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記（簡體書）

一旦適應了工業社會的生活，好像所謂自由的、隨心所欲的生活和空泛的情感沒有了落腳處；所謂大氣的、方方面面的、感性的，不過是走馬觀花，現代日本人像瞎子摸象一樣，每人只滿足於摸好大象的一部分。可是日本人又還是那些江戶的日本人：吃魚過多，敏感的心隱藏在冷漠的面孔下，成群結夥又保持距離。幕布換成了工業化，演員還是他們。在銀座街頭的OfficeLady臉上，仍然可以辨認出永井荷風筆下的表情。街上，電車裡，他們點滴地流露。那種哀傷，那種無助，那種毫無歸屬的感覺，那種日本私小說的氛圍：我曾經是這個城市的一員，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裡觀察他們。眼前的浮光掠影也折射出我自己的表情。……我知道，東京的表情其實就是我的表情。·

田川，北京人，成長于宣武門。紀錄片工作者，曾製作《回望梁啟超》、《將軍一去》、《滿江紅——抗戰珍稀影像全記錄》等紀錄片。香港《明報週刊》專欄作者，曾出版《四季日光》（港版）、《尋找英》、《東京記》、《草莽藝人》等書。·

田川，北京人，成長于宣武門。紀錄片工作者，曾制作《回望梁啟超》、《將軍一去》、《滿江紅——抗戰珍稀影像全記錄》等紀錄片。香港《明報周刊》專欄作者，曾出版《四季日?(港版)、《尋找英雄》、《草莽藝人》等書。《東京記》也是其隨筆作品集，收錄作品30多篇。

東京的表情
昭和老作家永井荷風在《江戶藝術論》里說：“我愛浮世繪。苦海十年，為親賣身的游女的繪姿使我泣。憑倚竹窗，茫然看著流水的藝妓的姿態使我喜。賣消夜面的紙燈，寂寞地停留著的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秋木，落花飄風的鐘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常、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嘆此世只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于我都是可親，于我都是可懷。”
我聽了這樣的話來了東京，總在有意無意間尋找這樣的世界。在街巷里、人群中，這種江戶的風韻若隱若現，又不太確實。永井荷風曾預言：“日本之都市外觀和社會的風俗人情，或者不遠將全部改變了吧。可傷痛的，將美國化了，可鄙夷的，將德國化了吧。”表面上確實如此：具體的利害。個人狹小的生活圈子。沒有幻想，只有欲望。
一旦適應了工業社會的生活，好像所謂自由的、隨心所欲的生活和空泛的情感沒有了落腳處；所謂大氣的、方方面面的、感性的，不過是走馬觀花，現代日本人像瞎子摸象一樣，每人只滿足于摸好大象的一部分。
可是，日本人又還是那些江戶的日本人：吃魚過多，敏感的心隱藏在冷漠的面孔下，成群結伙又保持距離。幕布換成了工業化，演員還是他們。在銀座街頭的Office Lady臉上，仍然可以辨認出永井荷風筆下的表情。街上，電車里，他們點滴地流露。那種哀傷，那種無助，那種毫無歸屬的感覺，那種日本私小說的氛圍。我曾經是這個城市的一員，在一個狹小的圈子里觀察他們。眼前的浮光掠影也折射出我自己的表情。看到這些照片，我常常想起那里我認識的每一個中國人，雖然我拍他們很少。
我知道，東京的表情其實就是我的表情。

再版序東京的表情（代序）雜人安藤先生林義明“發盤手”官寺田中老頭吉池老師秋鳴谷塚和玖趙凡佐藤邦彥蕭海小萍姐香蕉與大井小栗銀座東急飯店人物志新木場的人們房東與鄰居一之瀨教授老朱同志雜事搭快車吃壽司販賣機打假卡看廣告搬家記剪貓記養烏鴉逮蟑螂上茅房會錯意……後記·

“發盤手”宮寺
聽不懂日語的時候，我就發現，交流是不需要語言的。我看著別人的臉、表情、眼神，就明白他們在說什么，是夸我、挖苦我、或是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一點，說話只占交流的一小部分。
一直到離開飯店，我和宮寺說過的話統共超不過三句。宮寺對我是平等的，因為他也很少理他的同伙們。官寺一米七二左右的個子，很瘦，大腦袋，顴骨很高，白眼珠多黑眼珠少，跟人說話時直瞪著無神的大白眼珠。
我開始并沒有注意過宮寺，那時正忙著應付飯店里周圍那些蹦蹦跳跳想欺負我的日本學生。“長輩”欺負“晚輩”、舊人欺負新人似乎已經成了日本社會的普遍現象。學校里，老師默許的欺生行為每年都導致數十起自殺。我那時是一個聽得見的聾啞人。休息的時候，當我走到他們中間，一個自告奮勇的家伙就會從後面突然拍我一下，我一回頭，他一本正經地沖我說了一句什么，我一臉困惑時，周圍的人哄堂大笑。對這類惡作劇我當然不好急，因為弄不清楚是善意還是惡意。他們對我的心理是一清二楚，所有的“初心者”(日語初學者、初來乍到的人)都有過類似的猶豫。
有一個叫松井的學生一天上工見了我，主動打招呼并洋溢著友好的笑容，讓我很不解。當時我已經調整了認為他們是人的看法，因為他們平時對我的招呼，總是不理不睬假裝沒看見，我省去了這些繁文縟節後倒落得自在。這次松井的主動表示讓我以為自己在自作多情，但當他走到我身前的時候，使用了一個更友好、更親昵的動作：用手摸我的下面，并問：“還好嗎？”我立刻還以顏色，以一個不正規的動作使他倒地。本來以為這會引起一場戰爭，沒想到松井站起來，拍拍屁股，走了。日後，松井雖然仍竭力顯示出對我的優越感，但這種優越感已經不能再感染我了。我煩的時候，就用眼睛盯著他看。
通過和這些人接觸，我得出了一個結論：對大多數日本人，如果你不及時地欺負他，他就會看不起你。日本人的血氣全是裝出來的。
宮寺不太一樣，他只有周末來打兩天工，很少說話，休息時也和林義明一樣，在外面一個人抽煙。真正的休息。如果他說話，只是與唯一的女性、食品專門學校身高一米四的香芝笑談兩句；如果他動作，只是為了從辦公室里隨便抽出一本雜志或漫畫閑翻。我真正注意到周圍有這樣一個人，是有一次在市谷的車站下車，他正走在我前面，穿著一件格外扎眼的背上印著下山虎的黃皮夾克，背著軍綠書包，手里拿著一本包著三省堂皮的16開本厚書，根本不像我在飯店認識的他，那副吊兒郎當、卓而不群的樣子，完全是上野市場賣魚的下町人。
于是，我就對他有些留意。我向林義明問起宮寺，林說他可不簡單，是東京藝術大學學版畫的。剛來不久的吉野也特別提到官寺是東京藝術大學的這件事。我才知道東藝大是比東京大學還難考的國立大學。一位朋友對我說，他在上野公園隔墻看見這所綠樹環抱的前帝國藝術大學後，只有一個念頭：自己這輩子完了。
官寺是“發盤手”，在這里已經是老同志了，從上大學時起在這兒打工，今年是第五個年頭。發盤是一個對左右腦都要求極高的工作，周末又是最忙。林義明說，宮寺發的盤子、器皿不僅絲絲入扣極富美感，而且極有條理，最緊張的時候也毫發不亂，自己甘敗下風。我說，宮寺干得時間長了，熟能生巧。林說不是，他剛來時一上手就很漂亮。我說，也許他家里就是干這個的。林說，關鍵是他干活動腦子，看他漫不經心的，其實很認真，學生里沒有這樣的人。
後來，林去刷鍋的時候，我成了替補“接盤手”。我接過很多人的盤子，接宮寺的盤子是一種享受，該收則收該放則放，調度自如，所有的工作人員都緊張有序。宮寺不在的時候，是一個叫山本的學電影的人當發盤手，宮寺來了，山本就自動讓開。有一次，周六，宮寺因考試沒來，山本代做，大家都經歷了一場噩夢，在後面不停地為山本擦屁股。那時我才知道“能力”一詞的意思。宮寺是“刷碗大師”。
官寺好像游離在生物圈之外。他會聽著別人聊天突然自己笑起來，有時又對別人話里的某個詞極感興趣，他請求別人再說一遍，那種口氣介乎于認真和無所事事之間，你好像不能不再說一遍；碰到自己喜歡的話題，他有時也插進意見，不過三言兩語，都是補充細節，卻總能使談資豐富不少。工作中他是一言不發的，我見過唯一一次他說話是因為一個新人問了他三次同一個東西應該放哪兒的問題，前兩次他都默默地用鼻子指給他，第三次，他不客氣地說：“長腦子為什么不用呢？”
日本的高效率其實就是這樣：聰明人帶著一群傻子干出來的。腦子只需要一個，其他人甘于當零件。而在中國，所有的人都想當腦子。
在林義明當“接盤手”時，我擠掉了山本，成了平時“發盤手”。平日的工作碎碎叨叨，我渴望一次機會體驗一下周末真正意義上的“發盤”。這個機會到來的時候，我已經陜離開這個飯店了。周日那天我是早晨十點到晚上十一點的班，宮寺一般下午一點來。他來的時候正是我在崗位上最忙的當兒，我假裝沒看見他，安藤在一邊吆喝，讓我讓位，卻被宮寺制止住，說，讓他干干試試吧，林義明在另一邊看著我笑。那天干了一下午，五點吃飯回來，安藤笑著問我：“還想發嗎？”我客氣道：“無所謂。”事後我為這句話後悔了好幾天，那次機會錯過後，我仍是機器上的一個零件，周末，不停地卸車回庫、把盤子器具舉上舉下、混著眾人像搶奪一樣勞苦，有時看著滾燙的臟水里自己的倒影，池子里泡著上百個口小肚大的蛋羹杯等著我，再次懊惱那次客氣。干“發盤手”到底只有我一個人，而在外圍，在混成“先輩”以前，所有人都可以使喚我。每個周末下午五六點的時候，我的眼前就開始出現雙影，有時真覺得“今天可能累得回不去了”。
不久，正趕上98年法國世界杯亞洲區總決賽，電視里，日本隊所有的隊員都哭著抱成一團，他們在加時賽戰勝了伊朗隊，第一次沖進世界杯決賽圈。功臣中田默默地走回休息室，沒有參加賽後的合影，當記者找到他，激動地問他的感想時，他只是很技術性地說：“我傳了那么多好球，前鋒終于踢進了一個。”對于他，這好像只是一場比賽，與其他比賽沒什么不同。他讓我想到了官寺。
宮寺大學畢業後準備找工作，但日本經濟滑到了谷底，就業很困難，他就決定先上三年研究生再找機會，市谷飯店的“發盤手”現在還應該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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