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簡體書）

徐沖，1980年生，成長於山東省東營市。1999年入北京大學，2008年獲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講師。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史，對漢魏制度變革、中古歷史書寫與北朝石刻史料尤為關注。在《歷史研究》、《文史》、《國學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譯有渡邊信一郎著《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

《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主要討論歷史知識的生成與表達與權力之間的復雜關系，旨在揭示這一歷史時期各種形式的歷史書寫在正當化王朝權力方面所承擔的意識形態功能，解明中國古代王朝在構建政權正當性方面所進行的多種實踐。

書系緣起
序
前言
單元一：“起元”
小引
第一章魏晉國史書寫的“禪讓後起元”
一、“從泰始為斷”：西晉國史書寫的“起元”問題
二、“禪讓”與魏晉王朝的皇帝權力起源
第二章南北朝國史書寫的“起元”前移
一、“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劉宋國史的“禪讓前起元”
二、“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北齊國史的“禪讓前起元”
三、結語
第三章西魏北周無年號紀年考
一、問題的提出
二、西魏北周無年號紀年的時代面貌
三、無年號紀年與魏、周禪代
單元二：“開國群雄傳”
小引
第一章“開國群雄傳”小考
一、三國至南朝前期“開國群雄傳”的存在
二、“驅除”觀念的變化
三、南北朝後期“開國群雄傳”的缺失
四、結語
第二章《舊唐書》“隋末群雄傳”形成過程臆說
一、五代修《舊唐書》立“隋末群雄傳”
二、韋述《唐書》立“隋末群雄傳”
三、令狐德蕖《國史》不立“隋末群雄傳”
四、關于“隋末群雄傳”進入唐代國史的一個推測
單元三：“外戚傳”與“皇后傳”
小引
第一章漢代的“外戚傳”與外戚權力
一、漢代的“外戚傳”
二、漢代外戚權力的“正當”與“不正當”
第二章魏晉南朝“皇后傳”的成立
一、魏文帝《甲午詔書》與“漢魏革命”
二、魏晉南朝“皇后傳”的成立
三、結語
第三章新出北魏《李暉儀墓誌》與魏收《魏書》：北朝外戚書寫的一個斷面
一、前言
二、《李暉儀墓誌》序文與魏收《魏書》的外戚認識
三、魏收家族與隴西李氏的姻戚關系
四、結語
單元四：“隱逸列傳”
小引
第一章漢代的隱逸書寫與隱逸理解
第二章“處士功曹”小論
一、關於《隸釋》所載《繁陽令楊君碑》與《楊君碑陰》
二、繁陽令楊君碑碑陰題名者的身份與“處士功曹”
三、不應辟命場合“故吏”身份的擴張
四、地方社會的“新秩序”
第三章“二十四賢”與曹魏王朝的隱逸書寫
一、《四八目》所載“二十四賢”的史料價值
二、“二十四賢”的構成與漢魏革命
三、曹丕彰表“隱逸”的建安背景：兩例個案
四、曹魏王朝的隱逸書寫
第四章兩晉南朝“隱逸列傳”的成立
一、《三國志·魏書》的隱逸書寫
二、兩晉南朝“隱逸列傳”的成立
三、“新秩序”下的王權與隱逸
附錄一：兩晉南朝“白衣領職”補論
一、東晉前期的“白衣領職”
二、魏晉時期的“白衣領某職”
三、東晉末南朝“白衣領職”與“免官”的並列
四、餘論
附錄二：漢唐間的君臣關系與“臣某”形式
一、問題的提出
二、漢代情形的再確認
三、魏晉南朝“第二次君臣關系”下的“臣某”形式
四、魏晉南朝“第一次君臣關系”下的“臣某”形式
五、結語：對漢唐間“二重君臣關系”的反思
附錄三：川騰羲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評介
一、前言
二、內容簡介
三、京都學派？——學術史中的川騰史學
參考文獻
索引

徐爰上表首先引述經典來闡述“國史”書寫應該遵循的規範，然後再來敘述劉宋“國史”的具體操作。可以看到，他的主張主要包括兩個互相關聯的方面。首先是與王朝起始相關的國史“起元”問題。徐爰認為，王朝之開國應該始自“創業之主”，而非後來接受前代王朝禪讓之君。具體到劉宋的場合，就是要“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如所周知，“義熙”乃劉裕擊敗桓玄控制晉安帝后所改之年號，距離劉宋王朝的正式成立還有一段時間。這一主張意味著魏晉以來國史書寫中的“禪讓後起元”要轉為“禪讓前起元”。其次，對於被本朝“創業之主”所親自平定的“餘分紫色”，即與其不存在原創性君臣關系的前代王朝之末世群雄，應該“不序於始傳”，也就是不于國史列傳之首為其立傳；並對前史將陳涉、劉玄、董卓、袁紹這些“非所誅命”的末世群雄“冠乎首述”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具體到劉宋的場合，徐爰主張桓玄篡晉之事應人“晉典”，而在“宋策”之中只要書寫其被劉裕平定的過程就可以了。雖然徐爰並未明說是否立“桓玄傳”，但既然無須完整書寫桓玄事跡，自然也就是在國史之中不立“桓玄傳”之意。這從劉宋王朝對其上表的最後裁決中也可以看出來：從“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之語可以推斷，徐爰確是主張國史之中不立“桓玄傳”的，只是沒有得到朝廷方面的認可。上引沈約《宋書·自序》也可以說明，流傳至南齊永明年問的劉宋國史中，不僅有“桓玄傳”，還包括了譙縱、盧循、司馬休之、魯宗之等其他晉末群雄之傳。
因此可以推斷，自三國以來成立的“開國群雄傳”，是一直持續到了南朝前期所書寫的紀傳體王朝史中的；其中既包括範嘩《後漢書》這樣的前代史，也包括劉宋國史這樣的本朝史。而在大明六年（462）負責撰修國史的徐爰這裏，已經出現了要求更革的主張，只是為堅持傳統的劉宋朝廷所否決。再到幾十年後南齊永明年間的沈約這裏，這一傳統就被他成功地有意識中止了。這說明當年原本或屬於異見的徐爰關於“開國群雄傳”的主張，至此已經成為了南朝後期統治群體的共識。沈約《宋書》中“開國群雄傳”的結構性缺失，也漸次擴展為如表7、表8所示的南北朝紀傳體王朝史所共用的結構性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南北朝相關的紀傳體王朝史中，《梁書》、《陳書》、《北齊書》與《周書》都是在唐太宗貞觀年間以官修史書的形式最終得以完成的。其書寫形式無疑也是其時統治群體意識形態的反映。也就是說，“開國群雄傳”在紀傳體王朝史中的缺失，可以確認一直持續到了唐代前期的“前代史”書寫之中。甚至可以推測，唐代前期的紀傳體“國史”中也存在著“開國群雄傳”的結構性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