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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刻畫、揣摩人物的性格——在作者的筆下,宋太祖堪稱一個具有完美人格魅力的帝王:作為一個軍事家,他勇猛絕倫,無堅不摧,同時膽略超群,智慧過人,百戰百勝;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充滿自信,寬猛相濟,推行一種凝結著理性、人道、文明的統治規則,為宋代政治文化走向文明化和理性化奠定了基調。
揭秘歷史疑案——趙匡胤一生謎團重重:周世宗北伐途中詭秘的“點檢做天子”木牌,蓄謀已久、計劃周密的陳橋兵變,傳頌千古而又不斷演繹的杯酒釋兵權,備載野史卻閃爍其詞之斧聲燭影,關乎皇位繼承而又導致骨肉相殘的金匱密約,士林津津樂道、充滿人性光輝的優待柴氏子孫、不得濫殺文人和進言者的神秘誓碑,民間廣泛傳唱、真假參半的宋太祖千里送京娘……每一件疑案的歷史背景、人物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及博弈、史料記載的捍格和演變等均條分縷析,探源溯流、闡幽發微,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總結歷史規律,以史為鑒——作者通過王朝的興衰和人物的沉浮考察歷史發展的機遇、規律,揭示政治興替的潛規則,體現一種非凡的歷史洞察力。讀者在輕松愉悅的閱讀當中,能夠汲取歷史智慧,啟迪心智。
鮮明的私人著史風格——作者以平民大眾的視角觀照和解讀大歷史,字里行間充滿對歷史的溫情和敬畏,寄托個人強烈的生活體驗和愛憎情感,時而就歷史的變幻莫測發興亡之嘆,時而為人物的風云際會或英雄末路而歌。這種私人著史的風格和情懷,頗有太史公遺風,歷史變得鮮活靈動,豐贍通達,雅俗共賞。
書摘/試閱
尋常:又不尋常 陳橋兵變,趙匡胤輕而易舉地將后周柴氏的天下變成了大宋趙氏的政權。從歷史的長時段發展來看,陳橋兵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它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但是,在當時看來,陳橋兵變只是一次再尋常不過的軍事政變。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五代十國時期,這是一個什么都可能發生的時代。 第一,一個君臣義絕的時代。 《宋史》說:五代所建立的國家,傳位不到三四代就改換姓氏,大臣侍奉君主就像受雇傭一樣,舊皇帝下臺,就侍奉新皇帝,大家習以為常。因此,后唐剛剛滅亡就向后晉稱臣,后漢剛剛宣布禪讓就當后周之臣。君主信賴的臣子、國家依賴的將領,一旦國滅,不能以名節定生死,倫理道德被廢棄殆盡(五季為國,不四、三傳輒易姓,其臣子視事君猶傭者焉,主易則他役,習以為常。故唐方滅即北面于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于周矣。……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宋史》卷二百六十二)。大臣、將領把自己定位為給皇帝打工的,維系一個政權穩固的忠義理念就不重要了,給誰打工不是打,因此換個領導也無所謂,當臣子的不覺得恥辱。所以,這個時代的文臣武將歷經幾個朝代依然春風得意的比比皆是。面對趙匡胤的兵變,宰相王溥率先降階下拜,范質雖然猶豫了一下,但也隨即下拜。禪讓儀式正準備進行,忽然發現尚未準備禪位詔書,翰林學士陶谷立刻“出諸袖中”。風向一變,則順風而偃。君綱不振,忠義不立,君臣義絕,國家顛覆自在意料之中。這是趙匡胤能輕易奪得后周政權而人心安定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一個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時代。 李唐晚期,藩鎮割據,囂張跋扈,天下瓦解。五代十國是唐末混亂局面的延續。這是一個崇尚軍事力量、完全以武力定勝負的時代。誰掌握了軍隊,誰就占據了主動,一旦兵控京師,就可以成為新朝的皇帝。當時有句話很流行,能夠反映當時的局勢和武將的心聲。這句話是后晉安重榮從軍卒升到成德節度使后說的——“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日: ‘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新五代史》卷五十一《安重榮傳》) 天子是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人,誰掌管了槍,誰就可以做天子。有沒有皇室血統,完全不用考慮。 但是,這也產生了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既然兵強馬壯者能當上天子,而軍事力量在不同的軍閥將領之間又此消彼長,有機會的人自然不止一個,所以皇帝的更換頻率很快,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沒幾天。 而且,五代時期,依靠軍士擁立取得政權似乎成為慣例。在趙匡胤之前,至少已有三個成功的樣板。第一個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第二個是后唐末帝李從珂,第三個是后周太祖郭威。在這三個樣板中,郭威的榜樣對趙匡胤影響巨大,因為趙匡胤親自參與了這次事件,他對依靠兵變黃袍加身的流程已經諳熟于心了。在五代五十余年的時間里,趙匡胤是第四個依靠軍事政變取得政權的皇帝。因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對趙匡胤,對后周文臣武將,對后周的百姓,一點也不覺得突兀,是再尋常不過的事了。 君臣義絕,興亡以兵,所以五代時期的文臣沒有堅定的立場,如墻頭草隨風倒;武將則憑借兵強馬壯,囂張跋扈,恣意妄為。從后梁到后周的五十多年時間里,天下更換了五個朝代,文武大臣早上還一起上朝朝拜皇帝,晚上則有人可能榮升為皇帝,接受同僚的朝拜,忠義之風蕩然無存(自朱梁至郭周五十余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田況《儒林公議》)。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子弒父,弟弒兄,臣弒君,兵變不斷,看得人心驚肉跳,目瞪口呆。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后周的殿前禁軍最高統帥趙匡胤抓住后周“主少國疑”的最佳時機,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這是再尋常不過的一次改朝換代了。 陳橋兵變是尋常的,然而又是不尋常的,因為這次兵變具有與以往歷次兵變迥異的特色。 一句話,陳橋兵變是一次依靠軍事力量為后盾的和平演變。 第一,兵不血刃。 陳橋兵變沒有宮門喋血,不見遍野伏尸;沒有四起的烽煙,不見連綿的兵禍。開封城的一磚一瓦都不曾受到毀壞,在和平演變中后浪推前浪,大宋把后周拍在了沙灘上。“在中國歷史上也創立了一種不經過流血而誕生一個主要的朝代之奇跡。”(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宋太祖趙匡胤》)這就是陳橋兵變尋常中的不尋常。 陳橋兵變后,趙匡胤率領大軍嚴整有序地進城,沒有發生戰爭。 史書中有一個細節,趙匡胤帶兵出城時走的是外城東北側的愛景門,回城時走的是東側的仁和門。一些筆記中(如《玉照新志》、《隨隱漫錄》 ) 說當時北側的城門守衛者拒絕接納趙匡胤人城,為了避免流血,才轉走東城門,沒有發生像郭威進城時“矢射如雨”的抵抗。趙匡胤也提前安排好了家人的安全,對后周的小皇帝也采取了優待的政策。 沒有戰爭,沒有流血,一切井然有序,妥善處理后周皇室,這就與郭威兵變有了本質的區別。 當然,也不是說陳橋兵變中沒人死亡,在京巡檢韓通就是在準備組織反抗時被殺的,這當然是個例外。史書上還說“并其妻子”,一些筆記中又演繹成殺其全家。事實并非盡然。據陳保衡于建隆元年(960)二月二日,也就是韓通死后的第二個月,撰寫的《韓通墓志》記載,王彥升并未全部誅殺韓通家人,韓通的二女、三女、四女以及幼子均得幸免(《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三十七冊)。這次誅殺或者真的是一次突發事件,也很可能是趙氏集團有意識、有選擇地清除政敵的一次行動,但不管哪種情況,都顯然不同于縱容士兵的肆意屠殺。 第二,市不易肆。 郭威兵發開封之時,曾讓手下人宣布:攻克京城,允許搶劫十天(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資治通鑒》卷二八九)。等到大軍進城后,“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起”,手下人告誡郭威,“再不制止搶掠,今晚就只剩下一座空城了(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資治通鑒》卷二八九)”。史書中記載了兩則實例。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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