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傷的讀書人（簡體書）

謝志浩，河北辛集人，1989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受惠于蕭延中先生，任教于河北科技大學中文系。主講《百年中國歷史人物》、《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相信只有溫和的力量，始能推動社會的進步。

《那些有傷的讀書人》編輯推薦：作者從近現代學人中選取有代表性的30余位，遍及人文社科的各個門類，以學人的生平、學問入手，解析學人的成長與發展，進而放在大歷史、大世界中探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尋求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歸宿。
在當代這樣一個犬儒與圈養知識分子掌握話語權的時代，仍然保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難能可貴，作為當時社會良心的這些前輩學人，是我們永遠的典范。

2012年3月14日，周三，在《中國傳統文化》課堂上，給中文系學友講述十三經的來龍去脈，著重指出，春秋戰國存在著多元主義的文化生態，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說法，屬于“子學”的時代。從漢代開始，歷史進入“經學”的時代。自從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為漢武帝所采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儼然成為文化主旋律。
遙想2500年前，處于“軸心時代”的孔夫子，風塵仆仆，周游列國，堅守“克己復禮”的理念，要為華夏文明奠定“普世價值”；但是，終其一生，也只是屬于“非主流”。
孔夫子的不朽貢獻，在于提出“仁”的概念，并升華到很高的境界。“禮”是“法律”，是規矩，可謂“生態”；而“仁”是“道德”，是自覺，可謂“心態”。從這里就可以體會到孔夫子的良苦用心，身處“禮崩樂壞”的“轉型時代”，老夫子希望大家具有自覺，“仁義道德”不離口，還不是為了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守法律規矩。
漢代大儒董仲舒，不愧是孔夫子的異代知音啊！董仲舒氏發
明的“春秋決獄”，將“仁”與“禮”融合在一起，確立了一種文化范式，使得漢武帝成為百代之帝王。
斗轉星移，盡管時序已經進入21世紀，經過“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磨礪，孔夫子、董仲舒塑造的文化形態已經雨打風吹去；但是，“禮崩樂壞”的生態，“轉型時代”的際遇，讓歷史具有了“穿越性”。中國歷史上，很少見“居廟堂之上”和“處江湖之遠”的人士在呼喚當代的“三綱五常”這一方面，竟然那么不謀而合？
“道德焦慮”，不期然成為有“斷裂危險”社會的一種難得的“共識”。似乎，社會各界意識到：流淌道德的血液，已經成為一種底線標尺。
“仁義道德”本屬于社會的心態，而“法律規矩”塑造社會的生態，道德這種“軟文化”要服從法律的“硬道理”。也就是說，“法律”才是社會運行的第一推動力，而“道德”要服從這種第一推動力。當然，“道德”具有深厚的心理積淀，在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起著整合和調試的巨大作用。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革，按照孔夫子的說法，真是“禮崩樂壞”。但是，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品質，依然流淌在國人的血液里。現在談論“民國范兒”成為一種時尚，不是偶然的。老一輩學者資中筠回憶早歲所受教育，哪些事情屬于“君子不為也”，很是清晰。但是，這位前輩很沉痛地說：比起自己的老輩，自己好比一個野蠻人。
業余搞學術地圖，經常接觸的正是資中筠的前輩，資中筠的感慨，筆者作為晚輩似乎也能夠體會。陳寅恪、梁漱溟、胡適這些老前輩，立身行事，待人接物，流淌出來的那份良知和操守，令人追慕！
當今社會，“道德焦慮感”的產生，追本溯源，也沒有那么復雜深刻的歷史原因，不外乎“社會生態”和“文化心態”出現了問題。
從“文化心態”來看，隨著老輩陳寅恪、梁漱溟的凋零，后輩中“行己有恥”、不茍且的道義之士實在寥落。道德是需要浸潤和熏陶的，環顧當代學林，還有幾位陳寅恪、梁漱溟？既然身邊幾乎沒有那么卓越的人，那么怎么要求后輩樹立道德標桿呢？
近二十年來，當代士風的遷變，與百年學術史上第四代、第五代的“做派”具有莫大的關聯。“第四代”大體屬于“三零后”，也就是1930年左右出生的。李澤厚、袁偉時、資中筠、江平、吳敬璉、厲以寧，都是在“大批判”的文化生態中成長起來的。不是“批判”，便是“被批”，成為這一代人的寫照。這里面，資中筠因為常駐歐洲，很偶然地成為相對比較超脫的“逍遙派”。這種時代際遇，給人的心理打下很深的烙印。所以，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還有不少第四代學者沉湎于“大批判”的快感，絕非偶然。
第五代學者，一般屬于“五零后”，造過反、下過鄉，機緣巧合，成為新三級學人。這一代在80年代成長時，第四代正好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很幸運的是，第五代學者部分屬于“隔代傳承”，受到第三代學者的“點化”和“熏陶”。比方說，葛劍雄師從譚其驤，陳來師從張岱年，莫礪鋒師從程千帆，品學雙修，功力自然深厚。
90年代后期，隨著“985”和“211”項目的展開，安貧樂道的學者實際上日益邊緣化。第四代失之于“大批判”，而第五代則失之于“課題”和“項目”。殘酷的“大批判”，并沒有使學者喪失個性，而“課題”和“項目”使得知識分子的個性喪失殆盡，真可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歷史如此吊詭，那些從大批判中成長起來的“三零后”，經過徹底的反省和痛苦的反思，不滿足于閑云野鶴的生活，活躍在思想界和知識界，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茅于軾、江平、資中筠、袁偉時，人老心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而已經成為“學界新父”（應星先生語）的第五代學者，竟然沉湎于“發家致富”，已經朽敗不堪！
“道德家”面對這一切無不痛心疾首：唉，真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市場經濟引起道德沉淪，這道大學生辯論的經典題目，竟然在當代中國得到如此生動的印證，確實令人糾結。有人認定，知識界的墮落與此有著極大的關聯。職稱評定、課題申報，學友轉系、保研，都要找到有司意思意思。
筆者注意到，道德失范的背后，其實是到處流行潛規則。轉型時代的特征，正是“禮崩樂壞”。 這時候，舊規矩不頂用了，新規矩寫在墻上，卻并沒有寫在人心里。況且，這些新規矩的出臺，不僅沒有程序正義，更可怕的是也未必體現多少實質正義。掌握資源的強勢群體縱橫捭闔，獲得了新舊兩種體制帶來的實惠；而弱勢群體，則受到兩種體制的排斥和擠壓，也就是說，改革不僅沒有帶來更多的自由，以前的福利也早已喪失。
令人氣短的壞事是否都是“改革”帶來的呢？眾所周知，中國大陸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以前那種日子再也不能延續了，農民才要換一種活法。
毋庸諱言，改革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改革是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依托的是“合適”的規矩和“穩健”的制度，而與“合適”的規矩和“穩健”的制度相匹配的，是“公序良俗”。
這個時代，中國大陸既沒有穩健的“法律規矩”，也沒有合宜的“公序良俗”，這正是時代的尷尬。與其糾結于“道德失范”，不如興利除弊，進行“制度建設”。一個合乎理性的“粗糙”的制度，遠比高尚道德的呼喚要究竟得多。
固然，知識分子的道德操守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但是大陸的知識分子并沒有生長在真空里。“道德圣斗士”衡量自己和旁人總是兩把尺子，那么道德自覺也是建立不起來的。事實上，大陸社會之所以處處潛規則盛行，從根本上說，是社會的集體無意識，不經意間，“規矩”被破壞殆盡。
孔夫子為什么諄諄告誡世人“克己復禮”？還不是預見到隨便逾越“規矩”的社會后果很嚴重，“仁”再重要也不能超越“禮”。當代社會的“仁”，就是“道德”；當代社會的“禮”，就是“法律”。祛除“道德焦慮”，有效的辦法，就是讓道德的歸道德，讓法律的歸法律。高喊道德回歸的“圣斗士們”，不僅無助于道德自覺，更可怕的是私設道德法庭對無辜的“異端”進行審判，反映了一種“專橫”的本性。
還是前輩胡適先生，具有歷史預見性，一針見血指出：“一個骯臟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正常國家，道德自然逐漸回歸；一個干凈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而大談道德、高尚，天天沒事就談道德規范，人人大公無私，最終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臟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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