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發生的往事（簡體書）

我記得我曾坐著一輛很老的旅行車接生了500多個嬰兒。有一個願意跟著我到處行走的女兒，和一個依舊對生活充滿激情的丈夫。我記得生活原來的模樣是歡樂的。那天，明明確定而且堅信你已經沒有氣息，沒有生命，所以做了對我而言，這輩子最錯的決定。接下來的審判，是可怕的。我每天總是失眠的模樣，我會煩躁不安、疲憊不堪，走進空空的屋子放聲哭泣。我當時怎麼肯定你是死了呢？為什麼現在又能記起你顫抖的樣子？被全世界憎惡和質疑很可怕，無數人面目猙獰地指責我的無知和殘忍。宣判的結果已經不重要，我好像真的殺過你。．

克利斯．波傑裡安，迄今已發表小說13部，《可能發生的往事》曾入選《出版人週刊》“最佳好書”、“奧普拉讀書俱樂部”選書、《紐約時報》暢銷作品。另外，他也有多本著作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他的作品被翻譯成26種語言，銷售近500萬冊，其中3部作品曾被改編成電影。他和妻女現居佛蒙特州。執業的心理及家庭治療師、全美知名心理健康專家、談話節目主持人、專欄作家、講師及作家。三十三歲的他因為一場車禍意外而四肢癱瘓，三十年坐在輪椅上的生活，讓他得以深刻觀察人們的內心，並思考生而為人的意義，著有《給山姆的信》《用心》等書。曾獲“促進美好人生圖書獎”和“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可能發生的往事》編輯推薦：一千個人夸一個普通人是天才，這個人終可通曉天文地理。一千個人義正詞嚴地說你是個殺人犯，你做夢時，亦能夢到自己的雙手鮮血淋淋。
榮登《出版商周刊》最佳圖書排行榜！“奧普拉讀書俱樂部”選書，《紐約時報》暢銷作品。

案子開庭前，有整整一個漫漫長夏。那之後的干冷秋季，母親成為全縣人的眾矢之的，她的品格被詆毀殆盡，她的智慧百遭質疑。雖然我父母沒有意識到，但那數月間。我確實耳聞目睹了許多；盡管一些事情，他們寧愿我不知曉，但實際上。我確實懂得。
夜深人靜時，從我臥室地板上的通風口，聽得見父母和律師在休息室中的談話——他們以為我早已熟睡。有時，這三個人會去廚房外的套間(母親將那兒作為辦公室和檢查室)，尋找記錄里的某個舊文件，或是某個患者的孕前病史，我則在套間樓上的那間浴室，貼伏在地板上，傾聽通過水池管道的間隙傳達至耳的字句。當母親用廚房的分機交談時，我雖然從未用樓上那部電話竊聽，但是常常，我會靜悄悄地拾級而下，直到將每字每旬聽真切。分機的電話線只有1，8米多一點，所以母親在廚房里看不到我的所在，而我就那樣一聲不響，立在最後一級臺階上。現在想來，我應該是通過這種方式，旁聽到了好多的話，因為到庭審開始，無論電話那端是律師、朋友，還是其他的接生婦，我都可以準確無誤地猜測出他們的話。
對父母，我總是投以熱切的關注，而庭審前的數月里，我則達到了近乎癡狂的地步。我偷聽他們一場場的吵架，并且懂得，在巨大的壓力下，爭論會怎樣轉瞬之間變為惡語相加。我聽到他們彼此道歉，其中一個往往泣不成聲。而他們和解後，我還能聽見他們上床做愛時的那種聲音，雖然低弱許多，卻仍舊清晰可辨。我領會了他們與醫生和律師的那些辯論要點；我弄明白了，為什么一些證人比另一些“更具毀滅性”；我更學會了憎恨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比如州驗尸官、州檢察官，以及一個來自華盛頓特區的助產專家。
那個上午，法官給了陪審團若干指示，讓他們做出關乎母親命運的裁決。我不經意間聽到，律師向父母解釋關乎訴訟的著名傳聞：
當陪審團審議完畢、重回法庭，從每個人看待被告的方式，你會推斷出他或她的決定。
當然，不用去相信，這只是個傳說。
律師這樣對他們說。
然而，那時14歲的我，卻深信那不會是空穴來風。它有一種屬于真理的光暈，就像主婦和接生婦間口口相傳的諺言：嬰兒會在滿月時降生；馬鈴薯要是煮糊了，天黑前就會下雨；茸毛濃密的毛毛蟲意味著寒冬將至；在河水解凍之前。不要采集糖楓樹汁……都是數百年的觀察凝練成的常識。
母親的辯護律師可能不相信那個傳聞，但我相信。對我而言，它稱得上真知灼見。過去的六個月，我懂得了許多，知道哪些話該置之不理，哪些話當銘記于心。
那兩周里的每一天。父親和我都坐在第一排，就在母親和她的律師的正後方。陪審團最終回到法庭，仿佛十二使徒一般列隊而行。我探視他們的眼睛，想看看他們是注視著母親，還是目光游離，我默默祈禱：
求求你，不要看你的鞋子；求求你，不要看著法官；
別看上看下，別看著窗外；
求求你，求求你，看著我，看著我媽媽。看看我們：
看這兒，看這兒，請看這兒。
我已經觀察了陪審團好多天：我曾見過他們的目光投向我；我數過他們的胡子，記下了他們的皺紋。我毫無緣由且冒失無禮地盯視那位主席，他雙臂環抱胸前，隱藏起那只數年前被鏈鋸弄成傷殘、只剩下拇指的手。
他們從隔壁房間走進法庭，在十二把椅子間尋找自己的座位。幾個女人雙腿交疊；一個男人揉著雙眼。將座椅來回搖擺，重心在一剎那落在後面兩只椅腿上；一些人掃視法庭的遠側壁；另一些人望著正門門楣上的“出口”標示，好像意識到這場折磨即將結束，自己解脫在即。 只有一個老婦人朝這邊一瞥。她一頭銀發，總是穿著印有紅色花朵的華美裙衫，我確信她是克拉夫茨伯里。利平科特家族的一員。然而，她注目的對象卻是州檢察官和他的助手。
就在那個瞬間。我徹底崩潰。雖然竭力克制，但我的眼中滿溢淚水，雙肩不住顫抖。我努力眨眼，可14歲女孩子的眼瞼怎能抗拒內心奔涌的痛楚？開始時，我只是吞聲飲泣，哭聲宛若悲戚的低語，情感迅速地積聚。事後他們告訴我，我在法庭上大聲哭嚎。
雖然對那日在法庭上歇斯底里的表現，我并不引以為傲，卻也從未羞愧難當。如果說，佛蒙特州東北部的那個小小法庭里，有誰應自覺赧顏的話，在我看來，就是整個陪審團。在抽噎和哭嚎的間隙，我大聲地哀求：“看看我們，上帝啊，求求你，看看我們！”
然而，仍舊沒有一名陪審員的目光投向我或母親的方向。

因為主必不永遠丟棄人。
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
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耶利米哀歌》

如果人人能為自身的邪惡負責，我們或許可以防范惡行于未然。
——詹姆斯?馬蒂奴

序言
案子開庭前，有整整一個漫漫長夏。那之後的干冷秋季，母親成為全縣人的眾矢之的，她的品格被詆毀殆盡，她的智慧百遭質疑。雖然我父母沒有意識到，但那數月間，我確實耳聞目睹了許多；盡管一些事情，他們寧愿我不知曉，但實際上，我確實懂得。
夜深人靜時，從我臥室地板上的通風口，聽得見父母和律師在休息室中的談話——他們以為我早已熟睡。有時，這三個人會去廚房外的套間（母親將那兒作為辦公室和檢查室），尋找記錄里的某個舊文件，或是某個患者的孕前病史，我則在套間樓上的那間浴室，貼伏在地板上，傾聽通過水池管道的間隙傳達至耳的字句。當母親用廚房的分機交談時，我雖然從未用樓上那部電話竊聽，但是常常，我會靜悄悄地拾級而下，直到將每字每句聽真切。分機的電話線只有1.8米多一點，所以母親在廚房里看不到我的所在，而我就那樣一聲不響，立在最後一級臺階上。現在想來，我應該是通過這種方式，旁聽到了好多的話，因為到庭審開始，無論電話那端是律師、朋友，還是其他的接生婦，我都可以準確無誤地猜測出他們的話。
對父母，我總是投以熱切的關注，而庭審前的數月里，我則達到了近乎癡狂的地步。我偷聽他們一場場的吵架，并且懂得，在巨大的壓力下，爭論會怎樣轉瞬之間變為惡語相加。我聽到他們彼此道歉，其中一個往往泣不成聲。而他們和解後，我還能聽見他們上床做愛時的那種聲音，雖然低弱許多，卻仍舊清晰可辨。我領會了他們與醫生和律師的那些辯論要點；我弄明白了，為什么一些證人比另一些“更具毀滅性”；我更學會了憎恨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比如州驗尸官、州檢察官，以及一個來自華盛頓特區的助產專家。
那個上午，法官給了陪審團若干指示，讓他們做出關乎母親命運的裁決。我不經意間聽到，律師向父母解釋關乎訴訟的著名傳聞：
當陪審團審議完畢、重回法庭，從每個人看待被告的方式，你會推斷出他或她的決定。
當然，不用去相信，這只是個傳說。
律師這樣對他們說。
然而，那時14歲的我，卻深信那不會是空穴來風。它有一種屬于真理的光暈，就像主婦和接生婦間口口相傳的諺言：嬰兒會在滿月時降生；馬鈴薯要是煮糊了，天黑前就會下雨；茸毛濃密的毛毛蟲意味著寒冬將至；在河水解凍之前，不要采集糖楓樹汁……都是數百年的觀察凝練成的常識。
母親的辯護律師可能不相信那個傳聞，但我相信。對我而言，它稱得上真知灼見。過去的六個月，我懂得了許多，知道哪些話該置之不理，哪些話當銘記于心。
那兩周里的每一天，父親和我都坐在第一排，就在母親和她的律師的正後方。陪審團最終回到法庭，仿佛十二使徒一般列隊而行。我探視他們的眼睛，想看看他們是注視著母親，還是目光游離，我默默祈禱：
求求你，不要看你的鞋子；求求你，不要看著法官；
別看上看下，別看著窗外；
求求你，求求你，看著我，看著我媽媽，看看我們；
看這兒，看這兒，請看這兒。
……
我已經觀察了陪審團好多天：我曾見過他們的目光投向我；我數過他們的胡子，記下了他們的皺紋。我毫無緣由且冒失無禮地盯視那位主席，他雙臂環抱胸前，隱藏起那只數年前被鏈鋸弄成傷殘、只剩下拇指的手。
他們從隔壁房間走進法庭，在十二把椅子間尋找自己的座位。幾個女人雙腿交疊；一個男人揉著雙眼，將座椅來回搖擺，重心在一剎那落在後面兩只椅腿上；一些人掃視法庭的遠側壁；另一些人望著正門門楣上的“出口”標示，好像意識到這場折磨即將結束，自己解脫在即。
只有一個老婦人朝這邊一瞥。她一頭銀發，總是穿著印有紅色花朵的華美裙衫，我確信她是克拉夫茨伯里 利平科特家族的一員。然而，她注目的對象卻是州檢察官和他的助手。
就在那個瞬間，我徹底崩潰。雖然竭力克制，但我的眼中滿溢淚水，雙肩不住顫抖。我努力眨眼，可14歲女孩子的眼瞼怎能抗拒內心奔涌的痛楚？開始時，我只是吞聲飲泣，哭聲宛若悲戚的低語，情感迅速地積聚。事後他們告訴我，我在法庭上大聲哭嚎。
雖然對那日在法庭上歇斯底里的表現，我并不引以為傲，卻也從未羞愧難當。如果說，佛蒙特州東北部的那個小小法庭里，有誰應自覺赧顏的話，在我看來，就是整個陪審團。在抽噎和哭嚎的間隙，我大聲地哀求：“看看我們，上帝啊，求求你，看看我們！”
然而，仍舊沒有一名陪審員的目光投向我或母親的方向。

第一部分
1
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會說“外陰”這個詞，就像一些孩子說“屁股”、“蛋蛋”或是“嘔吐”那樣。雖說算不上粗口，但我知道，它有一種無形的尖角，能令大人們呆若木雞。對所有家庭而言，“外陰”是那些具有雙重含義詞語中的一個：既可以描述人體生理構造的某個部分，或某種基本的身體反應（比如嘔吐），也用來表達飄搖的心緒與眷眷的情思。
在我家，卻獨獨不然。
記得一日午後，我在羅莉?麥肯納家玩耍，她母親正招待一個來自蒙彼利埃 的朋友。那是一個罕見的佛蒙特州夏日，天色蔚藍得近乎虹霓般奪目。那種藍色往往在一月份才得一見，那時氣溫降至零度以下，鄰家柴火爐中的青煙仿佛在冒出煙囪的剎那凍結。但這樣的天色在六七月間卻絕少出現。
同她一樣，麥肯納夫人的這位朋友也在州教育部門工作，她們在麥肯納家磚砌露臺上，圍坐在鐵藝小桌旁，啜飲加薄荷的冰茶（薄荷來自我母親的花園）。即使對那時的我來說，這個露臺也優雅得不合時宜。我走上前去，津津有味地描繪辛西婭?沙博諾的分娩經過：
“沙博諾夫人的寶寶約四公斤重，但我媽媽按摩陰道以使肌肉松弛，這樣會陰就不會撕裂。如果寶寶重量有四公斤左右，大多數人都要做會陰側切手術——就是把一個女人從陰道到肛門的那段會陰剪開——但沙博諾夫人卻沒做，她的外陰好好的，胎盤也緊接著諾曼（他們這么叫那個新生寶寶）大約兩分鐘之後就排了出來。我媽媽說，那個胎盤也好大，現在被埋在他家前院，沙博諾先生種的那棵楓樹下面。我爸爸說，希望他家的狗不要把胎盤挖出來，但它確實可能會——我說的是狗。”
我大約9歲，那時麥肯納一家在佛蒙特州只住了一年多一點。他們在我8歲生日當天，從紐約城郊的威斯特徹斯特 搬到我們鎮上。當搬運貨車緩慢駛上門前的小丘，我告訴父親，希望那輛車可以左轉駛進我家的車道，卸下我的禮物。
父親微笑著搖搖頭，對我說還不如期盼月亮從天而墜，掉在我們的屋頂上呢。
我從未去過威斯特徹斯特，但我很快就意識到，麥肯納一家來自一個比瑞靈頓講究得多的地方，那個露臺便是不言自明的鐵證。他們比我們佛蒙特州人要冷淡和拘謹，與我父母那些朋友相比尤其如此，那些人喜歡和解放通訊社 的社員廝混，并將愛珠 視為深刻的政治理念。我喜歡麥肯納一家，不過，當羅莉將我介紹給她母親時，我曾有些許疑慮。若在佛蒙特州最大的城市伯靈頓，他們沒準活得不錯，但在瑞靈頓這樣的小村莊里，我想她家或許呆不長。但我錯了，麥肯納一家過得挺好，尤其是羅莉。
鎮里那些父母禁止他們的女兒去我家玩。一些人僅僅是害怕母親一時找不到保姆，將他們的女兒抓來充數；另一些人則相信，那些被母親稱為干預藥物的奇怪草藥和酊劑里，混合了大麻、大麻麻醉劑和致幻的蘑菇。而麥肯納一家卻似乎毫不在意我母親是個接生婦。
對九歲的我而言，告訴麥肯納夫人和她朋友，諾曼?沙博諾如何從他母親的產道中出生，與向父母匯報學校功課、懇求十二月里從桑迪?德莫瑞斯家後面的小山滑下一樣稀松平常。
等到十四歲那年，母親被告上法庭。我開始厭倦拿關于自然生產的豐富知識，或者那些在家接生的驚險故事來嚇唬大人。另外，我也開始明白，十四歲少女言談中“外陰”這類的字眼，要比從小女孩的口中說出更不討人喜歡。
此外，十四歲的身體，早已開始了從孩童到少年的轉變：五六年級間的那個夏天，我開始穿少女文胸；成為縣法院常客的近一年前，我開始來月經。而一想到，一個四公斤的東西會從我兩腿間的小小孔洞中出來，我就感到一陣惡心。
“我就是想不通，那么大的東西，怎么可能從那么小的東西中通過！”我固執己見。父親有時會搖搖頭，評論道：“糟糕的設計，不是么？”
如果母親在場，她會一成不變地反駁：“才不是！那是一個神奇而美好的設計，完美無缺。”
身為接生婦，我想母親只好這樣認定，而我卻不然。如今已三十歲的我，依舊無法理解，無論它是爬行、蠕動還是猛沖，那么大的嬰兒怎能通過如此細狹的管道？
盡管母親從未給我任何一位朋友接生，但從我八歲起，無論白天黑夜，如果父親不在家，那個固定的保姆又在匆忙間無法趕到，就由我陪她接生。我不知道，在這之前母親怎么辦，但想來，她總能找到一個人應急。
我能記起的第一場接生，發生在一個風雨交加的雷雨之夜。大概是初夏的光景，六月份的第一或是第二個星期，那時我正上二年級，學期已近尾聲。那天，我第一次聽見母親喃喃說出“頭出來了”這句話。之後，經過想象力的加工，便成了一個嬰兒頭戴生日帽，從產道被擠出的情景。
母親認為，嬰兒更有可能在烏云密布的天氣里降生，因為那時的氣壓比晴天低。那天黃昏，母親和我在門廊上吃晚飯。她望著天邊聚涌的烏云，對我說，洗過碗碟之後，或許該問問誰晚上能有空幫忙接生。那晚，父親身在紐約州那側的尚普蘭湖 畔，在那里，他為一所學校設計的數學科技館將于第二天破土動工。那時，離父親創辦自己的公司還有三年之久，所以那座建在半山腰的建筑并不是他的個人項目。不過，多虧了父親，它才沒被建成北美防空戰略空軍司令部的模樣。
艾米麗?喬伊?派因（或者叫她E.J）是我目睹分娩的嬰兒中的第一個。她的出生被稱為“順產”，但在當時還有一個月才滿八歲的我看來，可絕非如此。那天，大約晚上十點，大衛?派因給我家打電話。母親還醒著，并很快接了電話，或許因為這個原因，我依舊毫無察覺地酣睡。所以對我來說，母親吻我額頭、將我喚醒時，艾米麗的出生才算真正開始。我記得床邊的窗簾伴隨徐徐微風，在母親和我之間揚起，那時天色已變，雨卻尚未落下。
我們到達的時候，洛麗?派因正坐在床邊，肩膀上松松地披著一條輕薄的棉線毯。床上其他的東西，比如毯子、床罩和床單之類，都已經移開，在地板上堆積成一座小山。床頭有幾個圓滾滾的枕頭，看起來像是舊沙發的靠墊。床墊上鋪著一張床單，上面印著許多夢幻感的向日葵，滿眼淚滴狀的花瓣和散發光和熱的太陽，如果用在又大又丑的浴簾上，這樣的圖案或許更合適。
我聽說，這張床單被裝進一只牛皮紙購物袋，在派因夫婦的爐子上加熱了一個多小時，所以說，它雖然品位奇差，卻絕對潔凈無菌。
母親那時的學徒已經等在那里，希瑟?里德大約二十四五歲，曾協助母親接生過將近四十個嬰兒。我們走進臥室那會兒，她正鎮靜地引導洛麗，冥想嬰兒在她子宮中的圖景。
母親對衛生的注重近乎病態，打過招呼之後，她徑自走進派因家的衛生間，她要花費整整十分鐘搓洗雙手和清潔手臂，才會將手掌輕放在產婦的肚子上，或是戴上一雙薄膠皮手套，檢視產婦的宮頸。
母親從洗手間出來後，便告訴洛麗向後躺下，以便查看她的狀況。派因夫婦的兩個小兒子已經被送往他們叔叔家，他們的姨媽——洛麗的妹妹——守在床邊，正隔著毯子按摩洛麗的肩膀。大衛剛從廚房回來，他一直在制作一種含有葳嚴仙 的草藥茶，據母親說可以促進生產。
洛麗躺到床上，那張棉線毯脫落，我瞧見了毯下赤裸的身體。我當然知道，她睡覺時不會穿著我那種睡褲，但我猜想，她會穿母親那種睡袍，或是夏夜里我和母親都會穿的那種肥大T恤。
然而，她什么都沒穿，龐大的身軀一絲不掛。
在我眼里，洛麗?派因一直都是個大塊頭女人。和多數母親相比，她要高出我更多，當我倆站在瑞靈頓百貨商店服務臺前，或是擠著進出教堂的門廳時，她就像鐵塔一般，向我壓過來。她的兩個兒子，一個小我兩歲，一個小我四歲，所以在學校，我和她并無交集。然而，我卻總發現她站在離我很近的地方——這在當時令我恐懼，如果發生緊急事件，她會將整個逃生通道堵塞。因為在我看來，她本人就是一個豐滿的、擴張的人體平底塞。
如今想來，果真發生險情的話，洛麗的身形說不定能助我平安——她會將我輕而易舉地拋向安全出口，就像清晨我將貓咪們扔出房子那樣。
不過那個時節，洛麗的裸體最引我注目的是她的肚子，那景象使我驚詫萬分并揮之不去。那肚子仿佛一只肉質的梨子，長在她大腿之上，高高突起，與那彎曲的膝蓋持平。肚皮中間的結塊，則令我想起煮熟的雞胸肉或火雞肉上的瘤塊。我當時并不知道，孕婦的肚子是個硬實的東西。所以當她向後仰倒時，我以為肚子會像蛋黃醬那樣，變平或是滑到一邊。但它沒有，它依舊如一座小山般屹立在床上。我的萬分驚奇和目不轉睛，引得洛麗將臉轉向我這一旁，喘息著吐出一個詞，我現在想來，應該是“安全套”吧。
我從未弄明白，她說這個詞，是給我的一條值得牢記的忠告呢（完整的版本是：讓你男人戴上安全套，不然後果就會像我這樣，要努力試圖把一條腌黃瓜吸出一根吸管），還是一條關于具體避孕措施的控訴（這都是一只安全套的錯，比它好的避孕方式多得去了，我要是早點兒意識到，付諸實行該有多好）？
不管洛麗?派因究竟說沒說“安全套”這個詞，或許她只是見我站在那里，便叫了我的名字——康斯坦斯（不過小時候，我更喜歡被叫成康妮），對此我無從查證，但我愿意去相信，她說的就是“安全套”。長大之後，有那么多曾經的篤信碎裂成塵，我倒希望，這一個可以完好無缺地存留。
不管怎樣，這句話一出口，在場的所有人才意識到，靠墻而立的我竟也在那個房間里。
“你介意她留下來么，洛麗？”母親一邊問，一邊朝我的方向微微頷首，“和我說實話。”
洛麗的丈夫一面輕撫妻子的手，一面補充道：“她可以去孩子他叔叔家，我想希瑟很愿意開車載她過去。”
不過，洛麗?派因的心懷和她的身形一樣寬廣，她說根本不介意我呆在那兒：“不就是多一雙眼睛么，西比爾？”她對母親說。緊接著是又一次的宮縮，她五官扭曲，仿佛被人抽了耳光那樣，頭向我這邊猛然一偏。
于是我就留了下來，目睹了洛麗的分娩和E.J的誕生。母親和我抵達時大概晚上10點半，分娩從那時持續至第二天早上，大部分時間我都醒著。只是在雷雨云向東，經過尚普蘭河谷和綠山山脈 ，飄到新罕布什爾州的當口，我在地板上那些被褥間小睡了一會兒。
但這個小憩很短暫，早上5點45分時我醒來，母親正告訴洛麗開始用力。7點35分，E.J最終達到恥骨，母親用手指抵住胎頭，保護產婦的會陰，以防撕裂。
E.J在7點37分出生（聽起來像是飛機的型號）。分娩歷時九個半小時左右，除了我以外，每個人都說是不費吹灰之力。我之所以會去小睡，不僅是因為我累得睜不開眼，同樣因為，我再也不忍看到洛麗的痛苦，所以干脆選擇緊閉雙眼。
屋內昏暗不明，只亮著一對紅色燈泡扮成的聖誕蠟燭。那是母親和我到達後，大衛從閣樓里翻出來的。洛麗堅持分娩時要開著窗戶，而風是那么大，真正的蠟燭無法點燃，于是大衛只好犧牲真實感以確保安全。
當洛麗看到，大衛手中拿的是塑料燭臺而非蠟質火燭，便充滿了怨恨。然而一陣宮縮緊隨其後，她雙手抓住母親的手臂，從咬緊的牙關吐出聲聲尖叫——聽起來，就像鍵鈕破損卻試圖調擋的小小引擎。
“呼吸，洛麗。呼吸，”母親溫和地提示，“緩慢地深呼吸。”不過，從洛麗茫然空洞的目光來看，就算母親告訴她疾行至戶外，吊起車庫那扇新門，她也不會有反應。在那之後，洛麗再也沒計較過蠟燭的事兒。
在那之前，我從沒真正見識過成年人的哭泣。我倒見過孩子們的哭嚎，有時則確實出于痛苦，就像吉米?庫奇諾摔斷鎖骨那次。那會兒我們一年級，吉米就像腹痛難忍的嬰兒，用六歲男孩的肺活量竭力哀號，他哭啊哭啊，直到被一名老師從操場帶到醫院方才作罷。所以對我而言，看到成年人啜泣，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母親對洛麗非常好：不停地朝她微笑，不停地向她保證。當時，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母親不給她成人劑量的兒童阿司匹林呢？橘子口味的那種，當我身體不適時就吃它，那東西堪比神丹妙藥。
反之，母親建議洛麗在屋內繞圈（尤其是在我們剛到那會兒），母親讓她在兩個兒子的房間走動，建議洛麗洗個熱水澡，讓洛麗的妹妹幫她輕輕捶背和按摩肩部。她一度讓洛麗和大衛看一本影集，里面盡是他們兒子降生時的快照，而照片的背景恰恰就是那個房間……
洛麗的痛楚，雖然沒令我精神受創，變成恐怖的夢魘，但一些聲音和圖景卻實在令我難忘。
母親向洛麗低語關于見紅的種種，我則瞥見床單上、舊抹布上的血跡；洛麗的喘息聲、她丈夫和妹妹在她身後喘息的樣子——仿佛一組上氣不接下氣的三重奏；洛麗的手背揮向床頭板，指節就那樣猛擊過去，手腕好似被痛苦引動的發條，骨骼和櫻桃木碰撞的那種聲音，在我聽來像是鳥兒撞上護墻板；洛麗說自己“力不從心”、“這次不行”、“事情不對勁”、“從沒這樣疼過”，聲音里透露著驚恐萬狀，而母親則平靜地提醒她，她已經分娩過兩次了。
等到分娩的最後，洛麗從床上爬起來，在母親和希瑟的幫持下去浴室。她的胳膊耷拉在兩人的肩上，正像電影里，傷兵被醫護人員、戰友或同胞從戰壕里扶出的那種場景。母親戴著橡膠手套的手指不時檢視洛麗產道，她飽含溫柔和欣喜，快速地低語：“天哪，你表現得很好……不，是棒極了，早飯之前你的寶寶就會生下來。”而她的預言果然成真。
5點45分洛麗開始用力分娩的時候，盡管天空布滿云朵，帶雨的烏云卻早已向東飄遠，天色漸漸明亮。沒有人在意那對仍然亮著的塑料聖誕蠟燭，所以我起身將它們熄滅。即使在1975年，即使當時尚不滿八歲，我已經是個環保主義者，我關注可再生資源和國產護發素，還有那些沒必要點亮的燈。

2
書上說，受精始于精子進入卵子的瞬間。而所有的表述，都用“進入”這個詞，仿佛生命始于一場兩軍對壘的惡戰（猛攻那個卵子），或是用心險惡的諜海偵察（我們躡手躡腳地接近，等它睡著了，就從廚房的窗子爬進去）。我就是無法理解，為什么他們總是說“進入”，而不改用“邂逅”、“融入”或是“契合”呢？
——選自接生婦西比爾?丹弗斯的筆記

一旦事關產育，即便是分厘毫絲的差池，也會鑄成大錯，乃至無可救挽。前一刻母親和胎兒還流連在喜樂的巔峰，下一秒就身墜顫栗的淵谷。
從小到大，這樣的類比我聽過許多。母親受審時，州檢察官傳喚的那些婦產科醫生都無一例外，發表他們個人版本的“分娩如飛行理論”：
“絕大多數情況下，生產就好比開車去鄉下，什么事情都不會發生。但是有時——有時，你會碰上一塊黑冰 ，結果車子打滑，沖出車道；或者，一輛失靈的翻斗車將你撞出了車道。”
“絕大多數時候，分娩并不需要任何醫學干預。它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是女性從……嗯，混沌初開那會兒就已經掌握的能力。但顯然，我們遺失了另一個集體記憶，那就是，雖然分娩是一個自然過程，它同樣很危險。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些時候分娩會帶走母子兩人的性命。”
他們的觀點千篇一律：女人不應該在家生孩子，讓我母親接生。她們理應去醫院，讓醫生接生。
一個醫生則堅稱：“醫院就像一輛嬰兒車，如果發生了意外狀況，它可以提供一個緩沖機制，我們能夠用工具將胎兒從烤爐里拿出來。”他的比喻混亂無章，并將子宮荒謬地比喻成西爾斯公司 的廚具用品。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母親是佛蒙特州若干“獨立”（或叫“赤腳”）接生婦中的一個，她們前往產婦的家中幫助接生。醫生則極少這樣做，因為在家分娩的執業過失保險 貴得出奇，大多數醫生覺得胎兒在醫院出生更為安全。
我母親對此頗有異議，她和許多醫生羅列統計數字，唇槍舌劍，樂此不疲。那時我還小，只覺得那你來我往的唇槍舌劍好似賽場上空的羽毛球，令人目不暇接。同樣令我著迷的是，那些看似簡潔的術語背後嚴謹的意涵，比如母體發病率、新生兒死亡率、產間死亡……
“胎死腹中 ”這個詞尤其令我迷惑——“仍未，出生”？九歲或十歲那會兒，我設想這個詞表達的是一種煉獄般的劫難，一種永遠進行著的分娩：
“他還沒被生出來么？”
“可不是么。真可怕，他們已經生了三年了……”
母親認定在家生產更為安全，部分原因在于，她拒絕接受那些高危病例。那些患有高血壓、糖尿病或懷著雙胞胎的產婦，無論她們如何央求，母親都堅持她們去醫院生產。
此外，如果心中有一絲隱隱的不安，母親也會毫不猶豫將產婦轉送醫院。她曾向我形容過那種不安，稱它是“比希望多一點點的心跳加速”。有時，這種感覺源自一場數個小時毫無進展的分娩，那時產婦早已精疲力竭；另一些時候，則因為母親害怕出現某些危險的突發狀況（醫學界更委婉的說法是“不可預知事件”），例如胎盤早剝，或是以胎心異常為癥狀的胎兒窘迫。
根據執業這些年的記錄，母親接生的產婦中，只有大概4%的人被轉送去了醫院。
毫無疑問，母親和那些學院派醫生彼此嫌惡，但我同樣確信，就算彼此意見相左，母親也絕不會因此置任何一個病人于險境。
***
這段故事，我本可以用夏洛特?菲熱?貝德福德的死作為開篇，但對母親而言，那意味著她生活的終結。我不想以這個結束作為敘述的開始，因為那就意味著，母親所珍視的所有，不過是一場嚴酷的折磨，而我們一家，則不外乎歷史宏章中一行小小的、悲哀的腳注。
所以我不會那么寫。
再者說，這也是關于我的故事，這也是為什么，我也選擇了這個照拂嬰兒的職業。
所以我堅信，我們的故事始于1980年的初冬。至少在那一個月之後，貝德福德家才搬到佛蒙特州，距離讓母親的生活一朝零落的法庭宣判，還整整有十八個月。
我記得，那年道路泥濘不堪，制糖業卻形勢喜人。事實也往往如此，從氣象因素看，泥漿和糖楓樹彼此關聯，如果泥漿泛濫，糖楓樹汁則必然豐足。而那是一個飄雪的寒冬，繼之以晝夜溫差極大的春日，于是三月里，佛蒙特州的塵土路變成泥沼，糖楓樹液則香甜充沛，似雪消冰融後的河水，源源不斷。
我父母家都不再采集楓糖，所以那些泥漿便占據了我絕大部分的記憶。在我印象中，那個月幾乎是一場沒有止境的棕色風暴，泥漿沾滿我長至脛部的小靴，從我家污穢不堪的車道邊，走上五十碼穿過側門，抵達廚房外那個窄間（那時節被叫做“泥巴屋”），泥跡也依然存在，多到可以刷滿地板和墻面。泥漿未干時，顏色深沉濃郁，仿佛煙草的顏色；等到風干，則變淺許多，看起來更像沖調朱古力奶的粉末。
不過無論風干與否，1980年3月的那兩個星期，它無處不在。爛泥路仿佛一塊巨大的海綿，吸附著各色汽車，讓它們深陷泥水中，有時甚至無法打開車門，于是司機只好從車窗爬出。各家的庭院也變成泥塘，狗兒們減速慢行，將就著遛圈。差不多每一家都要拿幾塊木板或膠合板，搭在草坪上的水坑兩端，或者在車道和門廊間找尋若干轉點，試圖把它們連接成一條通途。
冬春季節，母親經常將旅行車停在車道盡頭的鋪砌路面上，以便有狀況時可以及時趕到。不過偶爾，即便是意志堅決的母親也會愛莫能助。在我家老房子母親辦公區那里，曾經有整整一面墻貼滿了照片，上面是母親接生過的嬰兒和這些嬰兒的父母。其中有一張是胎兒露出頭的瞬間，產婦的妹妹也在照片上，她正用肩膀夾著話筒和母親通話。因為一場暴風雪，無論是母親還是救援小隊，都無法在嬰兒降生時及時趕到，于是我母親就在話筒的這邊，通過電話指導了那場分娩。
那個春天，即便在州首府蒙彼利埃——那個只有鋪砌的街道和堅硬人行道的城市——那延綿數里的柏油路上，也滿是泥漿，整個街道好似穿上了一件厚重的污泥外套。
不過制糖形勢很好，糖漿同樣豐沛。我最好的朋友羅莉?麥肯納有匹馬，雖然真的不該一同騎它，但我們常常明知故犯。那年三月，放學後至少有三四次，我們騎馬去布倫南家的制糖工坊，它被籠罩在一片清甜的迷霧中，樹液也就在那里，被吉爾伯特和多麗絲慢慢熬成楓糖漿。
當然，騎馬去那片懸掛著成千上萬小桶 的山林，還有別的原因：騎馬去制糖工坊，會經過鎮上的球場，而那里，是湯姆?考茨和他朋友們抽煙的地方。
我那時十二歲（即將步入十三歲），湯姆?考茨比我大兩歲，上九年級，而他吸煙。我則情愿遠赴千里，只為一睹他堆放木材或對墻涂鴉的模樣。他總穿著黑色或海軍藍的高領衫，這樣的著裝，使他看來有一點點危險，不過，他有一頭淺淺的金發，一雙綠色的眸子，幾乎像個女孩子——但這也在他那叛逆不羈的氣質里，點染上了一份詩意。曾有許多位敏感的吸煙者令我心醉神迷，湯姆是他們中的第一個。雖然我從不吸煙，但那種縈繞舌尖的煙草味，我總是熟稔于心。
湯姆?考茨抽硬盒的萬寶路，他像電影中的惡棍那樣，用拇指和食指夾著煙（若干年後，我上高中那會兒，湯姆的跟班、我同年級的一個男孩，教會我用這種指法夾住大麻煙卷）。他并不竭力吞云吐霧，吸氣也只為保持煙焰不滅，通常，一支煙就慢慢地在他指間燃燼，煙灰落在球場的塵土或泥水間，抑或留在街道和人行道上。
在令大人抓狂這點上，湯姆可謂聲名遠播，且絕少以大人們預想得到的方式。我記得，湯姆第一次參加狩獵那次，一位長輩交給他一支槍，引領他進入密林深處，結果他的獵物，是那年全縣收獲的最大的鹿之一。百貨商店的老板給湯姆拍照，想將照片掛在“年度名人墻”上，湯姆一手環住死鹿的脖頸，假做哭泣狀，另一只手舉起一張寫著 “無辜者”（ 他給死鹿起的名字）的標牌。當看到湯姆在鏡頭前擺出的這種造型，那位長輩內心膨脹著的自豪感瞬間消散。
鎮上的居民也普遍認定，湯姆是某個團伙中的元兇首惡。他們不知用了何種手段，購得許多罐油漆（還是交通部門用來標示公路的那種亮黃色），并在某一年萬聖節，用那些油漆涂滿了新任鎮書記辦公樓的正面圍墻。那是一座被眾人視為眼中釘的矮胖建筑——甚至鎮政委員會也難以忍受，是個令全鎮追悔莫及的錯誤。所以，對那些蓄意破壞公共財物的惡劣分子，地方警察和州警都不怎么上心。
隨便哪一天，湯姆都可能正閱讀一本平裝的《古希臘神話》（當然不是學校課程指定），也可能在翻看一本雪地車的雜志。他可不喜歡按規則出牌：他或許翹掉了去聖約翰斯伯利天文館的班級集體旅行，卻仍能寫出一篇令老師激賞的、以黑洞為題的出色論文。
父親并不鼓勵我去吸引湯姆的注目，他曾勸誡過我和羅莉，告訴我們，想要融入湯姆的圈子，其實并不明智。父親是那種老派的建筑師，自打成年以後，他每夜都會按照尺寸大小，將硬幣堆疊成摞。所以每天早上，我都能在他的寫字臺上，看到由25分硬幣和10分硬幣建成的摩天大樓。所以我想，最初父親不認同湯姆，是因為湯姆在他眼里過于放蕩不羈。父親來自一個成就卓著的家庭：最初是連續幾代的農場主，他們在佛蒙特州貧瘠的沙土上墾荒致富；而祖父和父親，也都是體面的小生意人。雖然父親也知道湯姆很聰明，但他糟糕的出身仍令父親心存芥蒂。他害怕，湯姆會像瑞靈頓里考茨家絕大多數人那樣，最後成為汽車修理廠的臨時工，白天在銹跡斑斑的汽車垃圾場做工，晚上則用食品券 去買百威啤酒。這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活法未必不好，但卻絕不是父親想要他獨生女兒過的生活。
母親倒是能理解為什么我覺得湯姆吸引人，但她同樣有所保留：“比湯姆那種壞小子更毒的蘑菇，世上也可能會有，”她曾警告我，“但我還是希望你，在他周圍時能夠小心，保持清醒。”
不過，他們都低估了這個男孩。一年之後，他們才看到，當我最需要湯姆時，他是怎樣陪在我身邊，不離不棄。
1980年那個泥漿泛濫的春季，那匹名叫女巫格拉斯的馬已經20歲。對馬而言，那是一個垂垂老矣的年紀，但對我們而言，它卻是個相當不錯的坐騎：耐心、容易伺候且速度很慢。最後一點對我們尤為重要（想必對我們家長亦然），因為早在一年前，羅莉和我就放棄了正規的馬術訓練，厭倦了坐直、預備和慢跑步那一套。
其實，就算女巫格拉斯負載我們兩個人走上很久很久，那栗色的馬背也承受得住。不過，我們盡量將同時騎它的時間縮減到最短，畢竟，我們加在一起，有190磅的重量，而它的脊柱早已衰老，所以，我們中的一個會跳下馬背，與它并行。
大約在三月的第三周，我第一次讓湯姆吻了我。
不過別誤會，并不是那種“我們吻在一處”的激情時刻：我的初吻無疑是被動的，而盡管這場接吻的發起者是湯姆（我是心甘情愿的參與者），他同樣抽離得很快。我們當年都太年輕，地面又太泥濘，吻不到火花四濺的地轉天旋。
那天，羅莉和我本來打算輪流騎馬去戈夫小丘（那里是羅莉的母親唯一能夠想到既不是柏油路、也不是泥塘的地方），這樣在女巫格拉斯舒展四蹄之後，我們可以騎它穿過街道，經過百貨商店，直至球場，對湯姆和他那些面目模糊的逃課朋友投去偷偷一瞥。之後，我們可能去布倫南家的楓糖工坊，那里樹間蒸騰起的水汽，即使在鎮中心，同樣清晰可見，如同很小的、過分活躍的間歇性噴泉，遺留下的長長水跡。
于是，羅莉先將馬騎走了，我則翻過電牧欄，前往馬廄旁的草場（羅莉上學時，女巫格拉斯就在那里吃草），用鐵?將大塊的馬糞放進我們私下里稱為“運屎車”的東西里。我想，雖說那匹馬不屬于我，但既然騎了那么久，我就該盡我所能照料和喂養它。而這種想法付諸實踐的結果，就是我在午後，竭力地鏟除糞團。
我在那里沒呆多久，就聽到母親的旅行車偏離街道，向我駛來。車的馬達發出獨特的、有氣無力的?啪聲，那是一輛1960年前後制造的巨大藍色伍迪車 。1973年石油危機期間，我父母曾討論過要不要將車賣掉（因為，它不僅讓動物們吸入大量尾氣，而且還要用恐龍的遺留物保持車體運轉）。但母親卻不忍與它分離：這輛車跟隨她的時間，和我的年齡不相上下，它曾載著她，順利地接生了超過500個嬰兒，她又怎能忍心割舍這個特別的伙伴呢？
那片草場緊鄰著瑞靈頓較為繁忙的街道：這些街道延伸到15號公路，這條公路東至莫里斯維爾，向西通往聖約翰斯伯利。這就意味著，母親可能是前往任何地方：食雜店、銀行或是待產的母親家。
母親看見我時，便減慢車速，在一側車道中央停下（她不敢將車駛進一旁的泥水中），搖下車窗。我穿過街道，手中仍然拿著麥肯納家的鐵?，雙腳分別踩在人行道中央的黃線上，仿佛它們是兩條平行的鋼絲。
“旺達?帕林頓的寶寶快出生了。”說著綻開恬靜的笑顏，每當有嬰兒出世，她都會露出這種表情。
“她馬上就生了嗎？”我問。
“我也不知道，聽他們說宮縮的情況，應該是快了，等到了再看吧。”
“那你不會回家吃晚飯了，是吧？”我試圖掩飾自己的失望，我試圖讓這句話聽起來，只是一個簡單而必要的事實確認，但我沒有做到。
母親搖搖頭：“不，小甜心，你和爹地得靠自己了，你介不介意做晚飯呢？”
“不。”其實我很介意，而母親也清楚這一點。
“從冷藏室拿點兒肉餡，做漢堡包吧。”
“嗯哼。”十二歲時，漢堡包是我僅有的拿手好菜。實際上，直到大三那年，我為了打發一月份的時間，參加了一個為期兩周的烹飪班，之前我會做的菜，也只有漢堡包和烤芝士這兩種。
“沒準很快就生完了，旺達是伯納姆家的人，她家總是生得很順。”
“也可能，你整夜都得呆在那里。”
母親揚起一側的眉毛：“也許吧。如果那樣，我們就一起準備一個盛大的早餐。”她將頭探出車窗：“親我一下，好么？”
我照做了，敷衍地輕吻她的臉頰，目送她將車入擋、駛走。我并不是生她的氣，只是感到沮喪：她的工作和旺達的嬰兒意味著，我要提前回家。并不是說，準備漢堡包和罐裝豌豆需要耗費多少時間，我只是覺得，自己擔負著某種道德責任，如果母親離開了，我就該呆在家，等父親下班回來時笑臉相迎。我不知道，這樣的想法是如何深入腦海的，可能源自那些情景喜劇，我在家里滿是雪花和噪點的電視機前，一看就是數個小時；也可能，有感于朋友母親們的言傳身教，盡管她們是那么不同（像來自威斯特徹斯特的麥肯納夫人和土生土長的弗蘭?赫利那樣，彼此天差地別），但就我所知，除了接生以外，母親都應該守在家里，等候從外歸來的父親。
我大步流星地走回草場，心不在焉地鏟了幾分鐘，意識到已經來不及騎馬去戈夫小丘了，也沒時間找借口遙望湯姆?考茨吸煙了。于是，我將鐵?放在一塊巨石上，牛仔褲腳塞進黑色高筒靴里，決定獨自去球場游蕩一番。我對自己說，我其實是去百貨商店，買些口香糖。但即使在這點上，我依舊心懷不軌：要是湯姆或者我……口氣清新……最好保持口氣清新。
我徘徊之際，湯姆正和兩個更大的男孩坐在一處。那兩人已是青少年，大到已經認定，他們不需要讀完高中，就能在鮑爾峰 ——南方人去的滑雪勝地——的山腳下任何一家餐館洗盤子，也能成為一個熟練木工，因此，他們都輟學了。我想其中一個應該是奧格曼家的人，但他比我大四歲，所以，我不清楚他究竟是哪一個。另一個是比利?梅特卡夫，那種胡茬日益猙獰的瘦高男孩。
要是湯姆獨自一人的話，我可能會鼓起勇氣，繞過泥污的地面（一兩個月後，那里沒準能長出草來），走近露天看臺。但他不是，所以，我步履沉重地轉身去商店。口香糖和薄荷糖放在鐵線儲物架上，正對著木質的柜臺，柜臺的後面是日以繼夜地坐在那里的約翰?達爾曼。他是一個安靜的鰥夫，頭發雪白，眼睛深陷，宛若鬼魅，總令我想起歷史教科書內戰那一章里，無處不在的亞伯拉罕?林肯。不過雖然他發絲已白、滿眼倦意，但皮膚卻很光滑，所以我想，他實際上要比給別人的第一印象年輕許多。自我出生之時，他就是那里的店主，通曉大到商業貿易，小到咀嚼口香糖的全部事宜。他也有看似無窮無盡的侄子和外甥，一旦他們長大學會計數，便在前臺幫忙。
我一面為口香糖付錢，一面懊惱不已：那個令我癡迷不已、稍帶狂野的男孩，我竟從未走入他三十碼以內。此時前門鈴聲大作，奧格曼和梅特卡夫徑直向商店後方走去，在裝滿啤酒的制冷柜旁逡巡。他們并沒到法定飲酒年齡 ，但我之前就曾見過，他們站在那里，一邊盯視玻璃門後的各種半打裝啤酒，一邊大聲討論，等他們長大了，該喝多少、喝什么牌子。最終，達爾曼先生要么將二人踢出店門，要么將他們轟到過道處，那里存放牛肉干和人造奶酪松餅，對這些東西，他們同樣興致盎然，而且，想買也不違法。
我以為，湯姆?考茨會隨後而至，但他沒有。我于是假定，他可能已經回家，但卻依然懷著渺茫的希望，期盼他會獨自留在球場。而若是我走得足夠快，也許，能在奧格曼和梅特卡夫懷揣“瘦吉姆”和“賈克斯” 返回前，見湯姆一面。我當時并沒有去想，若真見了面，我會如何行動。在此之前，我和湯姆之間僅有的交流，就是相對微微揮手，算是彼此間表達含糊的問候。
不過，這點并不重要，因為湯姆已然離去，一、三壘兩側的內野看臺空空蕩蕩，目之所及的唯一生物，只有庫西諾家的笨蛋金毛巡回犬。那狗笨到會沖著樹墩和井蓋狂吠數小時，而它彼時的吠叫對象，是右翼犯規線和球場邊小河間的石砌烤爐。為了撫慰自己的失落感，我試圖贊賞自己吹起的漂亮泡泡，繼而將它抵在牙齒後，用舌尖感受它的香甜口味，同時昂首返回草場。我不想知道叼著煙卷、憤世嫉俗的湯姆究竟去往何處，我只是接受了這樣的事實：湯姆不見了，要等到另外一天，我才會再次見到他。
我翻過電纜，重拾石頭上的鐵?。而在離我不到二十碼的地方，正是倚在馬廄墻上的湯姆?考茨。他取下唇間的煙，朝我走過來。每行一步，他的運動鞋都深陷進馬糞或是泥漿里，然而，他并不在意。
我僵立不動，和我的心一起屏息而待。他走得那么近，以至于可以聞到他氣息里的煙草味。
他停步問道：“他們雇你做這個？”
我怔住思考：這個？繼而領悟，他指的是鏟糞團：“不是。”
“那你為什么做它？”
“因為羅莉是我的朋友。”
他頷首：“而且因為你騎那匹馬。”
“這個也是原因。”
他那只沒拿煙的手，伸進藍色牛仔夾克的口袋里：“今夜會很冷，冷得對動物而言，如同地獄。直覺告訴它們，春天已經來臨，嚴寒的一月已經過去，但今夜，氣溫會下降到20度 ，但因為降溫在意料之外，對它們而言，就好像零下10度的感覺。”
我不知道，湯姆的理論是否有任何的真憑實據，但那天下午，它聽起來充滿智慧且心懷憐憫。我于是認定，這個男孩的心靈，與他神秘莫測的雙眸一樣，其實可以很溫柔。
“你家有動物嗎？”我明知故問，考茨家已經多年沒有放牧了，但我覺得，自己得問點兒什么，“牛或是馬？”
“我祖父……和外祖父都養過。我爺爺曾有過50頭牛，那時可是個大數目，他們也有過一些馬匹。”
“你會騎馬么？”
他搖搖頭：“不會。我只會開雪地車，還有摩托車。”
我見過湯姆開雪地車，父親和我去瑞靈頓北部越野滑雪，我們滑過天然雪道和林道時，要停下十數次，好讓湯姆、他的朋友和表兄弟們通過。但我認為，關于摩托車他撒了謊，但這個謊言，卻和那段關于動物的睿智箴言一樣，令我更加愛慕他。
“我從來沒有開過雪地車。”
“你要是愿意，我可以載你，沒準兒今年就行。你知道么，我們這里還會下雪的。”
“噢，我知道。”
“我以前見過你滑雪，和你爸爸媽媽一起。”
“只有我爸爸，媽媽不喜歡滑雪。”
“她很明智，雪地車更有意思。滑得更快，也更鍛煉人——比人們所想的還要多。”
“我想，她也不喜歡雪地車。”
他將香煙彈在腳邊，并將它深埋進泥漿里。
“你上普爾塔夫人的法語課，對吧？”
“對。”
“喜歡她么？”
“當然，喜歡。”
他點點頭，并將這一事實轉化為一種意涵：一個關于我成熟程度的信號（或是確認）。之後他說了一句話，一句本該嚇到我的話，然而就在不久之前，母親恰恰對我說了其中的幾個字，這種巧合使我確信，或許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而且，他的聲音也驀地和我一般，充溢著拘謹。
“走之前親一下，好么？”他問道。字句間有一絲輕顫，將“好么”一詞延拖成“好——么——”這樣兩個字的請求。我靜止不動，十二歲時，這就是我能做出的、最近似默許的姿態。接著又有一秒鐘的停頓，而我襯衫和毛衣下的雙臂，已滿是雞皮疙瘩，他俯身向我，雙唇壓上我的，我們都將嘴微微開啟，品味彼此的氣息。
我們身體分開，他重新站直，我才意識到，他并沒有伸出舌頭。我對此由衷慶幸，主要是因為，我口腔的某處，還有一團口香糖，而我實在不知道，這樣的情況下，要如何應付湯姆的舌尖。
漫長的八個月以後，湯姆和我才正式成為男女朋友；整整一年半以後，我在紐波特的法庭里回眸而望，見到他站在屋子的後面，靜靜注目；整整一年半以後，我發現自己在深夜，哭倒在他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