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毀了我（簡體書）

《讀書毀了我》編輯推薦：一個讓沈昌文追求、讓郝明義開始藏書的戀書狂，總在尋書、購書、讀書、藏書的人生，將書當作情人的他，從常人難以想象的角度，帶你領略一個又一個迥異又奇妙的書中世界。

王強，北京大學英國語言文學學士，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科學碩士；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真格基金合伙人。

序一 追求王強
沈昌文
王強是英語專家，才情出眾；提到所謂“追求”，大家一看，所指為何，心知肚明。不過由我這衰老不堪的老頭說出來，卻還應另有別解。對我來說，算是早已通了上海洋涇浜英語，“生發油買來買去”六十多年前已說得滾瓜爛熟。今天雖然洋涇浜英語已經沒用，但年齡既老，也不用再去投師學藝，耗費精神來記生詞、熟語，去學會什么牛津英語。“才情出眾”對老漢來說，只是覺得孺子可教而已，難道還要去追求？
但是我確實追求過他，朝思暮想，窮追不舍。那只是因為他讀書多、見識廣的緣故。
大約十幾年前，我已退休林下，但賊心不死，整天盯住國內外書市，看看有什么可注意的書。這時看到署名王強的書評文字，講到一些海外奇書，為我見所未見，不禁大喜。大家知道，鄙人承乏改革開放后的北京三聯書店的“第一把手”，沒有什么招數，但又不甘心蕭規曹隨。事實上，蕭規曹隨也做不到。三聯書店的精神領袖是鄒韜奮先生，他的出版理念是反抗社會上的種種不平。這我如何能做到？無奈之下，想到翻譯出版外國舊書。為什么不出新書？這中間有技術問題，也有國情問題。技術問題，指的是新書要買版權，我的“生發油買來買去”式的外語怎么能辦得到？國情問題，是指外國當代的理論太先進，未必適合中國國情。我看過一些“郵政局派”的著作，暈頭轉向，不知所云（“郵政局派”是指post-，以我的英語，當年只知其為郵局，而不明另有所指）。于是，一頭扎進房龍（Hendrik van Loon）那里，把他的書一本本找來，找人翻譯出版，居然部部能銷。特別是《寬容》，初印就是15萬冊。那時“文革”剛結束，大家向往寬容。胡適先生的容忍論當年還不許說，只能讓房龍稱霸了（這書近年來大陸至少又出了十來個譯本，奧妙在何，我就說不清了）。
外國老書，除了房龍，還有美國人富蘭克林、德國人洛克爾、奧地利人茨威格、法國人莫洛亞、英國人吉朋和靄理士等等。找來找去，直到看到王強著文介紹一本洋書叫《書之愛》，我更加恍然大悟：世界真有高人，連這樣的書也能發掘出來！過后未久，又見此公介紹所謂“負面烏托邦”三部名著。這時我對王強實在是愛之已極，千方百計打聽此公現在何方。據說他是北大出身的，這就不難，因為北大西語系熟人太多。三找兩找，這位先生終于為我追求到手，有了見面和通信的可能。
這以后，我表面上是王強的“長者”，實際上只是他的“粉絲”。他談論書的文字，我篇篇精研。退休以后，常去國外探親，更有機會實踐他的主張——親自去舊書店踏勘。當然我的“生發油買來買去”式英語，沒法學王強老師的樣在歐美自由旅行，閑逛書店。但紐約的書店，特別是圖書館，終于成了我的常去之地。由于身上美金不足，圖書館更成了我的“新歡”。紐約公共圖書館號稱要把自己辦成“知識大學”和“人民大學”。我一直以為這兩個詞只有在我們這里才當得起，現在發現居然“蠻夷之邦”做得比我們還好。我這外國人，一次就能借十五本書。除了英文舊書外，我特別中意的是在那里見到許多俄文舊書，在十月革命前出的和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后來國內印出來的《歐洲風化史》三卷，以及別的收在“新世紀萬有文庫”中的書，都是那時的收獲。在美國找俄文舊書，算是我在王強的觀念引領之下自己的一個小小發明吧。至于《書之愛》，找來找去沒找到，想斗膽向王強去借，不料某天在哥大圖書館發現有這本書。我希望得到一個復印件，人家居然沒問我要單位介紹信，就給我了。以后請蕭瑗女士幫忙，我們才見到了中譯本。
在知道王強之前，我找外文舊書得施咸榮兄幫助甚多。他去美國，每次都要設法帶許多舊書回來送我（現在那些書都在，想捐給我所在單位的資料庫，居然無人領情收下）。讀了王文，我知道了自己在國外找書的門徑，就更加自由了。
我現在是老得連去美國旅行的“時差”都視為畏途了，許多年沒去那里。要學到王強的全部本領，這輩子已無可能。所以，只是希望王強多寫一些，讓我這個老“粉絲”還能紙上談兵，不至于僅僅徒呼負負！
（本文作者為北京三聯書店前總經理）
序二 王強和他的書
郝明義
北京有許多現象，大陸特有，也讓外來的人嘆為觀止。
譬如“新東方”現象。
有一天和一些朋友在飯桌上聊天，其中有一位不無得意地提到那年暑假幫自己的兒子申請到新東方的入學許可。其他幾人紛紛應和這是件多不容易的事情。
這樣，我聽說了新東方的名號，以及這個留學美國的語言考試補習班，如何蛻變為每年八十五萬人爭著擠進去的新東方學校，他們紅色封面的教科書如何成為一本可以和《毛主席語錄》相比擬的“紅寶書”。
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一位大陸朋友的感觸。他之所以決心在公務繁忙中動筆寫一本書，有一個刺激是來自新東方。有一天他傍晚時分路過新東方，里面出來的男女學生，每個人都意氣昂然、望向未來的那種感覺，讓他決心把盤繞腦海里的一個寫作計劃付諸實現。
王強，不是新東方的第一創始人，但卻是新東方得以發展如此壯大的三巨頭之一。
第一次聽王強的名字，是因為Net and Books的主題書開始出版后，北京的同事幫我介紹了一些我在大陸應該認識的書癡——愛書成癡的人。
王強，是其中之一。
他從北大畢業，出國留學，在美國貝爾傳訊研究所工作，然后應新東方之邀，回來成為講授英語的王牌。不過，他愛收藏書，愛談書，也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
這些經歷很有意思，讓我急于一見。
王強白白皙皙的，由于到處忙著講學，行程總是很緊。見面坐定，大家談別的事情，他很少接話，只顧得吃點東西，客氣地笑笑。沒什么新東方“三大天王”之一的架勢，也不太看得出別的什么。不像個生意人，也不像個書生，只有一雙眼睛特別亮。
只有問起他書的事情，他精神才來了。果然是個愛書之人。除了持續地讀書、尋書、寫書之外，他在北京和紐約，各有專供他藏書的天地。
愛書之人，由于容易與“書癖”、“書蟲”、“書癡”、“書呆”等稱號相連接，所以個性也往往不免或狂或狷。但是當面聽王強談他讀過的書、買過的書、錯過的書，最舒服的地方在于他有熱情，但是不驕人、不藏人，也不逼人。大家自在。
后來看他寫的文章，倒又另有體會。
王強寫書，和他談書最大的不同，在于語氣。
寫書的時候，他的熱情遠較談話的時候來得更加奔放。（我相信，寫書的時候，他的眼睛一定更亮。）此外，對于自己藏書的涉獵，他的語氣雖然不狂不狷，但是另有一番顧盼自雄的氣派。因此，我們會看到“書房就是我的王國，風景收束于此”這樣的句子。
《讀書毀了我》在多年前曾經有過一個大陸的簡體字版（叫《書之愛》），當時讀著，和這個人對照，就覺得很有意思。多年后，他再加入許多新的文章，重新整編，出版了一本新的繁體字版，想必更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他讀書、藏書之廣泛與有趣。
其他不必贅言，想到不妨幫讀者多了解一下他這個人，所以才寫這篇文章。
有一件事情，是我沒告訴過王強的。
我要很謝謝他談起自己買書、搜尋書過程的那種熱情，對我產生了一些感染。
基本上，我是一個愛讀書的人，卻不是一個愛藏書的人。
這有三個原因。
第一，我在韓國出生、成長。在華僑社會里，中文書籍極為難得。所以，小時候腦袋里想的都是如何“借書”而不是如何“藏書”。“藏書”是離我很遙遠的奢侈。
第二，來臺灣之后，即使有了搜書、買書的環境，但是由于拄著拐杖，行動不便，仍然在藏書這件事情上難以盡興。譬如說，愛藏書的人，舊書攤是不能不去的。偏偏舊書攤總是要攀高爬低才能尋得到寶物，太困難了。后來去紐約，像Strand那種說起來對身障者已經是很方便的舊書店，里面那些高高的書架，仍然是很大的挑戰。
第三，可能也是最根本的，倒是我自己后來對藏書這件事，遠不如對如何閱讀書、使用書感興趣。所以固然也買一些書，但都是為了解決自己閱讀上的實際需求。
和王強認識以后，我收獲最大的，在于他對許多書籍所知道的掌故與內容。至于他對于藏書的熱情，雖然聽得過癮，卻不足以對我產生影響。不過，五年前，有一次他興高采烈地談他怎么買到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書的過程，卻讓我心底一動。1911年出版的這一版大英百科全書的特別，以前雖然也大略知道一些，但是王強這么生動地一講，再加上他自己也能擁有一套，不由得不讓人大興“有為者亦若是”之感。何況，這一套工具書本身又能滿足我實際使用的需求。
怎么買呢？
我想了一陣，突然大夢初醒地想起網絡。網絡上買書是常有的，但是還沒試過尋找這種舊書。如此這般，網絡果然沒有讓我失望，看到兩套寄賣的第十一版大英百科，我選其中完整的一套買了下來。等到書寄來，看到相當于民國前一年出版的那一套大英百科全書，保存得那么好地在手上展開時，感觸萬千。那一套書是從圖書館里流出來的，皮質書背上還有圖書館的編號，就藏書的價值來說，雖然有所缺失，但是對我這個以使用為主、藏書沾一點邊即可的人來說，卻已經心滿意足。
從那時開始，起碼英語世界里的一些舊書，我就蠻習慣地使用網絡這個渠道解決需求問題。
這得謝謝王強給我那個攪動。
后來，我找了個機會小小回報了一下他給我的這個攪動。
王強跟我談一些他錯過的書中，有一本Love and Death：A Study in Censorship（by Legman,Gershon）由于絕版多年，他一直尋覓不得，引以為憾。
后來，有一天我在網上的舊書店里找的時候，一下子找到了兩本。于是買下，一本自用，一本趁與他見面，送給他一個驚喜。果然他打開封套，看到那本書時候的表情，幾年后仍然歷歷在目。
我跟他約好了好好出他幾本書，并且找個時間去他紐約的王國看看。
現在是個開始。
（本文作者為中國臺灣著名出版人）
引子 力量才是文字的意義
王強
為什么我偏偏選擇去讀某些文字而不是其他文字? 或者，為什么我會毫不猶豫地拒絕某些文字而擁抱另一些文字？這個問題一直糾纏困擾著我。
2011年歲末，我在《上海書評》發表了一篇關于《托爾金的袍子》的作者杰寇斯基（Rick Gekoski）的文章，文中寫了這樣一段話:
“秋夜里，藉著杰寇斯基記憶的光亮，我真切看見了那些織進作者生命肌理的書頁怎樣像永恒的投影，有力地掠過他生命變幻的天空。不，怎么會是掠過？是停留，是占有，是徹頭徹尾的征服。沒有親密而刻骨的交集，生命何以會從書中或者書何以會從生命中獲得真正的意義和力量？”
此時,一個漸漸清晰的答案利落地劈開了我的困惑——豈止杰寇斯基，“力量”何嘗不是我選擇、擁抱文字的全部動因？！
“負面烏托邦”代表作家之一，《我們》的作者扎米亞京說過：“有些書具有炸藥一樣的化學構造。唯一不同的是，一塊炸藥只爆炸一次，而一本書則爆炸上千次。”說得一針見血。真的，我堅信文字只可能呈現出兩種存在——“有力量的”存在和“沒有力量的”存在。“有力量的文字”必然蘊含著“摧毀一切”的能量，無論這能量試圖摧毀的目標是“感知的愚鈍”，是“詰問的蒼白”，是“想象的匱乏”，是“思想的偏狹”，是“道德的偽善”，還是“自我的陳舊、呆滯、局限”。套用辭世不久的古代哲學史大家、法國的阿杜（Pierre Hadot）先生的話，“有力量的文字”旨在“型塑”（to form）而不是“告知”（to inform）。它們必得不斷摧毀“昨天的我”，甚至“今天的我”，才可能型塑出那個完全不同的“明天的我”。然而，時間長河里，面對人類越積越多的文字垃圾，“有力量的文字”竟顯得那樣“珍稀”（rare）。難怪，讀書破萬卷的周作人從漢代至清代千百年漫長的中國思想界里也才艱難找到王充、李贄、俞正燮這區區“三盞燈火”。“有力量的文字”本該就是“珍稀”的。唯其“珍稀”，它們才是唯一值得你用全部生命去擁抱的，因為它們毫不留情毀了你的同時，還給你的必是嶄新的生命。
本書的文字沉寂了許久。徐曉頑固地說服我：它們還會有讀者。現在這個書名也是她堅持的，且不無得意地說，編書出書這些年，這書名藏在她腦子里沒舍得拿給別人用，我這些文字搭得上。她是作家，又是名編，只能由她。不過我得承認：她的確看穿了我提筆為文的“大秘密”。
2012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