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稅法評論(第1輯)（簡體書）

稅法學在中國的快速發展是因應時代的需要。當今世界正處在全球化發展時期，發展市場經濟、推行法治建設、促進社會進步是各國最核心的目標，而這些任務都需要國家在社會治理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社會國家”、“稅收國家”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民商法、憲法行政法等傳統法律的調整，但層出不窮、影響普遍、意義深遠的政府治理、分配公平、民生保障等問題，更呼喚新興的財稅法等法律勇於擔當。稅法依據其固有的稅收構成要件、稅收債務關係、量能課稅、實質課稅等理論和原則，以稅收領域法律問題作為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對稅收關係進行獨立、系統和綜合調整，展示了其獨特的公私法兼融、實體程序法兼備、國內國際法聯結的綜合法律屬性，彰顯了現代稅法監控國家徵稅公權、保障納稅人權利的“權利之法”和新型財產法律制度的品格，是保障公民財產權，實現稅收促進民生、公平分配和調節經濟的根本制度保障，其獨立的法律性質和學科特質正在被學界和社會所認同，成為發展最為迅速的法律領域和法學學科。·

葉守光，男，1963年4月生於福建閩侯，博士學位。曾任福建省福州市國家稅務局國際稅收管理處處長、涉外稅收管理局局長，現任福建省福州市國家稅務局副局長。國際註冊高級工商管理師、高級經濟師、註冊稅務師、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國際科學研究院客座教授，曾主編《反避稅操作實務》（2000年）、《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稅務管理審計》（2002年）、《稅收質量管理實務》（2002年）等著作。·

《中國稅法評論(第1輯)》是由收入分配問題引發的思考，近年來，中央多次強調要把收入分配問題排入政府重要議事日程，作為當前亟待完成的主要經濟社會工作任務之一。然而，即便將目標鎖定于此，我們還是可以發現，真正能夠操用的手段或辦法十分有限。在時下的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或收入分配矛盾的緩解之道，就像“擊鼓傳花”那樣，已經歷史地落在直接稅身上，所以盡快啟動直接稅改革是現在的當務之急。

高端論壇儘快啟動直接稅改革——由收入分配問題引發的思考現行財政體制：進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高法定稅負：中國稅收事業科學發展的枷鎖稅制改革橫向公平與個人所得稅改革名義稅制、實際稅制與稅制變遷模式的演進我國出口退稅改革研究稅法理論試論商事交易之納稅主體認定亟待解決的若干稅收強制執行措施問題租稅優惠對政府及企業的影響——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落日條款為例稅法行政解釋的法治考量與完善思路國際稅法晚近國際稅收利益分配規則的重大變革及其啟示比較稅法增值稅集團納稅的外國立法研究美國聯邦稅收體系中規範性文件的使用及其對我國實踐的啟發歐盟法對稅法的影響——國家課稅與歐洲市場間辯證的50年非法收益的課稅：基於所得稅、增值稅的分析——以意大利、歐洲法院（ECJ）立法、司法實踐為主要研究對象稅法實務江蘇A拍賣公司涉稅案的法律評析企業所得稅納稅籌劃基本理論與實踐工程建設中設備材料購銷的流轉稅屬性分析——兼論《營業稅暫行條例》及配套規章的立法完善·

二、關鍵是要找到“劫富”之徑
然而，即便將目標鎖定于此，我們還是可以發現，真正能夠操用的手段或辦法十分有限。在理論上，收入分配可區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面。就前一層面而言，雖可列出諸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創造條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保障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以及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等一系列內容，但是，從總體看來，這些手段或辦法，或多屬長期工程而難解近渴，或多屬市場體系而難有作為。就后一層面而言，雖也可循著各種政府職能的線索去尋求對策，但仔細過濾之后，剩下來的能夠與居民收入直接對接的幾乎唯一的途徑，就是財稅政策了。
著眼于再分配目標的財稅政策，其靈魂所在，就是“劫富濟貧”——用從富人那里得來的錢去接濟窮人。以此為出發點，立刻可以發現，在現實的中國，“濟貧”似不難。在既有財政支出的結構框架內，或者，通過調整既有的財政支出結構框架，完全可以在不動存量，僅靠增量——呈穩定增長之勢的財政收入——的前提下，實現為低收入者或困難群體提供支援的目標。但是，“劫富”則難以做到。在以稅收為主體的現實中國財政收入格局中，稅收無疑要充當“劫富”的“主角”。現行稅制體系下的中國稅收，則勝任不了這樣的使命：
“劫富”要靠直接稅而非間接稅，而我國稅收收入的70％以上來自于間接稅；
份額不足30％的直接稅，其中的大頭兒，是企業所得稅。2009年，它的占比為21％。盡管企業所得稅也具調節功能，但它所調節的，畢竟主要是企業或行業而非居民個人之間的收入水平。況且，從根本上說來，企業所得稅是可以轉嫁的。在歸宿難以把握的條件下，自然難以指望其發揮多少調節收入的作用； 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本應充當調節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工具，但是，一方面，它在我國稅收收入中的占比，不是一般意義的偏低，而是極低。2009年，僅為7％。以區區4000億元的個人所得稅收入規模去撬動高達33.5萬億元的GDP分配格局，無異于“小馬拉大車”，心有余力不足。另一方面，受制于現行分類所得稅制的架構，能夠進入其調節視野或其所能觸動的，至多是分項的收入分配，而非綜合的收入分配。這在人們收入來源已經多元化、收入差距并非主要體現在工薪收入，從而必須將調節的立足點放在綜合收入上的今天，它對于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便猶如“瞎子摸象”，連“小馬”都談不上，而充其量是頭“羊”。以“羊”的力氣去“拉”中國收入分配的“大車”，正是現行個人所得稅與收入調節相對接的一個基本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