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史(插圖第4版)（簡體書）

東亞地區歷史悠久，文化內涵極為豐富，其歷史在世界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作者羅茲•墨菲師從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及歷史學家賴肖爾，研究東亞歷史多年，認為東亞歷史是世界歷史中極具意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解決人類普遍問題和現代問題提供了獨特的答案。他根據四十多年的教學經驗撰寫了《東亞史》，對東亞地區幾千年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歷程以及各地區間的互動作了非常全面、詳盡的記述。通過這本書可以很全面的瞭解東亞地區從古至今的歷史進程。
《東亞史（插圖第4版）》主要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以介紹東亞地區的共同基礎與地區差異為開章，以占全書一半的篇幅詳細介紹了西方人到達亞洲之前的的東亞歷史，其中中國古代歷史因其保留了大量文字記載與對周邊地區產生的巨大而廣泛的影響而佔據了主要篇幅。第二部分記述了西方人到達亞洲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東亞各國歷史，通過作者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東亞各國面對後來居上的西方以及後來的帝國主義所持的不同態度。第三部分以中日戰爭為主線介紹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東亞。最後一部分對二戰之後的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主要地區的發展作了詳細介紹。在整體上四部分又緊密相關，前後貫通，使東亞地區的歷史以完整、鮮活之姿展現於我們眼前。

作者：(美國)羅茲?墨菲 譯者：林震

羅茲．墨菲(Rhoads Murphey)是一位中國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專家，出生于費城，1950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64年任密歇根大學教授，擔任密歇根亞洲研究計劃負責人多年，此前曾經在華盛頓大學任教，也曾任臺灣大學和東京大學客座教授。從1954年到1956年，他是駐亞洲外交官聯合會主席。1974年獲得密歇根大學突出貢獻獎。作為亞洲研究協會前主席，羅茲?墨菲曾擔任《亞洲研究雜志》，《密歇根中國研究報》以及亞洲研究協會主辦的《專論》等刊物的編輯。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福特基金會、美國學會理事都接納他為會員。著有《上海：進入現代中國的鑰匙》(1953)、《地理學入門》(1978，第4版)、《地理學的研究范圍》(1982，第3版)、《條約口岸與中國的現代化》(1970)、《中國出迎西方：條約口岸》(1975)等。其中《外來者：西方人在印度和中國》(1977)一書贏得了密歇根大學出版社的年度最佳圖書獎。

名家經典 首次引進 本書作者羅茲?墨菲曾著有《亞洲史》一書，在國內出版後廣受好評。其師從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及歷史學家賴肖爾，浸淫東亞史研究多年，對東亞地區進行了全面、細緻的考察。本書在國外出版後暢銷不衰，多次再版，如今國內首次引進，以期呈現一種全新視角下的東亞歷史。
引經據典 旁徵博引 作者在書中引入了大量的原始文獻資料、收錄了豐富的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材料，以及東亞各地優秀的特色文化體裁，並輔以大量地圖與精彩圖片，更有26張彩圖，通過這些輔助資料，東亞地區古老、充滿神秘氣息的歷史以生動、鮮活的姿態躍然眼前。
結構清朗 主次分明 本書不僅涉及東亞，更結合了東南亞許多國家的情況，但作者章節分量安排得當，主次分明，孰輕孰重一目了然。全書時間為軸，以國區隔，章下分節，節中又按不同方面分出小標題，條分縷析，結構清晰。
廣度與深度的完美結合 本書跨越幾千年的時光、從東亞地區整體的宏觀視角出發，深入剖析各地區社會、文化的發展脈絡，關注各個文化間的互動。並對一些容易被忽視的如婦女地位、普通百姓生活以及環境等細節問題進行了專門的探討與深刻的分析。

開拓東方歷史研究的新視野
在美國的歷史學界，有幾位對東方歷史、特別是對東亞歷史有精湛研究的學者，為社會貢獻新篇，羅茲?墨菲無疑是其中之一。他同他的老師費正清一樣，除了在亞洲史有建樹外，也在東亞史方面有頗多貢獻，他們共同推動了美國的東亞史研究，取得了國際公認的一流成就。在這里，我向國內讀者介紹美國學者羅茲?墨菲最近撰寫的一部鴻篇巨著《東亞史》，目的在于為讀者提供閱讀與理解上的方便。
國內讀者對羅茲?墨菲并不陌生。1992年他出版了膾炙人口的《亞洲史》，受到中國讀者的好評，成為深受讀者喜愛的暢銷書，他因此在中國聲譽鵲起。《東亞史》是在原著《亞洲史》基礎上的繼續發揮和發展，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的地方。因為《東亞史》不僅增添了新材料、新事實，而且在分析的角度、取材范圍以及分析與敘述的關系等方面與前者有許多不同，視其奠定羅茲?墨菲在東亞史獨樹一幟的學術地位并不為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羅茲?墨菲的《東亞史》足以與費正清、賴肖爾等人的《東亞文明：傳統與變遷》相媲美，材料充實且有新理、觀點材料縱橫貫通，摒棄舊思維，嘗試新方法，呈獻新成果，基本上反映了當前國際東亞史研究的水平與動向。平心而論，對于一位西方學者來說，撰寫一部地域廣袤、國家眾多的區域通史，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我想在這里簡要介紹一下羅茲?墨菲《東亞史》的亮點，也就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幾個地方。作為歷史學家，羅茲?墨菲對東亞歷史的觀察是深刻的、準確的，提出了若干獨具慧眼的見解，確立了對東亞史總的根本的看法。從時間上說，本書前後橫跨5000年，將古代歷史、文化、宗教、科技，重大的經濟活動與人員往來，以及當前的婦女地位、城市問題、環境保護等統統攝于筆下，條分縷析，使讀者看到東亞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他首先對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與科技予以關注，開宗明義地寫道：“東亞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區域，……東亞還擁有全世界最古老的、鮮活的文明形態，它們豐富的文化發展史令人吃驚。”“中國的科學技術，如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燃煤、園藝學、冶金術和醫學等，其發展早于西方，并對西方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前言》，第1頁。）寥寥數語，將歷史的長期沉淀說得分外清楚。作者的認識無疑是深刻的，正因為他有著這樣一種認識，他對東亞史的撰寫傾注了更多的心血。
據作者稱，他是根據40多年的教學經驗撰寫成這部洋洋灑灑的大部頭著作的，書中有著作者深思熟慮的理解與判斷。墨菲認為，中國的科學和技術有漫長而光輝的歷史，直到18世紀以前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這個觀點顯然是與西方正統的觀點有所不同的。有的歐美學者認為，13世紀以後中國社會發展就已經很緩慢了，明清500年是中國歷史的大停滯，或者說是整個東方社會的落伍時期。墨菲以具體的史實詳細列舉了近代以前中國的若干科學技術成就，這些成就包括公元前幾個世紀發明的鐵掌犁、對太陽黑子的觀測，以石油和天然氣作為燃料，活字印刷術、航海羅盤針的應用和接種牛痘來預防天花，以及明清時期中國的醫學、農學、水利與歷法等等。這些科學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極高的地位，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生活風貌。在墨菲看來，這些都是中國對世界的杰出貢獻，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
長期以來，西方學者認為東方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是停滯不前的，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墨菲一掃長期以來歐美學者在東方歷史研究上形而上學的陰霾，始終以發展的、聯系的觀點看待東方歷史，因此我們看到的《東亞史》是一部鮮活的、有生命力的著作，對比著閱讀這兩方面的著作顯得判然有別。他用大量的具體的實證材料來說明東亞歷史的悠久性與連續性，為讀者提供了一幅清晰的歷史畫面。這是努力開掘的地方，也是讀者渴望了解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凡是讀過墨菲《東亞史》的讀者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知道，作為大學的歷史教科書，《東亞史》應該成為信史和良史，向讀者提供真實無欺的材料，從歷史材料中提取和發現對當今社會有重大意義的主題，以幫助人們恢復歷史的記憶。也許有人不同意墨菲的一些觀點，但讀者不得不佩服他目光的犀利與深邃，明顯地高出流輩。
關于中國唐宋文明，《東亞史》有許多驚人之語。我們看到作者視野之開闊，眼光之敏銳，昂揚著一代學者的銳意創新精神。作者看到自唐代以來中國對外開放的傾向，各方面表現出博采異域、吞吐百家的恢宏氣勢，展現多姿多彩的大唐風采。對于這一點，并不是所有外國研究者都能看清的，也不是誰都能得出的結論。唐代無論在人口、領土還是在其他成就方面，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帝國締造的輝煌代表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首都長安堪稱一座國際性大都市，那里匯集了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敘利亞人、越南人、朝鮮人、日本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城內居民多達100萬，“長安城散發著世界大都市的熠熠光輝，其耀眼奪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無法比擬的。”（第115頁）。城內各種宗教和睦相處，居民可以享受來自西域各國的體育、舞蹈、音樂和雜技，顯然是典型的國際大都市的反映。
宋代的科技、文化與貿易是作者頗感興趣的問題，是作者重點介紹的篇章。他視宋代為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因為它出現了科技與文化的普遍繁榮，社會財富有較多的積累，社會發展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根據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番志》記載，直接與中國交往的國家與地區達50多個，有時候宋朝還利用使臣出國之機招徠外國商人來華貿易，宋代“貿易既盛，錢貨遂湧湧外溢。當時宋之銅錢，東自日本西至伊士蘭教國，散布至廣。”在造船方面，作者向讀者提供的材料也是相當可觀的，宋代的船舶可容納600人，比前現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船只都要大得多，由于指南針的應用，宋代的商船已經結束循岸航行的狀態，克服“梯山重譯”的重重困難，實現了從中國到南洋、印度洋以至非洲東岸的航行，對外貿易占到稅收的五分之一，墨菲這樣寫道：“到了南宋，海外貿易的規模遠遠超過當時整個歐洲的外貿（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宋朝時期，大型遠洋貨船上使用的各種航海技術已經臻于成熟。……宋、明時期，中國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軍強國和海洋大國”（第145頁）。《新東亞史》真是別開生面，令人振奮，表現出作者推陳出新的勇氣和凌越前人的探索精神。由此觀之，該著獨辟蹊徑，發掘枯竭隱深，摒棄了因循沿襲的墨守成說，在史學園地樹起了一面旗幟。
在明清史研究上，《東亞史》以遠見深識傾動人心。它沒有像其他歐美學者那樣，把明清500年歷史看作是停滯與倒退，而是認為明代是中華帝國的新輝煌，在許多方面繼續為世界做出貢獻，“明朝中國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經濟領域商業化進程的突飛猛進”（第169頁），處于社會轉型前夕。作者以一種少有的歷史自覺把握了這種趨勢。確實，明代是中國社會即將轉型的時期，內有鄭和七下西洋，使中國空前地走向世界；外有西方傳教士東來，他們以科技為媒介向中國介紹了西方的科學、宗教與文化，使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受到沖擊。中國的傳統商品絲綢、茶葉、瓷器、書籍和漆器銷售到日本、東南亞以至歐洲，國外市場為購買中國商品而支付的白銀大量涌入中國，加速了國內商業化和貨幣化過程，對西太平洋經濟圈的發展十分有益。墨菲對明代中國社會工農業生產以及大眾生活的描述十分詳細，如文化和貿易蓬勃發展，商業和城市欣欣向榮，城市商人參與并推動精神文化的發展，城市居民有較多的精神生活等等，所有這些對于讀者了解明代一目了然。
關于清代歷史，作者以全球史的眼光加以審視，有助于清算歷史上形成的對東亞史、尤其對中國史的偏見與固定的思維模式。這種理性的分析視野對研究中國歷史十分重要。通過研讀我們看到，中國清代在整個世界歷史坐標中的位置，既有成就也有不足，既有發展也有某種程度的徘徊，既有悠久的傳統也有深沉的惰性，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絪?化生，形成社會發展的一定阻力，作者一語道破近代科學未能在傳統技術發達的中國發生的深層原因：“中國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主要是那些建立在經驗積累基礎上的發現及其改良（如醫學和藥學方面），缺少那些經過系統、持續的科學研究之後取得的成就。”“中國工匠擁有嫻熟的技術，擅長于創造發明，但卻很少從事理論和實驗工作，因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文盲。”（第213頁）這個評斷是作者通過深層考察所得，切中要害，或許是由于這個差距形成後來中西方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天然分野。
日本歷史和朝鮮歷史在本書中占據了相當的位置。作者以全新的視角全面審視了日本和朝鮮半島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看到它們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與外交上的密切聯系與互動。為了學習中國文化，日本向中國派遣了大批外交使團，“到8世紀，派到中國的使團越來越大，大約五六百人分乘四艘海船，浩浩蕩蕩開向中國。……盡管要經歷這么多的風險，日本人還是下定決心來到中國文化的發源地，將他們所能學到的或可以移植到日本的中國先進文化悉數帶回日本。”（第273頁）中國文化如滾滾洪流，加速了日本社會的變革過程，使其跟上了東亞社會前進的步伐。朝鮮的情況也是如此。從該書中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半島關系較之其他國家密切的情況。正因為這樣，至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在朝鮮半島的影響，以及朝鮮半島鮮明的地緣政治特征。墨菲在研究朝鮮半島的歷史時，注意到了一個重要現象，即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主義影響問題，他認為：“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是全世界殖民統治中最惡劣的。日本殖民朝鮮的歷史，給朝鮮民族留下痛苦、仇恨和憤慨的回憶，這種回憶在今天的朝鮮半島仍然非常強烈。”（第428頁）這種評斷符合今天朝鮮半島的實際情況，沒有半點夸張之意。
對東南亞歷史與現實的熱情關注也是《東亞史》的重要篇章。作者高度評價了東南亞的悠久歷史以及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的地位，尤其作者關于東南亞各國擺脫殖民主義枷鎖、探索本國發展道路的分析較為客觀。看得出作者是以極大的熱情來撰寫這部著作的。作者的一個基本看法，就是東南亞在戰後完成了非殖民化進程，開始探索本國的現代化道路與模式，東南亞各國在未來的國際關系格局中的作用將要上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之故，必須給予東南亞以足夠的重視。《東亞史》關注現實的東南亞并非應一時之需，而是作者自覺地參與到了戰後東亞和東南亞有史以來偉大的社會變革之中，適應世界形勢的需要，發揮了理論先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羅茲?墨菲繼承了其老師費正清等人的志業，又在許多方面有新的認識，承擔了一種沉重的歷史責任感。他一方面努力去喚醒和復活過去的歷史，同時也按時代要求去理解和書寫歷史，對東南亞民族與國家的命運給予更多的關注，做到了史學常寫常新。在本書的結尾作者告訴讀者，當我們進入21世紀的時候，東亞將會逐漸主宰這個世紀。
以上是《東亞史》的大體輪廓，也是書中引人入勝的地方。但是書中有些觀點也是與我們大相徑庭的，甚至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作者把中國的歷史看作是朝代的循環史，忽視了社會經過生生不已、後代否定前朝後產生的新內容，任何一個朝代的產生都不可能重復前一個朝代的歷史，歷史在螺旋式升進中的相似表層下有著不同的內涵，永遠不會重演。以“王朝循環論”來解釋中國社會的歷史，是西方流行的一個觀點，反映的是西方史學研究的方法論。正是由于這種認識，他把20世紀中國的偉大革命看作是歷史上的中國農民運動；還有，作者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與改革前的政策完全對立起來，這恐怕也是有問題的。作為學術研究，同時又是西方學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我們看到，他對東亞的歷史與人民懷有炙熱的感情，敘事時盡可能地做到了公正與客觀，較好地解決了史書的體系問題，避免了結構松散與材料堆積，盡量處理好分析與敘述的關系，材料與觀點的關系，顯示出作者樂觀向上、生動活潑的探索精神。總之，不管讀者出于何種目的來閱讀這部著作，都會從事受到啟發，收獲教益。
陳奉林
2012年4月

序 開拓東方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陳奉林 1
前言 8
關于亞洲名稱和詞匯書寫的說明 11
大事年表 12

第1章 東亞：共同基礎和地區差異 1
1.1 分界線和本土 3
1.2 自然觀 4
1.3 農業 5
1.4 社會運行規則 9
1.5 村莊和城鎮 12
1.6 傳統體系 15
1.7 地區差異 16
1.8 中國本土 18
1.9 中國和東亞其他地區的聯系 20
1.10 農業文明 21
1.11 更大的內部差異 22

第2章 史前時代、中國起源和商朝 25
2.1 新石器革命 27
2.2 東南亞農業的起源 29
2.3 東南亞人口和古代王國 31
2.4 史前中國 32
2.5 中國的起源 34
商朝 36
周朝 38

第3章 周朝：從創建到衰敗，
哲學家的時代 41
3.1 戰國時代 47
3.2 孔聖人及其教誨 49
孟子 51
荀子 53
儒學和“天” 54
墨子 57
3.3 道家 57
3.4 漢語 62

第4章 秦漢：帝國的形成 71
4.1 秦朝威權主義 76
4.2 漢朝 78
漢武帝時期的版圖擴張 79
中國和羅馬 81
開放的貿易模式 83
漢朝文化 83
古代中國城市 87
漢朝的成就 88
對環境的壓力 90

第5章 佛教、蠻族和唐朝 97
5.1 佛教 98
喬達摩佛陀 99
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佛教的
傳播 101
5.2 漢朝的終結 103
5.3 北魏 105
5.4 南遷運動 106
5.5 重新統一：隋唐時期 108
5.6 大唐體制 110
5.7 輝煌年代的長安 114
5.8 唐朝末期的佛教 119
5.9 佛教宗派 122
5.10 衰敗和滅亡 124

第6章 成就和災難：宋元（960年—
1355年） 129
6.1 北宋 132
6.2 文官體系 134
變法 135
文化和征服 137
6.3 南宋時期 138
創新和技術發展 139
開封和杭州 141
南方的崛起 144
新儒學 147
繪畫和瓷器 148
6.4 蒙古人 150
元朝中國 153
朝代循環和延續 155

第7章 中華帝國新輝煌：明朝 159
7.1 明朝的創立 160
洪武：草莽皇帝 161
明朝的朝貢體系 164
明朝海上遠航 165
7.2 繁榮和保守 167
7.3 商業和文化 169
資助和文學 172
大眾文化 174
精英文化和傳統主義 175
7.4 北京皇城：大明朝軸心 179
7.5 自滿和衰落 181
7.6 滿族入主中原 186

第8章 清朝的繁榮和衰落 191
8.1 繁榮和人口增長 197
康熙和乾隆 199
8.2 東亞傳統社會 203
家庭和婚姻 203
生兒育女 204
婦女的地位 206
性習俗 206
法律、犯罪和懲罰 207
8.3 清朝後期：衰落和慣性 209
來自新蠻族的壓力 210
8.4 輝煌大清和落後技術 212
8.5 鴉片和中英戰爭 215

第9章 古代朝鮮：另一個中國 219
9.1 朝鮮傳統 220
漢朝征服及其後果 223
三國時代 224
新羅的勝利 226
高麗王國 228
蒙古征服及其後果 229
李氏朝鮮 231

第10章 前現代的越南 239
10.1 古代 242
10.2 北屬時期 245
10.3 佛教王朝 248
10.4 南擴、地域主義和內戰 252
10.5 文化發展和與西方的聯系 256

第11章 日本歷史的開端：
范式與起源 261
11.1 與朝鮮的聯系和造墓人 267
11.2 神話般的歷史 268
11.3 氏 270
11.4 神道 271
11.5 與中國的聯系 273
11.6 大化、奈良和平安 274
中國藝術和佛教藝術 276
11.7 佛教和日本文化 276
莊園制度 278
平安文化 279
紫式部夫人 280
11.8 藝術和園林 281
11.9 假名和僧兵 283
11.10 對環境的壓力 284

第12章 武士、僧侶和沖突：
中世紀日本 289
12.1 平安朝的瓦解 290
12.2 鐮倉時代 293
12.3 蒙古來襲 295
武士和僧侶 296
12.4 文學和藝術 298
12.5 鐮倉的滅亡和足利的崛起 300
應仁之亂和經濟增長 302
貿易和海盜 304
室町文化 305
內戰再起307

第13章 西方人的到來 313
13.1 獨立發展 314
13.2 歐洲背景 316
葡萄牙人到來 318
葡萄牙商業帝國 320
菲律賓的西班牙人 321
13.3 “基督徒和香料” 322
13.4 戰略和基地 323
13.5 利瑪竇：進入明朝宮廷的傳教士 325
13.6 俄國人在亞洲 327
13.7 日本的基督世紀 328
13.8 荷蘭人在亞洲 330
英國人在亞洲 334

第14章 日本德川幕府時代 339
14.1 德川秩序 342
14.2 驅逐西方人 345
經濟增長 346
江戶和城市文化 348
農業部門 351
文學、藝術和社會 352
木版畫和葛飾北齋 353
德川體系的壓力 355
14.3 蘭學 357
來自西方的新挑戰 358
影響和應對 360
14.4 德川幕府的衰亡 362
成就 363

第15章 19世紀的中國：
恥辱與回應 367
15.1 帝國主義的威脅 368
15.2 經濟和幻覺 371
15.3 四面楚歌的中國 373
15.4 商人和傳教士 378
15.5 太平天國起義 379
自強運動 380
15.6 條約口岸和教會學校 381
15.7 海外華人 383
15.8 征服、民族主義和恥辱 383
“自強”和中興 386
新恥辱 389
15.9 革新變法 390
15.10 義和拳運動 391

第16章 日本的自我改造 395
16.1 天皇和政治領袖 396
16.2 新秩序 398
財政難題 400
對外侵略和薩摩之亂 400
經濟發展 401
全民努力 402
工業化 403
16.3 西方化 405
明治憲法 407
16.4 日本帝國主義 408
與俄國的沖突 411
吞并朝鮮 412
第一次世界大戰 414
16.5 新日本帝國 415
16.6 明治文化和維新成就 415

第17章 朝鮮、越南和東南亞的
帝國主義 421
17.1 抵制外國理念 422
外國人爭奪朝鮮 424
日本統治之下的朝鮮 426
17.2 東南亞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428
緬甸和馬來亞的英國人 429
法國、荷蘭和美國的殖民統治 430
獨立的暹羅 432
海外華人 433
17.3 多元社會 433
種植園體系 435
多元主義和民族主義難題 437
17.4 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崛起 438
17.5 越南 441

第18章 四分五裂的中國：
1896年—1925年 449
18.1 西方列強的新一輪掠奪 450
門戶開放照會 451
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 454
清朝的最後歲月 455
18.2 憲政主義和革命 457
18.3 孫中山和1911年 458
袁世凱上臺 461
18.4 軍閥統治 463
18.5 社會新流動和新文化運動 464
魯迅 466
18.6 “五四運動” 468
18.7 俄國和黨組織的建立 470

第19章 中國和日本：
通向戰爭之路 475
19.1 中國民族主義 476
北伐 477
南京十年 478
失敗和成功 480
長征和統一戰線 483
19.2 上海：條約口岸的模范 485
19.3 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
大正民主及其命運 488
軍國主義的崛起 491
侵略東北 493
軍部獨大 495
“中國事變”的背景 496

第20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亞洲戰場 503
20.1 日本侵略中國 504
撤退和抵抗 506
國民黨方面 508
難民和共產黨 510
20.2 蔣介石和美國人 512
20.3 重慶：困境中的戰時首都 514
20.4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517
通往珍珠港之路 519
緬甸和戰爭的結束 525

第21章 1945年後的中國 531
21.1 內戰 532
毛澤東和群眾路線 536
外圍地區 537
21.2 “大躍進” 539
中蘇分裂 539
21.3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540
成就和未來 542
自由化新需求 544
21.4 臺灣 545
21.5 香港 547

第22章 1945年後的日本 553
22.1 日本的復蘇 554
占領和美國化 555
經濟和社會發展 559
22.2 日本的全球角色 567
東京和現代世界 569
日本與昔日敵國的關系 571

第23章 朝鮮和東南亞大陸 577
23.1 朝鮮的分裂 578
23.2 1960年後的朝鮮 583
23.3 “二戰”後的東南亞 588
1945年後的越南 589
血泊中的柬埔寨 597
老撾：被遺忘的國家 599
23.4 緬甸、泰國、馬來亞和新加坡 600
緬甸 601
泰國 602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603
23.5 東亞及其未來：“太平洋世紀”？ 605

參考文獻 610
譯後記 613
出版後記 614

第1章 東亞：共同基礎和地區差異
東亞人（中國人、朝鮮人、越南人和日本人）在體格方面都十分相似。在東亞各國內部（特別是在人口較多的中國和日本），存在一些各有體格特征的亞型人群。但是，隨意找出任何一個東亞人，如果僅從外表判斷，他可能屬于（或被誤認為）這四國中的任何一國。要正確判斷東亞人的國籍，必須從文化方面來確認：語言、服飾、步態、發型和行為舉止。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朝鮮人和越南人，在種族構成上都是混合的。特別是中國人，實際上是由許多原先獨立的群體經過長時期的通婚和融合才形成的。世界上沒有所謂的中國“人種”、日本“人種”、朝鮮“人種”或越南“人種”。
朝語和日語是親屬語言，說明朝鮮人和日本人的共同祖先來自東北亞某地的族群。不過，這種聯系并沒有使兩種語言達到可以相互理解的程度。越語和漢語有遠親關系，而漢語口語和日語是互不相關的。不過，在長期的文化引進過程中，日語和朝語中也出現了大量的中文詞匯。在這方面，東亞很像歐洲：雖然歐洲人有基本相似的體格（如德國人甚至瑞典人可能會被誤認為是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雖然這些國家的人各有不同的形體特征），但整個歐洲內部按照地區、文化和語言的差異被劃分成各個國家。前現代歐洲以拉丁語為學術界和外交界的國際通用語言；東亞則采用中文書寫體系，并因此發展出共同的文化和區域交流結構。東亞各國通過這種結構，學習和引進中國文明。因此，在歐洲和東亞，拉丁語和中文分別象征著各自地區內在的文化統一。
朝鮮人自稱是中國老大哥的“小兄弟”；越南人和日本人在滿懷熱情地吸收中華文化時，也對中國采取了同樣的態度。中國文明很早就形成了極為成功的模式。可想而知，最後其他東亞國家都將以中國文明為榜樣。中國富裕、強大，有發達的文化，發展水平遠遠超過其他地區；對朝鮮、越南和日本來說，當他們意識到中國發生了什么的時候，在本國移植中國文明模式就成為明智之舉。朝鮮和越南是中國的近鄰，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在中華帝國擴張版圖的過程中，兩國都有過被整合進中國統治范圍的歷史，最早按照中國模式再造了自己的文化。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絕和海路的艱難，日本自身發展較為緩慢，公元8世紀之前，中國大陸對日本的影響很是微弱。此後，日本出現了第一個有效的政權，向中國成功地派遣了數次使團，同時，在這個政權的努力下，全面引進中國古典文明。
中國顯然是最大的國家，比整個歐洲或美國都要大，因此，在其內部存在著最大的地區差異：既包含原先獨立的閩粵兩省的文化，又包括至今仍然不同的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的文化，還有在南方地區許多小島上的古代文化殘留。中國的大部分省都和歐洲國家差不多大，而且每個省都有自己的區域文化，正如美國的緬因、亞拉巴馬、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等不同州之間的差異一樣，不過中國的省在地區方言方面的差異要大得多。伴隨著帝國而來的，不僅僅是中文書面語的流行，還有漢語口語標準形式的推廣。事實上，全國統一的漢語口語長期以來一直被稱作“官話”，意思是官員用于交流的語言。那些獨立的語言，比如廣東話和福建話（閩南話），仍然繼續存在，人們在當地使用這些語言。但在全國各地的學校，長期以來都使用官話進行教育，官話因此得以家喻戶曉。廣東話在和全國其他地區語言的長期整合過程中已經失去了原來的獨立色彩，現在幾乎所有的廣東話詞匯都來自標準的漢語口語，雖然這些詞匯的發音與官話是大相徑庭的。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也適用于福建話。總之，雖然地區方言和地區文化仍舊存在，但是，標準的漢語口語（即“普通話”，其相應的英語詞匯是“mandarin”，來自葡萄牙語“官員”一詞）在全國基本上可以做到暢通無阻。
1.1 分界線和本部
作為一個區域整體，東亞以中國為分界線與世界的其余部分相隔開來。東亞的西邊和西北邊是崇山峻嶺（包括喜馬拉雅山和帕米爾高原），北邊是蒙古草原和沙漠，東北是被大興安嶺隔出的中國東北地區。朝鮮半島是個很明顯的次級地理單元，被長白山和鴨綠江峽谷從中國東北地區分隔出來。人們可以很容易地從華南進入越南，而越南則被高山阻斷了與印度支那半島其他國家的聯系。日本作為一個島國的孤立性是很明顯的，在其東部是一望無際的茫茫大海，直到今天，這仍然是日本對外聯系的障礙。可以理解的是，在日本所孕育的文化應該被看作是大東亞文化的一部分。這種文化與近鄰朝鮮的聯系最早、最密切，并且通過朝鮮與日本文化的源泉——中國文明發生了密切聯系。
整個東亞處于“季風亞洲”的范圍之內，雨熱同期，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產農業耕地。農業是財富的源泉，是中國文明的“燃料”，農業所提供的剩余農產品支撐著帝國政府和高度發達的文化。正是在農業技術從中國傳播到東亞其他地區的過程中，中國式文化被建立起來，中國人獨特的土地觀和人地關系觀也傳入這些地區。按照中國人的觀念，大自然是慷慨的，也是仁慈的，大自然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潛力：作物漫長生長期所需要的適宜氣候和總體上較為充足的雨水，廣闊的平原地帶，河流峽谷所堆積的肥沃的沖積土壤。東亞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沒有他們所看到或聽到的關于環繞東亞的大山和沙漠屏障之外的西邊、北邊和南邊的種種極端現象：太冷，太干燥，太熱，或者叢林密布、過于蠻荒。東亞以外地區的人大部分還不會使用文字，也不會使用鐵騎或建造城市，過著游牧或漁獵的部落生活。因此，東亞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人遠遠不如自己先進和發達。特別是中國人，他們和西方、北方邊境的游牧部族有過接觸，認為自己所占據的土地是仁慈的“天”賜予的禮物，無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在這里，所有的東西都是井井有條，處于一種適度的均衡狀態。
他們把自己的國家稱作“中國”。這個詞不僅意味著地理上的居中位置（如同所有文化都將自己置于地圖的正中位置一樣），也表示在環繞周邊的種種極端之中堅持中間道路：一種亞里士多德式的中庸之道。中國人發現，一旦離開中心之地進入寒冷的西伯利亞、中亞沙漠或者悶熱潮濕的東南亞，環境也好，文化也好，都會很快地衰退。中國人對重重高山之外的西方略有了解，但是幾乎不清楚印度或者印度以西地區的情況。他們從自身經驗判斷，在崇山峻嶺之外都是“野蠻主義”。這種觀點自然會強化他們對自身文化所具有的優越性的認同。中國人的世界觀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中”這個漢字表示中間或中心，橫折線則代表中國人在向西探索時所可能發現的“文明”上升曲線。這個曲線代表文明發展的不同程度，以中國文明為發展頂點，當越過東亞的界限後，由于自然條件的惡化，文明的程度就會急速地下降。朝鮮人、越南人和日本人繼承和分享了這種觀點。實際上，東亞被看作是一個伊甸園。它肥沃的土壤提供了世人羨慕的世外桃源。在東亞，最嚴厲的處罰是驅逐出境。在這個受保護的家園，中國人創造了世界上最高產的農業體系。這個體系的生產力是中國繁榮的重要基礎。直到19世紀，中國人所享有的物質福利和相應的文化技術的水平，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所有這些，都由一個龐大的帝國官僚機構來管理和指導；而四通八達的公路網和運河網，以及統一的書面語言，則將整個帝國聯系在一起。
從這些發展中，產生了中國人特有的自然觀。中國人強調要珍惜大自然，提倡以人力促使大自然更加多產。與現代西方的自然觀不同，在中國人眼里，大自然不是敵人或目的，人類也不是宇宙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相對于自然的偉力，人類自身只不過是天地萬物中渺小的、次要的部分；從哲學和實踐上來說，人類都需要去適應自然、潤飾自然，而不是企圖去對抗自然。這種自然觀鼓勵人們要精心蒔弄土地，而不是剝削或掠奪土地。但不幸的是，隨著人口的增加，這種自然觀并沒有阻止中國人對森林的亂砍濫伐。砍伐森林是為了給農業發展騰出空間，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為了使土地更高產，但砍伐行為多了卻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如水土流失、河流和水利工程淤塞、水井干枯和洪水泛濫。關于濫伐的危險，很早就有許多較有遠見的警示之語。但是，只要樹木植被擋了農業的道，這種行為還是會被認為是必要的。相比較而言，采礦——掠奪地球的軀體、挖洞以采掘礦物的行為——是被人們所鄙視的。那些參與采礦的人幾乎被等同于罪犯，為社會所摒棄。
1.2 自然觀
這些尊重和熱愛自然的見解，當然屬于有文化的精英階層。他們留下了相關的文字記載（或繪畫作品）。然而，是農民這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階層在從事實際的勞作。對于今天的我們，他們是無聲的。但是，從某種程度來說，農民響應了精英們的自然觀，精耕細作，精心蒔弄他們的土地。農民們所處的環境，常常使他們有更多的機會發現仁慈的自然力的另一面。他們一般認為，與農民自身或整個人類相比較，自然力是更強大、更值得崇拜和更值得討好的。精英們在風光勝地建造亭閣以觀賞自然，農民則用田里出產的泥土和稻草建造供奉土地爺的村廟，廟里的神像不時都會換上嶄新的紙衣；人們會在時令佳節奉上佳肴、鮮花等貢品，祈求土地爺保佑有個豐收年。中國人、朝鮮人和日本人的繪畫和詩作，以對自然充滿摯愛的描繪而聞名于世。當然，這又是精英的貢獻。他們的作品穿越時間隧道，向我們訴說和展示獨特的東亞風格。唐朝詩人李白（701年—762年）的七言絕句《山中問答》寫道：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北宋畫家郭熙（約1020年—1090年）寫道：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聖，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見也。
繪畫和詩歌可以是同一種自然觀的不同表達。實際上，自宋朝（10世紀）以來，大部分詩人都是畫家，反之亦然。作為受過教育的精英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擔任政府官員。詩人和畫家勸導讀者（觀賞者）在更廣闊的自然世界中忘卻自我，將瑣碎雜事逐出頭腦并努力擺脫人世的喧囂。山脈受人類活動的影響最小，基本上處于自然狀態。因此，深山老林是獲取智慧、思考宇宙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重大問題的良好場所。在畫作中，山里住著聖人。他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其形象或者是小個子的樵夫，或者是漁夫，或者是牽著耕牛的孤獨農夫，或者是隱居在山腳小河旁的小村屋中的隱士。內中含義十分清楚：大自然比人類更高貴、更重要，人類社會要從對自然的沉思中獲取和平與智慧。帝國行政力量絕大部分直接或間接地被用于農業經營。農業成為古代中國國家和社會的支撐力量，其重要程度為古埃及以來世界文明社會所僅有。皇帝要履行的最重要的儀式功能是每年都要在京城天壇舉行祭天儀式。在儀式上，皇帝象征性地扶犁耕地，向上天祈求歲歲豐饒。質疑或攻擊大自然的行為違背了天地萬物的大秩序，特別是，這種行為被認為會擾亂東亞社會原有的根深蒂固的社會秩序。
1.3 農業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這種自然觀并沒有阻礙東亞人改造環境。或許，這種改造的范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區都要廣泛。在東亞，這種改造的目的是為了種植水稻（通過人工澆灌）。為此，人們砍伐森林、愚公移山，改變大自然原有的地形地貌。早在史前時代，水稻這種農作物就從越南傳入中國；後來因其高產，成為華南地區和北方部分水情較好地區的主要作物，再從華北傳入朝鮮和日本。最早傳入中國的水稻品種適應于溫暖的熱帶氣候，隨著稻作農業的北移，耐寒的稻種出現了。新稻種的培植可能是在華北和朝鮮進行，然後傳入日本。但新稻種後來卻被命名為“Japonica”（“寒地水稻”，本意為“日本產植物”）。直到最近，日本的水稻產量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水稻是一種很費力的農作物，特別是因其最早是生長于印支半島的一種水生植物，故其對水的要求很高。人們先把稻種在備好的培植田里，待其出秧後，再將秧苗移出，一排排整齊地插到水田里。水田的準備是：先犁開田地，再放水進來，然後來回攪動。通常這些工作都是由農民驅使水牛來完成。所有這些勞作都是極其艱苦繁重的。原先犁出的成塊的肥沃土壤經過牛蹄的“搗制”（壓實）變成厚重黏稠的泥漿，這樣就不會使水田里的水滲漏出去。在水稻生長期，要確保稻田的蓄水量，但在收割之前數周卻要排干水田，讓谷穗長得飽滿堅實。在整個生長期，要仔細地給稻田人工除草、施肥。當然，直到最近，肥料主要是使用腐熟的人糞肥（西方傳教士稱之為“夜土”）。滋潤稻田的灌溉系統是復雜的工程，其建造和維護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在中國其他干旱或山區地帶，則主要種植耐旱的小麥、小米和高粱，同樣需要密集的人力勞動。
這里的農業系統不僅適合于東亞的氣候、土壤和平原地形，也適合于東亞龐大的、源源不斷的農業勞動力。人口增長導致農業產量的增長。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投入農業，增加了耕作的勞動密集性；更多的人自然也會產生更多的“夜土”，這也有助于產量的提高。產出的增加（包括那些因人口增長而新開辟的土地的產出）促使人口緩慢增長，直到農業產出再也不可能增加為止，但這已經是18世紀末的事了。農業要繼續發展，需要新技術，比如化肥、改良的作物品種、水壩和動力驅動式水泵，而這些都是19世紀到20世紀西方的工業成就。隨著農業發展的停滯，東亞人所享有的物質福利水準也開始下降。開始是緩慢地，但到了19世紀，下降的速度明顯加快了。日本在1868年之後，急切地尋求西方社會在各個領域取得的技術進步，對整個國家體系進行現代化改造，避開了這個“馬爾薩斯陷阱”。但是，其他的東亞國家卻越來越貧窮，接踵而來的是饑荒和叛亂，最終革命出現了。然而，兩千多年來，和東亞文明的其他部分一樣，東亞農業在世界上一直居于前列，為東亞的偉大文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有幸擁有遼闊的平原，比如華北東部（黃河流域沖積平原）和長江下游河谷地帶。但是，隨著人口的增長和中原王朝從北往南的推進，南方地區緩坡和斜坡的土地也被加以開發耕種。當時，稻米是東亞人所知道的畝產熱量最高的農作物（特別是經過上文所描述的精耕細作之後）。為了增加稻米產量，人們平整坡地，造出有邊墻的梯田，每塊梯田都從坡頂引水灌溉。越南、朝鮮和日本的山地居民也在使用這種艱苦的勞動技巧。修建梯田對環境的影響僅次于砍伐森林。這兩種行為的根源都是人口增長的壓力，也都違背了東亞社會的自然哲學觀。但是，兩種行為共同養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群體。
實際上，稻作農業是相當穩定的農業系統，大量使用人糞肥和其他有機肥（如河泥、秸稈和混有人畜排泄物的住屋地土）。兩千多年來，在中國，同一塊土地可以種植同一種作物，而在南方地區每年可以種植兩種甚至三種作物。隨著時間的流逝，土地的產出并沒有下降，甚至還會增加，原因在于增加的人口促進了土地耕種的勞動密集性和肥料使用的密集性。人糞肥可能會攜帶致病細菌，不過農民自有解決辦法。通常的做法是將人糞尿倒入家家戶戶都有的糞坑，使其腐熟，其作用有二：一是將多余的氮釋出，以免灼傷作物根系；二是利用腐熟過程所伴生的高溫和發酵反應消滅致病細菌。19世紀以來，許多西方觀察家對城鎮周邊農作物分布的“同心圓”現象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這種圓的大小依城鎮大小而定。對于較大規模的城鎮而言，其半徑大約在48公里之內。由于水運系統為大城市糧食補給所必需，環繞大規模水運集散地的“同心圓”半徑也在大約48公里之內。
居住在低地平原和河谷地帶（特別是富含肥沃的沖積土壤的三角洲）的人口特別密集，而越南、朝鮮和日本的大部分國土以及半個中國都是山區地帶（特別是在無法發展農業或處于邊際產量遞減狀態的地區），人煙稀少甚至無人居住。現代人口分布圖顯示，在中國西部和北部邊緣地區的干旱地帶，人口密度同樣很低。而且，直到今天，這些地區基本上沒有永久性的耕作農業。生活在這些地區的非漢族居民主要從事游牧式的牧羊業，在零星分布的綠洲地帶則有一些灌溉農業。中國文明總是依賴于農業。漢人不會在無法發展農業的地方定居，這些土地上的人口和文化屬于其他民族和文化。不過，到本世紀，中國政府控制了這些邊緣地區。在遷入漢民的同時，中國政府還在這些草原沙漠邊緣地區和青藏高原大規模修建鐵路，引進新的灌溉技術。直到今天，居住在中、越、朝、日四國丘陵和高山地區的居民仍會使用“游耕”（刀耕火種）的耕作技術，即通過焚燒樹木後產生的灰燼來改善貧瘠的山地土壤，然後種植生長期較快的作物，一兩年後地力耗盡即予拋荒。這種耕作方式養活不了多少人，人們還得通過狩獵和采集來補足食物。
總的來說，東亞環境具備潛在的優越性。但是對水稻農業而言，為了能夠有效地產出，一方面，需要在灌溉、耕種和施肥等環節投入相當有組織的勞動力；另一方面，東亞人的努力獲得了很好的回報：這里的水稻產量居于世界最高水平。中國北方和西北地區常受到周期性旱災的困擾。當然，東亞其他地區也常會遇到這種情況。這樣，要提高產量，水利灌溉設施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人口會一直增長到最佳狀態下的農業產出所能供養的極限。由于在許多年份這種狀態都不會一直維持在最佳，所以人們想盡辦法來保護農業體系的運作，抵御荒年。情況還不止如此，還是在中國北方和西北地區，饑荒常周期性地出現。這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現象，包括19世紀鐵路出現之前的西方。饑荒和旱澇一樣，基本上局限于本地，最多也只是區域性：某地作物歉收、當地人挨餓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充足的運輸工具將谷物這樣的大宗笨重商品從糧食盈余之地運出。國家會在饑荒區盡其所能地分配糧食，但缺乏應對作物歉收及其後果的諸種手段。
1.4 社會運行規則
頻頻出現的自然災害，使人們認識到大自然的威力，也意識到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人口主體的農民反映了社會精英對自然界的態度。他們強調傾聽自然、適應自然的必要性。《論語》是中國儒家的經典，描述了人類社會的道德法則是如何反映主宰宇宙、天體運動和四季交替的“天道”。孔子（約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在《論語》中表達了他對人類道德法則的看法：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東亞人堅信宇宙運行法則的存在，認為人類社會的運行也是有規則的。但這種理念同樣是建立在實用性的基礎之上。個人行為規則在他或她一生的不同階段各有不同，被認為是防止社會秩序紊亂和實現儒家目標——“和”必不可少的因素。這種思想完全不同于西方，特別是美國。美國人重視一種不太嚴謹的概念——“自由”（liberty/freedom），崇拜個人，極力推崇個人行動的自由。在美國獨立戰爭中，革命者驕傲地將“別惹我”印在他們的戰旗上；到了20世紀40年代，美國人則高唱“別管我”這首歌。可以說，美國社會的特點就是個人主義和競爭。
但在東亞人看來，“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沒有規則的約束，社會必將陷入動亂。在東亞人的語言中，找不到和我們所熟悉的“自由”一詞相同的詞匯；最接近的同義詞的意思是“沒有規則”。這種狀態會導致社會總體秩序的紊亂，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亂”。亂是所有社會災難中最令人恐懼的。如果社會“亂”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每個社會成員都將承受痛苦。在東亞，無論發跡還是失意，個人始終從屬于某個群體：最主要的是家庭，然後是家族或宗族（更大的血緣組織），接著是村莊或市區，再往上就是范圍更大的國家；在現代社會，就是工作單位或公司（雇主），而在當今的中國則是政黨。對個人目標的追求、雄心壯志和競爭會被認為是自私的和破壞性的，當然很多時候確實如此。反之，強調共同工作的群體具備巨大的集體力量，最能夠推動作為群體成員的個人的利益。
中國俗話說，“知足常樂”。我們必須承認這句話至今仍含有很普遍的智慧。群體就像某種互利互助的社會，向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同時也充當群體利益的維護者。對東亞人來說，依賴群體乃是天經地義，即使這種依賴的代價是個人對群體利益的服從和個人自由的缺失。兒子要服從父親和長兄，女兒要服從母親（出嫁後則是婆婆），妻子要服從丈夫，最後，所有人都要服從最年長的男性，通常情況下他是家中的老祖父。若他不幸去世，則會由老祖母取代他的地位。年紀大的人得到人們的尊重，而男性一直占據東亞社會的主導地位（雖然近年來這種地位在逐漸削弱）。東亞社會森嚴的等級特點容易受到現代西方人的批評，但它確實發揮了最小化社會沖突的作用。人們安于各自的社會地位，一般不會去挑戰社會等級體系。
從我們現代的觀點看，古代東亞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包括今天的東亞）最大的缺陷，可能是對婦女的壓制。從以下事實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女兒們一出嫁，就不再是父母家的一員而成為夫家的成員。因此，兒子們一直都十分重要，特別是在父母步入老年時。他們要在父母去世之後披麻戴孝，還要承擔延續宗祧的重大責任。女兒可能會和兒子一樣受寵愛，但務實地看，兒子必定會更受寵。這個令人遺憾的傳統使東亞社會至今還遠未實現性別平等。
三代之外（一般是指三世同堂的三代人，即父母、子女和依然存活的祖父母）是更大的社會網絡：家族、宗族、村莊或市區。在這些網絡中，根據不同的身份，每個人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都有服從的義務或掌握一定的權力。東亞的親屬關系比西方社會重要得多，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人們設計出比西方詳細得多的親屬稱謂，比如：叔伯（父親的兄弟）、舅舅（母親的兄弟）、堂表兄弟（或姐妹）。此外，還有一系列指稱遠親和姻親的稱謂。實際上，婚姻首先是家庭之間簽署的一個合同：通過聯姻，每個家庭都獲得了可以依賴的其他家庭的成員，這無疑增加了群體的資源。在親屬系統內，每個成員都要為其他成員的行為負責，正如每個成員都從任何一位群體成員的個人成就獲得利益或榮耀一樣。如果這個擴大的家庭中任何一位成員犯了罪，所有的成員都要負連帶責任（通常也要受到懲罰），而任何成員的可恥行為都會使全體成員臉上無光。這種集體責任形式實際上是對犯罪或出軌的社會行為的一種主要的威懾力量，至今仍在東亞社會發揮作用。直到今天，東亞社會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東亞人有這種獨特的“集體責任”。
另外，對于成員個人贏得的榮耀或利益，群體內的其他成員也能夠“與有榮焉”和“利益均沾”。這有助于人們解釋比如“為什么東亞家庭會如此重視子女教育（特別是兒子）”的問題。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和美國人的子女相比，東亞人的子女在教育上獲得了令人吃驚的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東亞獨特的“集體責任”體系。在東亞，教育是全家的事業。人們堅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道理，認為只有教育和學問才是獲得世間成就和社會威望的最佳途徑。而且，通過重視教育獲得的成就是可以由全家所共享的。中國歷來有一種傳統，全村或全鎮會集中資源資助一位極有前途的本地小男孩，使他能夠度過苦讀儒家經典的“十年寒窗”，然後參加科舉考試。若能高中，他就有機會被拔擢為朝廷官員。這個成就會給本村或本鎮帶來巨大的物質利益和無上榮光。今天人們仍然可以看到矗立在某些地方路口的旌表本地某位功成名就人士的牌坊。過去，群體的努力及其聯合力量與東亞社會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有很大的關系；今天，東亞群體需要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才能解釋東亞社會在現代世界中所取得的成就。如今，日本和中國分別是世界第二、三大經濟體；中國、韓國、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在經濟增長率方面則居于世界前列；日本崛起成為戰後世界工業和技術的領先國家，并創造了新的增長紀錄。這些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群體共同努力的力量。
所付出的代價是東亞缺乏很個人的自由，還有使大多數個人服從于他人的社會等級秩序的盛行。在東亞，個人總會被歸屬于精心設計的身份群體，每個人都會按照長幼尊卑原則找到自己的位置。人們可以發現這種狀況仍然存在于日本人見人就鞠躬的習俗當中：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互相鞠躬的兩個人中有一個人會比另一人鞠得更低。這是因為後者的身份或地位更高（主要根據性別、年齡和地位來判斷）。某些人或身份群體高于其他人的觀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文明的早期階段和孔子。孔子雖然不是這種觀念的創始人，但卻是集大成者，匯總整理了他認為應該傳承的傳統社會的價值。他強調“君子”典范的重要性，認為無需太多的命令，人民會去模仿君子的模范行為，社會因此得以和諧。孔子在《論語》中說，“君不君，臣不臣”。在整個社會等級秩序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幾乎所有的婦女都處于最下層，包括服從婆婆和丈夫的新娘、女兒，還包括長子之外的諸子。他（她）們在社會等級制壓迫下的不幸遭遇，在現存的歷史文獻中有部分記載。
雖然東亞儒家道德體系中包含著在我們看來是非正義的、不公平的成分，但是它也提倡居上位者（父親、長兄，特別是官員）要負責任，要有仁慈心。對于官員或是那些受過教育的、有文化的官員候選人來說，這是一個很不穩定的體系。在中國，受過教育的群體（即“紳士”）最多只占全部人口的2%。可取之處是，紳士地位不能傳承，只能在某人考過科舉考試第一級之後才能獲得，而只有通過第三級的人才能成為官員候選人。對于紳士和那些權柄在握的人（包括父親），儒家強調一種責任感而不是權力意識：身居高位者要時刻不忘起表率作用，并時刻體察民眾的需求。當然，這種要求從來沒有很有效地實現。在每個時代（特別是宋以前），世襲貴族和軍隊將領常會控制整個社會。但是，這種教育體系的力量（首先是道德方面）是相當大的。這個體系也傳到了越南、朝鮮和日本。這些國家根據自身文化的特點和偏好，對中國教育體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這個教育體系基本上是成功的（盡管在我們看來可能是失敗的）。它持續了漫長的許多世紀，在每次政治秩序發生斷裂和發生基本變遷之後，總是能得以重新確立。19世紀後半葉，在東亞社會整體結構陷入分崩離析之前，對儒家基本體系的否認或取代的企圖從來沒有成功過。2500多年以來，儒學體系提供了鞏固、團結社會的紐帶，還提供了指導大多數人言行的成套的價值觀。即使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傳統的東亞仍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盡管存在內在的局限（正如任何社會體系都會有的一樣），東亞社會在整體上運作得仍然相對比較順利。所有的社會都力圖在權力（或權威）和公平（或責任）、政治控制和人民福利之間達到一種均衡狀態，同時力圖避免幾乎自動與權力相伴生的權力濫用現象。儒家的解決方法是培養掌權者的道德責任感，使他們具備人道和仁慈的思想。人們必須承認，在確保人民福祉和制約權力腐敗方面，這個體系至少和其他社會體系（比如我們的）一樣有效。用古希臘柏拉圖的話來說，東亞儒者堅信“教育產生好人，好人舉止高雅”。2000多年來，在社會和諧方面，他們顯然比柏拉圖及其傳人做得更成功。
1.5 村莊和城鎮
群體高于一切和集體行動美德，可能和農業在東亞社會體系中的基礎地位有關，還可能和農業生產活動中出現的、對集體行動和合作的迫切需求有關（特別是在建造和維修至關重要的灌溉系統時）。在西方，人們居住在獨立的農莊里，而東亞人則住在村莊里，相互之間住得很近。在東亞，這更多是出于實用的考慮：耕地規模小，而且基本上環繞著村莊，集中住在村里便于每日到田間勞作。村莊可能很小，但仍然會住著一大家子人，或者是30戶到60戶家庭，因為高度密集的耕作體系有很高的產出。因此，在這樣的地方，很少會有個人冒險精神發展的余地，或者說，很少有離開群體規范的思維方式（務實地說就是沒有第二條道路）。同時，考慮到因幾乎所有人口都集中居住在農業區所造成的高度人口密集，個人隱私在東亞社會也是不存在的，幾乎沒有人能自外于他人的視線或關注。這種狀況進一步加強了對規則的需求。每六個到八個相鄰的村莊會通過一種流動市場體系聯系起來，人們依次在每個村莊集會，互通有無。在這樣的流動市場和離每個村子一兩個小時徒步路程的固定市鎮，農民們可以互相交換產品，購買一些舶來品（主要是本地沒有出產的東西），包括：鹽巴、鐵器、棉布、火柴（一種中國發明）和木材。在市集上，通常會有代書攤為不識字的農民提供讀寫服務，還會有茶館，供趕集的人歇腳和聊天。
大多數人從生到死，一生都生活在小村的世界，從未遠離村子或者到過城市。在某些市鎮，會有演員、歌手、樂手和雜耍演員組成的巡回劇團，為農民提供難得一見的娛樂。定期的農村市集也是大多數家庭為子女擇偶的地方。村莊內部一般是不允許通婚的，因為同村的人大都同姓，血緣關系太密切。城市和絕大多數政治中心城市則是另一個更廣大的世界，在那里和某些市鎮，紳士們和官員、衛戍部隊、工匠、體力勞動者、店主、商人和其他任何城市都會有的成員居住在一起。實際上，在那里，有大量的市際、省際貿易，也有長途販運到城市的大米、鹽、木材、金屬、布匹、茶、絲綢等供應城市人口和精英消費的貨物。直到19世紀，國內貿易的規模都比歐洲要大；東亞范圍內的海外貿易也有很大的規模，但是與農業經濟的巨大體量相比，海外貿易及其從業商人在規模上就顯得相形見絀了。除了市郊地區為了供應城市而進行的商品生產，國內經濟基本上是在勉強糊口基礎上的一種本地性的自給自足經濟。農民還必須向政府交稅以支撐帝國體系的運轉。對于帝國政府來說，其收入的絕大部分都來自農民和小地主所繳納的土地稅。
絕大多數土地由自耕農耕種，不過他們會再租種一些土地，租金相對比較低。人均土地擁有量很小，大約只有4公頃到5公頃（產量高的地方少些，產量低的地方多些）。大多數地主并沒有去擴張土地，而是靠10公頃或20公頃土地的租金為生。閑暇娛樂很少，但很受人們重視。如果運氣夠好，管理得也不錯，某個家庭就可能獲得足夠養活全家人的地租，這時候，他們就會愜意地去享受閑暇時光，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藝術，而不是繼續努力去使家庭收入最大化。事實上，閑暇消遣成為了一門藝術。這門藝術以盛產詩人和哲學家而聞名。對東亞人來說，生活是用來享受的，工作（為了財富）要最小化。對社會精英來說，家庭、美食、節日和個人素質的養成，要比追求物質目的來得更加重要。紳士們穿著藍色的長袍，通常會留著長指甲，以表明他們不需要從事體力勞動，可以將大把的時間花在讀書、畫畫、寫詩和欣賞大自然美景上面。
兩千多年來，東亞社會很少發生大變化。東亞人不喜歡變化，因為他們傾向于認為變化是破壞性的（很顯然，的確如此），是某種并不一定能夠改善事情的東西。東亞已經領導了世界，它的技術、物質和文化水準是很高的。人們往往容易重視過去，確認過去的價值，而不是往前展望未來。農業成就有賴于對自然界的密切關注，也有賴于過來人的示范作用和寶貴經驗。創新并不被認為是一種有前途的發展方法。廣而言之，在東亞社會，個人和群體是通過體系內的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斗爭來實現共榮的。那些企圖搗亂或改變規則的人會遭到批判或駁斥。輝煌的古代（特別是中國古代文明）被視為黃金時代，後代子孫應該竭力仿效才對。
人們認為歷史和時代是循環運行的，好時代和差時代對應于十分明顯的政治循環：新王朝崛起，舊王朝衰落，國家復興之後一般會有外族入侵或內部混戰。在這里，自然界的模式再次被引用，如《易經》所論：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
伴隨著這種態度的是對長者的尊重和對祖先的崇敬。過去被視為現在和未來的向導。在中國文明早期，人們崇敬祖先，不是那種盲目的崇拜，而是將祖先的靈牌放在家中的神龕里恭敬祀奉，不時還要向祖先祈求幫助或指導。這是一個相當復古的社會，人們對自己的歷史和偉大的傳統有敏銳的感覺。即使是那些文盲民眾，也有機會在戲劇和各種演出中，領略差不多正確的歷史。這些娛樂形式的主題幾乎都取材于偉大的古代歷史，有時也會講述古代名將或名妓的故事。
如前所述，中國的科學和技術有著漫長而輝煌的歷史，直到18世紀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中國人早期對自然物質屬性的理論探索在以後的世紀中沒有持續下去，但大量的實用性發現和發明卻一直沒有中斷，比如：公元前6世紀的鐵掌犁、公元前4世紀對太陽黑子的觀測和鑄鐵術的發明、公元1世紀的鐵索橋、公元前4世紀開始使用石油和天然氣作燃料、公元3世紀出現的瓷器、公元11世紀的活字印刷術、公元9世紀的紙鈔和航海羅盤、公元前6世紀對血液循環的理解、公元10世紀的給人接種牛痘來預防天花、公元前4世紀的弩弓和公元11世紀的火箭，只是眾多“中國第一”的一小部分。所有這些在中國首次出現的技術發明，大都比歐洲要早數百年，有的甚至要早上千年。中國傳統是連續的，過去時代所做出的發明的詳細記載都被完好地保存下來。因此，每個時代都可以在前代發明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可用以工業生產的礦產資源特別豐富，盡管精英階層的行為深受采礦瀆神觀念的影響，但這從未能阻止礦工和工匠開采并冶煉出種類繁多的金屬。
儒學有強烈的入世色彩，對于純理論問題沒有多少興趣。儒學崇敬大自然，奉自然界為楷模，但只是接受大自然而不是質疑它。儒家所鄙視的超自然的道家，同樣也以自然界為楷模。但是到後來，道家在發展煉丹術和尋找長生不老藥的過程中，逐漸涉足一些實驗性的工作，也確實做出了一些很有用的發明（有時也是致命的，比如口服水銀）。儒學原教旨主義對道家煉丹術和“魔力”的否定，有可能會對實驗性工作產生總體懷疑。儒家所沒有否定而得以流傳的道術，包括對自然征兆的重視和“風水”（即占卜）這種偽科學。自然界的任何異常現象，比如地震、洪水、日蝕和干旱，都被解讀為是天怒的跡象，提醒人們特別是在位者要改過遷善。每當這時候，皇帝通常會下“罪己詔”，對自己的“失德”表示懺悔并祈求上天不要再懲罰他的子民。如今，風水在某些地方依然流行：人們根據山脈、河道和羅經點的指示，來安排房屋和墓地的方位朝向，以與自然力或磁力線相吻合。
1.6 傳統體系
東亞社會的基礎是個人德行而不是法律，在今天依然如此。當然，這并不能保證人人都是道德聖人，也不能阻止少數人掌握財富和權力後走向腐敗、濫用權力。這和其他地方的情況是一樣的。但是，對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間，這個體系確實意味著人們在竭力最小化社會沖突：通過全能的家庭體系，多數沖突得以解決，社會秩序得以維護。然而，東亞社會不斷出現農民起義、盜匪、海盜和犯罪行為，特別是在王朝衰落期或者政治控制削弱時期尤其動蕩——如德川時期的日本和李朝末期的朝鮮，社會和經濟體系都被形勢的變化打亂了。在這樣的時代，民間秘密會社迅速蔓延，農村局勢動蕩不安，儒家所倡導的“和諧”的社會結構開始崩潰。官員和下屬之間是一種父親般的關系，而居于最高位的皇帝則是所有臣子的慈父。東亞沒有獨立的商人中產階級或專業人士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在現代西方社會誕生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東亞，他們或從屬于國家，或被有機地整合進國家體制。宗教人士的處境也是如此，沒有任何獨立的教會權力（除了中世紀日本的某個時期），也沒有任何其他的機構能夠與國家相抗衡。國家制定了詳細的法典，內容主要是針對刑事犯罪行為。在省級和國家司法機關的監督下，由基層的縣令來執行法典所規定的相關程序。但是，因為非正式的地方、家庭和宗族系統處理了許多案件，大多數時候人們并沒有將案件報官。這是一個編織綿密的體系，任何越軌行為都會被勸阻，以至于人們將東亞社會稱之為“自律社會”。儒學倫理所規定的個人美德或德行，如誠實、正直、忠誠、孝順（對自己父母的尊重）、真誠和仁慈等，都是社會行為的規范。這樣，儒學發揮了某些宗教的作用（雖然它沒有關于死後世界的神學理論或訓導），還發揮了類似西方法律的作用。
即使在帝國崩裂時期或改朝換代之時，這個體系也基本上不變。往往是在無政府狀態還在蔓延的困難時期，傳統體系的復興就開始了。這大概是因為這個體系已經被證實是有效的，至少實現了東亞人所看重的社會目標：社會和諧、沖突最小化和群體合力共求物質財富。當然，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有一道巨大的鴻溝。傳統上，社會被分成四個階層：最上層是有文化的學者、官員（在日本是同時充任社會管理者的有文化的武士貴族），其次是農民（社會的主要支撐者），再次是工匠，商人（被視為不事生產的社會寄生蟲）被安排在社會底層，再往下是士兵（除了在日本）、礦工、流浪漢和麻風病人，當然還有外國人。在很大程度上，商人地位的低下只是一種假象；商人的人數很多，很富有，通常都有權有勢（他們將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歸之于與官場的密切關系）。大多數商人來自紳士或受過教育的家庭。在這樣的家庭，可能會有一個兒子在朝做官，其他諸子則或打理祖業，或仲裁地方事務，或推進地方發展事業，或向年輕人設塾施教。許多商人實際上也是朝廷官員，管理國家金屬、鹽、大米的壟斷貿易，有的還執行與政府簽署的運輸合同。軍隊將領通常也來自紳士家庭，也會通過類似途徑嶄露頭角。
在東亞，要取得成功，不能沖撞社會體系，也不能采取社會體系不認可的方法，而是要在體系內運作。從內部運作會有豐厚的回報。精英家庭擁有的財富足以供養一大家子和眾多的子女。大多數人，主要是農民，不得不將家庭規模限制在他們能供養的范圍之內，平均只能有兩個左右的小孩；他們住在兩三間極其簡陋的土墻茅舍里，通常還要騰出圈養家畜的地方。精英們則住在木構瓦房里，擁有許多院子，足夠諸子和他們的家庭居住。女孩子嫁入夫家，就成為夫家的一員。在生出兒子之前，她們在夫家沒有財產權或繼承權，也沒有地位。妻子和寡婦被要求守節，即使丈夫死了也不能再嫁，而丈夫卻可以再娶和納妾。這種令人吃驚的兩性不公平起因于東亞社會父權制的基本特點。按照父權制的規定，東亞人最為看重的“姓”，以及家庭傳統和血脈，都要通過父系來延續。女性的重要角色是養育兒子，如果她們不能生育男性繼承人，就會被丈夫休掉。家庭在人們看來是最重要的。東亞人寫自己的姓名時，總是將姓放在首位，認為這是最重要的稱謂，而自己的名字則排在姓氏之後。家庭是安全的避風港，沒有人能自外于家庭。在古代東亞，國家從來沒有考慮過民眾的養老問題，也沒有什么機構負責這項工作。因此，養兒防老對父母來說十分重要。
1.7 地區差異
中華帝國所擁有的龐大財富、眾多人口和先進技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推動中國人將統治地域擴張到周邊地區。這片新領域和中國本部（西藏高原和新疆沙漠以東，干旱的蒙古和干冷的東北以南）一樣大，但仍然還在東亞由高山、沙漠形成的分界線之內。居住在這些地區的是屬于其他蒙古人種的人口（西藏人，蒙古人，滿洲人，但不包括新疆的突厥人），他們的文化和語言與中國有著根本的不同。除了少數低地，青藏高原大部分地方的海拔都很高，氣候又干又冷。這些都不利于發展農業。一直以來，青藏高原經濟主要依賴以游牧的方式飼養?牛（一種體大毛長、能耐饑寒、很適合當地惡劣條件的動物）。西藏的文化主流是喇嘛教。在西藏，過半的成年男性人口是寺廟中的僧侶。西藏被劃入中國版圖的時間相對比較遲，大約是在18世紀清朝?統治時期。
中國人管轄新疆要早得多，大約是在公元前2世紀的漢朝時期。這一方面是要保護從中國出發穿越新疆的貿易路線（包括著名的“絲綢之路”），另一方面是要防止游牧部落襲擊邊境漢人聚居地。公元9世紀之前，居住在新疆的主要是皮膚較白的印歐人。其中，部分人是游牧民，其他的是居住在稀疏的綠洲的農民。之後，這兩部分人逐漸被幾乎遍布中亞的突厥人取代。成為新疆地區新主人的突厥人可能來自遠東地區。他們從公元10世紀開始就占據了中亞，主要從事綿羊、山羊的放牧和綠洲農業。1950年以後，漢族官員和移民占到了新疆人口的近一半，政府還在新疆建立了主要的工業部門。蒙古有典型的干草原，在大部分地區，由于太干燥，不適合發展永久性農業。但是，其降雨量卻能滿足牧草生長的需求，因為蒙古的牧草扎根很深，能夠挨過漫長的干旱期。牧草支撐了以綿羊、山羊和雜交羊放牧為主的蒙古經濟。這些動物能夠抵御酷冷的冬季和干熱的夏季，并且能把四散分布的干硬的牧草轉化成羊肉、羊奶、羊毛和羊皮。這些不但是蒙古人的食物來源，而且為他們提供了御寒的衣物和居所（即“蒙古包”，一種以羊皮覆頂的圓頂帳篷）。
早在中華帝國初期，蒙古就引起了中國人的關注。那時候，漢族農業移民已經擴展到干旱荒蕪的北部邊境地區，極易受到草原游牧部落的襲擊。長城最早只是一連串的城墻，建造長城的目的在于阻擋游牧民的襲擊。雖然長城從來沒有能擋住襲擊，但它至今仍然是南北兩個地區大致的分界線：長城以南地區，降水量平均來看足以供應農業耕作之需，無需太多的人工灌溉；長城以北地區，氣候干旱、土地貧瘠，不太適合發展農業生產。這條分界線（或分界帶）隨氣候的波動而變動。兩地人民也有互動，但毫無疑問，在人們的頭腦中，確實有一條隔開兩個不同世界的草原分界線。在12世紀成吉思汗統治時期，蒙古人的身份才開始明晰，但他們的祖先（使用不一樣的部落名稱）在使用軍事戰術對抗規模大得多的漢人軍隊方面同樣很出色。漢人軍隊竭力阻止蒙古人祖先的攻擊，甚至很不明智地深入草原腹地。結果，他們的軍隊和糧秣補給線受到了高度機動的游牧騎兵的致命打擊。
在成吉思汗及其後人的統治之下，蒙古部落聯盟最後征服了中國內地和其余的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但是，蒙古人的統治只延續了不到一個世紀，此後很快就衰落了。隨著本世紀?中國的崛起，漢人農業移民蜂擁而入內蒙古，使得漢人與蒙古人的比例達到了20?1，蒙古傳統文化正在迅速消逝。外蒙古如今是一個獨立國家，蒙古國位于戈壁灘和鄂爾多斯荒漠以北，國家經濟的主體仍然是放牧農業，也有一些商業和小工業。內蒙古則是中國領土，商業化和工業化進程得到了更快地推進；深井和動力泵構成的灌溉體系使定居農業和商業牧場取代了游牧經濟；通過鐵路和公路，內蒙古與中國內地大市場聯系在一起。
東北是中國人墾殖的最後一個外圍地區。1900年，東北人口首次達到100萬。此後，華北移民大量涌入，東北人口急劇增長。遼河流域南端溫暖而濕潤，適合發展農業，最早居住著通古斯語族的部落。從公元前2世紀開始，漢人占據了這個地方，使之成為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在東北其他地方，居住著來自西伯利亞和東北亞的非漢族人口、漁獵—采集部落和游牧民。公元16世紀，這些部落聯合起來形成了滿族，接著征服了關內，建立了清王朝，從1644年到1911年統治著大中國。19世紀末清王朝的統治開始崩潰，華北地區的貧困農民開始大量涌入。從1900年到1940年，每年大約有100萬人涌入關外。這些數量龐大的移民成為東北人口的主體。先是在1905年（事實上）至1945年日本統治時期，然後是在重新作為中國一部分時期，東北以其豐富的礦產資源，發展成為東亞首要的重工業基地（至今仍然如此）。同時，東北還建立了高產的、商業性的農業體系；其產品先是供應日本，然後是中國。
從中國歷史發端開始，中國本部的農民和政治秩序與占據了邊境草原地帶的游牧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一直沒有消停。兩種文化都竭力排斥對方：在漢人看來，游牧民是未開化的野蠻人，沒有文化，居無定所，到處流浪，各自為政；在游牧民看來，漢人都是稅吏、地主和官員的奴隸，安土重遷，土里刨食，終生勞碌。游牧民以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為榮，遼闊的大草原處處是家，沒有高高在上的主人，只要一有機會就可以對鄰近的富庶地區洗劫一番。這兩種文化之間，確實沒有中間立場，沒有妥協余地，當然也不可能相互容忍。在武裝沖突中，游牧民族一般會占據上風；他們的馬背武士打起仗來快如閃電，得手之後迅速退入大草原腹地，對方根本沒有追擊的機會。一旦漢人軍隊尾隨追擊，游牧騎兵會故意將他們引離營地，然後一舉包抄，迫使其投降。數百年來，雙方沿著邊境地區來回爭奪，但從長遠來看，漢人的軍隊遠比游牧民族多，火力也更強大，因此最後在戰場上占上風的是漢人而不是游牧民。到19世紀，曾經令人聞風喪膽的蒙古勢力最終瓦解了，同時，正如前文所述，漢族移民開始大量涌入邊境的草原和沙漠地區。最後，邊境許多地區的漢人數量都超過了本地人。
在地理上，日本、朝鮮、越南和東南亞都各有不同。日本是一個多山的國家，只在沿海有細長的低地帶；朝鮮和日本有些相似，不過朝鮮南部有幾塊較大的平原；越南有一條縱貫南北的中央山脈，山區居民不是越南人而是山地原住民，到了南部，這條山脈變得平整和寬闊，最後形成了湄公河三角洲。東南亞國家的地形十分多元化。半島國家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和馬來亞（特別是緬、泰、柬三國）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都集中在各國的中央河谷地帶，以及由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南河）和湄公河等河流泛濫所形成的沖積平原。直到20世紀，馬來亞的人口都不多，境內有大片的熱帶雨林，卻缺乏大的港口。老撾是一個小型的內陸國家，境內幾乎全是山地，歷來人口都不是太多。印度尼西亞由許多島嶼組成，每個島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大片山地。諸島中，爪哇島有非常肥沃的火山土，島上的群山也比其他島嶼的山要低，有更多的土地可以用來發展農業。菲律賓也有成群的島嶼，主島是呂宋島，島上有菲律賓最大的低地（雖然這塊低地只占呂宋島的一小部分）。整個東南亞地區雨水充沛，氣候溫暖，長期以來滋潤著農業的發展。特別是爪哇，被譽為全世界最富庶的島嶼。
早在史前時代，華南地區的居民就南下來到東南亞大陸地區（除了泰國之外）。和馬來亞的居民一樣，印尼和菲律賓的居民都屬于馬來人，最早可能也是從華南地區遷來的。這些居民的語言都屬于馬來語系。東南亞地形以山地為主，但是，山地居民和低地居民卻沒有什么聯系：他們由許多部落構成，大多數人在熱帶山區貧瘠的土地上從事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生產。在東亞，除了現代日本，以水稻種植為基礎的農業是東亞人糧食的主要來源。
1.8 中國本部
中國本部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和主體，主要由三大流域（包括流域內的平原、三角洲，以及周邊的丘陵和高山）組成：華北的黃河流域、華中的長江流域以及較小的華南西江流域。至今，三大流域仍然聚集了中國的大部分人口、城市、工業、貿易和耕地。華北的土壤是黃褐色的，屬于半干旱地區，冬季寒冷而漫長，東半部是一望無際的平原。華北的西半部遠離海洋濕潤氣候的影響，雨量很少，冬季則更為寒冷。地形方面，西半部多山地和丘陵，雖然土壤總體上還不算太貧瘠，卻很不利于發展農業。華北大部分地區覆蓋著一層細膩的、風吹集的石灰質沖積土（即“黃土”）。只要有水，黃土的肥力幾乎是無窮的。但是在許多年份，特別是在華北西部，降水極不穩定或者遠遠不夠。由于幾個世紀以來的亂砍濫伐造成的水土流失，黃河河道早已出現了淤塞，再加上河水流量波動太大，大部分河段已經不能通航。但是，1950年以後，沿黃河修建了一系列的大壩，制服了過去經常泛濫成災的河水，同時利用河水落差發電，并為東段土地提供灌溉水源。盡管有嚴重的干旱問題，但黃河平原很長時期以來都是中國最大的人口密集區。究其原因，大概是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兩大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致。當然，在過去，如果天公不作美，降水過少，這兩大因素也會造成周期性的饑荒。
數條支流從南北方向的匯入，使長江容納了半個中國的河流儲量。長期以來，長江流域一直是中國主要的商業中心和城市中心。通過便捷的長江水道，西起青藏高原，東至上海附近的入海口，貨物被以低廉的價格進行長途運輸。滬寧杭三角洲地區運河網絡錯綜復雜，數百年來就是中國最城市化和商業化的地區。同時，由于肥沃的沖積土所孕育的農業有很高的產出，這個地區還是中國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絕大多數中國大城市都是在大江大河邊逐漸形成的。和華北一樣，流域東部的地形總的是比較平坦的，因此人口比較密集，而流域西半部的地形多是山地和丘陵，人口也比較少。西部的四川紅土盆地（因土壤多為紅色而得名）被群山包圍，從地圖上看盆地內部也是山巒起伏，但實際上許多地方都是比較緩和的坡地，歷來就是豐饒多產之地，人口也比較密集。冬季從北方和西北來的冷風被群山阻隔在盆地外面，四川得以享有亞熱帶氣候，農業產出比較高。四川省的商業部門得益于長江干流和若干支流。實際上，四川的字面意思就是“四條河流”。
長江流域以南，山體斷裂相對比較少，因此，出海口在廣州附近的西江流域面積相對較小，但西江從很早開始就是人口密集的華南地區的主動脈。西江下游的三角洲雖然比長江三角洲小很多，但耕作密集度更高。由于地處北回歸線以南，雨量充沛，終年無霜，這里的水稻可以一年三熟，因此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如果以同等規模的土地來算，西江三角洲是中國（或許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廣州一直都是主要的商業中心和海港，周邊環繞著若干個衛星城鎮，每個都是縮小版的上海。廣州還是許多移居海外（包括美國）中國人的來源地。華南的其余地區（特別是西半部）比較貧窮和閉塞，在山區地帶，居住著非漢族人口。
中國的東部和西部、北方和南方各有不同特點：東部有遼闊的平原（除了江南地區）；西部地形從東到西逐漸多山（同時也逐漸干燥，逐漸遠離海洋）；北方氣候干燥，遍地黃土，基本上沒有什么植被；南方氣候溫暖而濕潤，草木蔥郁，丘陵起伏。淮河位于黃河和長江中間。北方和南方之間的過渡線與淮河水道走向大致吻合。再往西去，這條線沿著四川北界附近的秦嶺一線迤邐西行。這條線還非常碰巧地與1000毫米等雨量線（年均降水量線）大體重合。雖然人工灌溉能夠提高和確保產量（特別是對水稻），但是，在這條線經過的地區，對于非灌溉型農業，一年中大部分時間的降水已經足夠作物生長之需。在南北過渡線以南，也不是沒有旱災，畢竟這條線只反映沿線地區的平均降水量。但對于此線以北地區，如果發生旱災卻可能是毀滅性的。此外，如同年均降水量更大的長江流域不時發生的情況一樣，洪澇災害是華北東部黃河支干流沿線地區所面臨的另一個風險。無論南北，夏季都很熱，通常也比較潮濕。華北北端的北京與美國費城處于同一個緯度。受蒙古和中亞吹來的冷空氣影響，北方的冬季很冷，一般會下雪；南方冬季比較溫暖，廣州正好位于熱帶地區，與哈瓦那同緯度。
中國領土遼闊，各地氣候千差萬別，但都受到東亞季風系統很大的影響。夏季，歐亞大陸中心區域受熱後溫度上升，遂將海洋上空涼爽、濕潤的空氣吸引到大陸的東部和南部。這個過程帶來了農業所賴以發展的春夏雨季，但這個雨季在南方遠比北方更靠得住，再往西雨鋒減弱，到最偏遠的西部就很少能指望有多少雨水了。北方地區在季風主系統的邊緣，由于遠離海洋，雨鋒到此通常都已經大大削弱，只給邊界草原沙漠地帶帶來了平均200毫米到400毫米的降水。反之，南方地區一般都有充沛的降水，在沿海地區甚至會有超過2000毫米的過量雨水。冬季，大氣沿著相反的方向流動。由于大陸中心區域冷卻下來，而海洋四季溫差變化沒有陸地那么大，因此，冷氣流途經華北吹往溫暖的海洋。這些氣流既干燥又寒冷，會使冬作物顆粒無收。南方的春雨則來得比較早，作物對雨水的依賴度比北方更大。有意思的是，在年均降水量最少的地方，每年的降水量都有很大不同。這正應了那句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同樣的季風系統影響著越南、朝鮮和日本的氣候。這三國中，沒有一個國家和上面所描述的中國本部的任何一個主要區域一樣大，但只有朝鮮的部分地方會遭受像華北那種規模的旱災。越南和日本幾乎沒有旱災。在臺灣島和日本，伴隨臺風而來的暴雨和類似美國龍卷風的颶風所引發的秋季暴風雨，往往會造成很大的破壞。日本也從環繞四周的海洋中獲益良多。而且，由于高山阻隔，大多數日本人都居住在斷斷續續的沿海平原，沒有一個主要居住區離海的距離會超過64公里到80公里。這樣，盡管日本地理位置相當靠北（東京和北卡羅來納同緯度，氣候也相似；北海道這個日本最北邊的島嶼，則和多倫多同緯度），它的冬天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暖和的。不過，在西海岸會下很厚的雪。日本的夏季又熱又濕，因為它恰好位于吹入內陸的夏季風的必經之地。越南氣候接近于中國最南端，朝鮮氣候則與華北東部相同。
1.9 中國和東亞其他地區的聯系
中國和東亞基本上是在與世隔絕中發展起來的。在中國邊界，有一個高山和沙漠組成的外圓環，圓環外高聳著喜馬拉雅山的頂峰。在西部帕米爾高原之外，是一望無際的中亞草原沙漠地帶。當然，中國人可能曾經在國界以西發現了和自己的文化相似的另一種高級文化，不過，他們堅持認為這些在帕米爾以西被發現的文化，并沒有達到和中國文化一樣的發達水平；這些人更像新疆的游牧民和綠洲農夫，根本無法和中國的富裕或強大實力相提并論。從文化傳承上看，印度更為接近中國，印度文明當然可以和中國文明相媲美，而且印度文明可能還要更早一些。但是印中之間有喜馬拉雅山這個巨大的障礙。少量中印貿易經由西藏和尼泊爾進行，一小部分貿易通過海路間接進行。兩國的主要聯系路線跨越了很長的空間：要越過新疆沙漠（這離中國文明中心有數千公里遠），然後要翻越5486米的喀喇昆侖山口進入克什米爾地區（這里也是印度文明的邊緣）。印度和中國彼此幾乎都沒有意識到對方的存在。看來很少有中國的東西傳到印度。雖然佛教從印度傳到中亞，經過一段頗長時間之後，再從中亞傳到中國。除了藝術風格以外，佛教東傳并沒有給中國帶來多少印度文明的成就。棉花原產于印度，早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人就已經把棉花織成了棉布，但直到公元8世紀才傳到中國。而且，雖然印度棉花質高價廉，但直到11世紀宋朝時，棉花才在中國廣泛種植。
當然還有一條南線可以通往印度，就是從遙遠的中國西南地區（同樣遠離中國文明中心）經緬甸抵達印度。這條線的貿易量也很小，人們使用這條線路的次數甚至比新疆路線還要少。這條線沿途要經過原始大峽谷和雨林地帶，道路崎嶇難行，有時上下落差甚至達到1524米左右。這是因為，從青藏高原南下的湄公河、薩爾溫江、親敦江和其他河流，將高山切成深深的峽谷，而這些兩邊陡峭的河谷是此線必經之地。似乎這些威懾還不夠，此線所經過的雨林也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林中隱藏著一大堆的熱帶疾病，人們對它們的恐懼遠遠超過了對這條貿易路線的物質需求。雨林地帶還是野蠻的部落民的棲身之所，這些人以喜獵人頭而臭名昭著。因此，可以理解中國人很少通過這條路線與印度進行交流和貿易。同樣的原因使中國很少與越南以南的國家進行交流。對這些國家，中國人甚至在提及的時候都會有反感。此後，部分是由于12世紀蒙古的征服，出現了一個從中國西南山區向泰國遷移的移民潮。這些人主要是泰人，他們的近親?至今仍然居住在滇西。緬甸人的語言屬于漢藏語系，可能也是在許多世紀前從中國西南和西藏邊陲遷移到緬甸。但是，中國和緬甸、泰國的交流一直都很少。到了19世紀，主要來自東南沿海人口過剩的廣東省的中國移民，大量涌入東南亞的大陸和島嶼。這些移民早先是作為勞工遷入的，後來許多移民逐漸變成了企業家。
至少在宋朝，中國和東南亞就有了貿易往來，貿易商在菲律賓馬尼拉、爪哇、馬來亞港口、今天的越南南部和暹羅（泰國）都建立了小型商站。到19世紀末，東南亞地區錫礦業和種植園經濟（主要是橡膠）的發展，吸引了大量中國移民。到2000年，大約有3000萬華人生活在東南亞，新加坡發展成幾乎完全由華商管理的龐大的轉口貿易中心，許多人在這一輪的經濟擴張中得以發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