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型學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簡體書）

《博雅語言學書系：類型學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從類型學視野考察了漢語名量詞的演變歷史，詳細描寫並分析了漢語分類詞產生、形成初期的情況，形狀、功用、生物屬性等各類量詞的形成歷史和規律，各時期量名搭配、名量搭配的變化，量詞在非數量表達結構中的運用等。重點討論了漢語名量詞的產生動因、“反響型量詞”以及通用量詞在漢語量詞發展史上的地位、量詞這一語法範疇如何在漢語中擴散、指示代詞與量詞結合的歷史、通用量詞“個”是否泛化等問題。書中基於類型學的研究成果和大量的漢語史事實，提出了對這些問題的意見。既發現和概括了以往僅從漢語看漢語演變所不能看到的演變規律，又以漢語得天獨厚的完整而豐富的歷史材料補充了類型學分類詞研究某些方面的欠缺。．

張赪，1984—1991就讀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獲碩士學位。1995—1998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現任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語法。在國內外期刊上發表論文二十余篇，已出版《漢語介詞詞組詞序的歷史演變》、《漢語語序的歷史發展》兩部專著。2000年獲全國高等學校優秀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獲北京市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07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博雅語言學書系:類型學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以翔實的材料為依據的，對漢語名量詞的產生、發展作了全方位的描寫和分析，并就漢語名量詞系統的規律及發展趨勢、名量詞句法功能的演變等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序
第一章 概論
1.1 正名
1.2 研究現狀
第二章 理論背景
2.1 語言類型學關于分類詞的研究
2.2 類型學的研究對我們的啟示
2.3 漢語分類詞的類型學、跨語言對比的主要研究及其觀點
2.4 本書的主要內容、理論、方法、材料和相關說明
第三章 形成時期的漢語名量詞——漢代名量詞
3.1 漢代的名量詞體系
3.2 漢代的名量搭配關系
3.3 漢代數量短語的句法功能
3.4 小結
第四章 漢語名量詞的產生動因
4.1 反響型量詞與漢語分類詞的產生
4.2 漢語通用量同的發展與漢語分類詞范疇的確立
第五章 功用量詞和生物屬性量詞的形成與發展——漢語名量詞體系的發展與穩定
5.1 漢語功用量詞的初步形成
5.2 魏晉以后漢語功用量詞的發展
5.3 漢語功用量詞歷史演變小結
5.4 漢語生物屬性量詞的初步形成
5.5 魏晉以后漢語生物屬性量詞的發展
5.6 漢語生物屬性量詞歷史演變小結
第六章 形狀量詞的形成與發展——漢語名量詞體系的最終形成
6.1 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形狀量詞的形成
6.2 近代漢語形狀量詞的發展
6.3 漢語形狀量詞演變小結
第七章 名量搭配關系的歷史演變
7.1 抽象名詞與量詞組合的歷史變化
7.2 名量搭配關系歷史變化總論
第八章 漢語指量結構的歷史演變
8.1 魏晉南北朝時期指量結構的發展
8.2 唐宋時期指量結構的發展
8.3 元明清時期指量結構的發展
8.4 漢語指量結構歷史演變小結
第九章 近代漢語通用量詞“個”用法演變
9.1 “個”研究綜述
9.2 唐代的通用個體量詞“個”
9.3 唐代的通用量詞“枚”
9.4 宋元明清時期的通用個體量詞“個”
9.5 近代漢語時期通用量詞“個”用法演變小結
第十章 結語
附錄一 漢至明量詞表
附錄二 漢至明量名搭配表
附錄三 漢至明名量搭配表
附錄四 近代漢語量詞“個”與普通個體量詞使用情況對照表
參考文獻
引用文獻
后記

但是Erbaugh（1986）又說漢語名量搭配的靈活性說明漢語的分類詞不是自源的而是由與臺語的語言接觸而產生的，證據之一是漢語始終沒有人類與非人類、有生與無生的嚴格區別，而在泰語和藏緬語許多有分類詞的語言中都有這種區別。不過，作者也不太肯定泰語的名量搭配的固定性。Bisang（1999）也有類似意見。他們對漢語分類詞的產生究竟是自源的還是由語言接觸引起的，并不肯定。這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解釋漢語沒有廣泛使用的專門的量人分類詞。漢語量人一般用通用分類詞“個”，因而出現了人類與非人類不分、生物與無生物不分的情況，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漢語的數一分類詞系統與其他同類語言不一樣，人類與非人類、有生與無生不是一個重要的語義分類參項呢？
Greenberg（1972／1990）指出有復數標記的語言一般沒有數一分類詞，而有數一分類詞的語言數標記十分不發達，很多語言沒有數標記。后來很多跨語言的調查和對比研究都肯定了這一趨勢，而且還進一步顯示，數一分類詞語言如果有數標記也只限于指人時用，如漢語的“們”。對于這一現象功能學派和形式學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解釋。
大河康內憲（1985／1993）提出漢語分類詞具有使其修飾的名詞實體化、個體化的功能，光桿名詞只能表示一種抽象的性質。戴浩一（2002）用認知語言學理論對漢語名詞的性質和漢語分類詞的作用作了更深入的分析。
形式語義學家Chierahi。（1998）將分類詞與名詞的可數性匹配起來，提出量詞和復數標記是同一個語法功能的兩個表現形式。這一觀點得到形式語言學派的廣泛認同，如李艷惠（Li Yen—hui Andrey1999）、溫賓利、陳宗利（2002）、顧陽（2004）等。顧陽（2004）就漢語、彝語、景頗語的情況作了進一步的研究，指出對這些語言來說認知上有可數名詞和不可數名詞的區別，對可數名詞計數時都由分類詞做媒介。
上述兩種看法其實都是說明了一個事實，在像漢語這樣的語言中光桿名詞沒有實指某個實體的能力，必須借助分類詞名詞才能有所指。而形式語言學家進一步將其與復數標記統一起來。
而將分類詞與復數標記的功能等同起來，自然會將古今漢語的區別理解為有復數標記的語言和無復數標記的語言，那么上古漢語中是否有復數標記呢？至少，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未來的分類詞研究是否需要去尋找上古漢語中存在復數標記的痕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