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行動的結構（簡體書）

序言
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書是對社會理論方面一些作者的著述的第二手研究。但是，“第二手研究”有好幾種，在本書中將要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種，也許是不為人所熟知的一種。
本書的基本目的，不是要確定和概述這些論者就他們研究的論題說了什麼和有什麼看法，也不是要根據當代社會學知識和相關的知識，直接探討他們的“理論”中所提出的每一命題是否站得住腳。我們會反復地提出這些問題，但重要的不是提出甚或回答這些問題，而是提出和回答這些問題的背景。
本書的副標題似乎已經說明了它的要旨：它是研究社會理論，而不是對各種社會理論的研究。本書所關注的並不是這些論者的著作中那些孤立且無聯繫的命題，而在於對他們以及他們的某些前輩的著作加以批判性分析就能看出其發展脈絡的一個單一卻又自成體系的理論加以推理論證。把這些論者集中到一本書裡論述，其一致的地方不是因為他們形成了一個一般意義上的所謂“學派”，也不是因為他們代表了社會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個時期或時代，而是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從不同方面對這個單一卻又自成體系的理論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他們的著作進行分析，是闡述這個理論體系本身的結構及其在經驗方面的實用意義的便利途徑。
這個理論，即“社會行動理論”，不單單是一些在邏輯上互相關聯的概念。它是一種經驗科學理論，其中包括的那些概念關聯到已經超出了它本身的東西。如果在探討某個理論體系的發展的時候，不去涉及這個理論賴以建立及其所應用於的經驗問題，就會成為一種最無謂的論證。真正的科學理論不是呆滯的“冥思苦索”的結果，也不是把一些假設中所包含的邏輯含義加以敷衍的結果，而是從事實（fact）出發又不斷回到事實中的觀察、推理和驗證的產物。因此，本書在每個關鍵之處都包含有對於有關作者所研究的那些經驗問題的明白論述。只有把理論與經驗問題和事實如此緊密地結合起來加以論述，才能充分理解這個理論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以及它對科學有什麼意義。
本書是作為一部前述意義上的理論研究著作發表的。然而，通過探討這四個人（指馬歇爾、帕雷托、塗爾幹和韋伯--譯按）的著作來找出一個理論體系的發展始末，卻不是作者細致研究他們的著作的本意。因為，無論是作者還是其他研究他們著作的人，都沒有認為能夠從他們的著作中發現一個單一的和融貫的理論體系。把他們放到一起研究是出於經驗方面的原因，即他們每一個人都對解釋現代經濟秩序--被不同地稱之為“資本主義”、“自由企業”、“經濟個人主義”--的某些主要特徵所涉及的經驗問題的範圍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關注。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即使從如此相互迥異的觀點出發，也會涉及到一個共同的概念體系--這一點只是逐漸地明確起來的。這樣，興趣的焦點也正是因此而逐步地轉移到闡明這個體系上來的。
從問題的脈絡上說，這項研究工作早在作者的大學時代就開始了。在這漫長的研究過程中，作者得到別人的教益極多，而且常常是無法估量的，因此很多是無法致謝的，謹對其中與寫成本書直接有關的最重要者鳴謝如下：
在這些有直接關係的教益中，有四個方面具有突出的意義。最難以估量、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埃德溫·F。蓋伊（Edwin F。Gay）教授的教益。多年來，他一直積極關注這項研究。在這漫長的、有時甚至是令人沮喪的進程中的許多關鍵時刻，蓋伊教授的指點使作者受到鼓舞，不斷激勵作者使這項研究達到力所能及的最高質量標準。其次，作者的同事奧弗頓·H。泰勒（Overton H。Taylor）教授同作者接連多次討論問題（特別是與經濟理論有較直接關係的問題），對本書貢獻良多，難以一一列舉。以上二位教授也都閱讀了本書部分原稿，提出了有價值的建議。第三，勞倫斯·J。亨德森（Lawrence J。Henderson）教授對原稿進行了非常徹底的批判性審查，從而使我在許多地方、特別是關於一般科學方法論和對帕雷托的著作的解釋兩個方面作了重要修正。最後，還要對一批批的學生、特別是研究生們表示感謝。在本書醞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作者一直與他們一起就社會理論的各種問題展開討論。在這些生動的、互相交換意見的討論中形成了許多富有成果的思想，並使許多模糊的問題明確了。
還有兩位批評家對本書特別有所助益，他們是諾克（A。D。Nock）教授和羅伯特·K。默頓（Robert K。Merton）博士。他們在閱讀原稿後提出了建議和批判。諾克教授尤其對有關宗教的章節提出了建議和批評。此外，還有其他人閱讀了原稿，或校訂了全書或部分章節，提出了有價值的建議和批評，其中包括：索羅金（Pitirim A。Sorokin）教授，約瑟夫·熊彼特（Josef Schumpeter）教授，弗蘭克·H。奈特（Frank H。 Knight）教授，亞歷山大·馮·塞廷（Alexander von Schelting）博士，克拉克洪（C。K。M。Kluckhohn）教授，丹農（N。B。DeNood）教授，伊麗莎白·諾丁漢（Elizabeth Nottingham）女士，埃米爾·B。斯馬裡安（Emile B。Smullyan）先生和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先生。斯馬裡安先生和本杰明·哈爾彭（Benjamin Halpern）博士對研究工作提供了幫助，謹此一並致謝。
以上人士在有關本書的專門內容方面提供了幫助。但是，對於完成這樣一部著作來說，得到的幫助絕非僅限於此。在其他方面，我特別要對兩件事情表示感謝。一要感謝哈佛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由於它的惠準，本書在研究問題當中得以在書目和參考文獻方面得到某些有價值的幫助，並且在撰稿過程中在速記方面得到幫助。二要感謝我的父親、瑪麗埃塔學院（Marietta College）榮休院長愛德華·S。帕森斯（Edward S。Parsons），他承擔了通讀原稿的重擔，在文字上加以潤飾。在這樣一本不可避免地比較難讀的書中，任何通達流暢之處大多要歸功於他。
承擔原稿打印工作的是伊麗莎白·沃爾夫（Elizabeth Wolfe）小姐、艾格尼絲·漢內（Agnes Hannay）小姐和馬裡恩·B。比林斯（Marion B。 Billings）小姐。伊萊恩·奧格登（Elaine Ogden）小姐幫助草擬了文獻目錄，我一並表示衷心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