
1.4 重要概念界定
1.4.1 科技專家與官員
1.4.2 知識、價值與制度
1.4.3 科技決策
1.4.4 影響力
1.5 研究方法
1.5.1 定性研究方法的選擇
1.5.2 以“相符性程序”為主要手段的案例研究
1.5.3 案例選取與資料來源
1.6 技術路線與篇章結構
1.6.1 技術路線
1.6.2 篇章結構
第2章 研究綜述
2.1 政策科學視角
2.1.1 研究發展
2.1.2 專家政治與民主政治
2.2 STS視角
2.2.1 知識的社會建構與作為社會過程的政策制定
2.2.2 科學與政府的邊界與契約
2.3 知識運用理論視角
2.3.1 知識運用的模式
2.3.2 知識運用效果的影響變量
2.4 科技專家決策影響力的決定因素
2.5 研究述評與理論空間
2.5.1 研究述評
2.5.2 理論空間
第3章 科技專家決策影響力的KVI分析框架構建
3.1 基本架構與變量整合
3.1.1 基本架構搭建與邏輯起點
3.1.2 現有研究中影響力決定因素的辨析
3.2 知識、價值與制度：科技專家科技決策影響力的核心決定因素
3.2.1 知識因素：需求結構與供給結構
3.2.2 價值因素：價值取向與利益訴求
3.2.3 制度因素：政策舞臺與規則約束
3.3 KVI分析框架的建立
3.4 本章小結
第4章 “863”計劃的決策管理機制和決策主體
4.1 “863”計劃的發展
4.1.1 整體框架
4.1.2 經費投入
4.1.3 制度建設
4.1.4 一般性的決策內容和流程
4.2 “863”計劃決策管理機制和決策主體的歷史演進
4.2.1 醞釀階段（1986. 3-1986.1 1）：科技專家與政治家的完美合作
4.2.2 一期入軌階段（1987-1992）：專家決策管理機制的建立
4.2.3 一期實施階段（1993-2000）：專家決策管理機制的調整
……
第5章 KVI框架的實驗檢驗：基于“863”計劃決策案例
第6章 KVI框架的理論分析：影響力變遷動因與決策優化
第7章 結論
附錄 200
參考文獻
后記
書摘/試閱
1.1.1 科技專家的政策參與：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生活影響的不斷增大，公共事務中包含的科技因素逐漸增多，當代公共決策面臨越來越強烈的專業知識需求。這些決策所涉及的專業知識大大超出決策者的知識范疇，于是具有科技知識優勢的科技專家得以廣泛而深入地介入政策過程，成為公共決策的重要主體，使公共決策過程呈現出越來越顯著的“政治科學化”特征（Golden，1991）。
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政府成為公共決策當仁不讓的主導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在決策中不能有效地聽取來自學術界的專業意見，就有可能在一些科學問題的判斷上出現錯誤，甚至導致重大的決策失誤。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深刻認識到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必要性，將其列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課題?，多次強調要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學的決策制度?。在實踐中，政府越來越強調發揮專家和專業知識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加強了與科技界的互動合作。科技專家在公共決策中的參與程度與影響力得到顯著提高，大大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王大珩等四位科學家1986年上書鄧小平成功設立“863”計劃，發展中國高技術新征程由此開始。然而在延續已久的文化和政治傳統的影響下，中國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進程進展緩慢，即便在涉及較多專業知識和公共利益的決策事項上，政府依然掌握絕對控制權，專家和公眾的參與水平仍比較低，這引發了科學界和社會公眾的質疑與批評。有學者呼吁，在當前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提高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已成為一項當務之急（陳振明等，2007）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探討如何改進中國公共決策過程，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使政策產出更加符合國家、社會和公眾利益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也是理論界應該著力研究的重要課題。
……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生活影響的不斷增大，公共事務中包含的科技因素逐漸增多，當代公共決策面臨越來越強烈的專業知識需求。這些決策所涉及的專業知識大大超出決策者的知識范疇，于是具有科技知識優勢的科技專家得以廣泛而深入地介入政策過程，成為公共決策的重要主體，使公共決策過程呈現出越來越顯著的“政治科學化”特征（Golden，1991）。
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政府成為公共決策當仁不讓的主導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在決策中不能有效地聽取來自學術界的專業意見，就有可能在一些科學問題的判斷上出現錯誤，甚至導致重大的決策失誤。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深刻認識到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必要性，將其列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課題?，多次強調要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學的決策制度?。在實踐中，政府越來越強調發揮專家和專業知識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加強了與科技界的互動合作。科技專家在公共決策中的參與程度與影響力得到顯著提高，大大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王大珩等四位科學家1986年上書鄧小平成功設立“863”計劃，發展中國高技術新征程由此開始。然而在延續已久的文化和政治傳統的影響下，中國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進程進展緩慢，即便在涉及較多專業知識和公共利益的決策事項上，政府依然掌握絕對控制權，專家和公眾的參與水平仍比較低，這引發了科學界和社會公眾的質疑與批評。有學者呼吁，在當前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提高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已成為一項當務之急（陳振明等，2007）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探討如何改進中國公共決策過程，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使政策產出更加符合國家、社會和公眾利益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也是理論界應該著力研究的重要課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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