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美記（簡體書）

胡舒立，財新傳媒總編輯、財新《新世紀》總編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擔任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IWMF）董事會委員、國際新聞記者中心（ICFJ）顧問委員會委員及路透采編顧問委員會委員。著有《舒立觀察》等書。

《訪美記》講述美國報業全景式觀察與記錄、胡舒立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溯源。《訪美記》寫給那些想了解美國新聞報業的讀者，提供全景而真實記錄，讓人身臨其境。《訪美記》從報人、報紙、報業三個角度，對美國報業做了深入的觀察，通過此書很容易對美國報紙運行情況有個清晰的了解。《訪美記》是被稱為“亞洲最危險的女人”的胡舒立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溯源，從中不難看出胡舒立的“新聞專業主義”的來源。

新聞專業主義啟蒙，從《訪美記》開始
展江
一
舒立的訪美隨筆問世于我認識舒立的第二年，初版的書名是《美國報海見聞錄》。
當時她正處于特殊的“休閑”狀態，正是在她和丈夫苗棣老師的一次云游中，我們才得以在我的江蘇老家結識。我們都為此書能在1991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前那個沉悶的時刻出版而感到幸運和興奮。
在1991年，能見到一本以密集的信息客觀引介美國報界的出版物，實屬絕無僅有。但是，因書稿在總體上對美國報界持肯定態度，使得公開的商業推廣沒有可能，銷售渠道也很不暢通。
然而，這本書還是逐漸產生了影響。當時我還聽說一件“趣事”：此書本來被期待一本一本零售，可是有一個新聞管理部門一次性買了200本！而小圈子的閱讀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真閱讀，認真閱讀。
舒立在書的前言中自我評價說：“這本書應當主要是一部新聞作品：生動可讀，客觀準確，信息充足，并且給讀者留下思考的余地。”這種表述，有意或無意，顯然沒有觸及到本書的要旨：第一次較全面地引介美國報界所代表的新聞專業主義及其制度安排。
也有讀者評價此書時說：“不算很恰當的比喻：八九十年代大陸新聞界的《海國圖志》。被譽為那一代新聞人的圣經。”這個評價雖然很高，但是多少言不及義。
有業內讀者歸納：“在這本書里我倒是找到了三個有意思的話題：1.新聞部和評論部的問題；2.海外記者的問題；3.報業的托拉斯問題。”這一歸納具有比較意味，也部分觸及到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制度安排。
我們知道，從20世紀初起，新聞專業主義首先在美國報界興起，如今已經影響了世界上許多地方，包括西方世界中與美國和英國的新聞事業迥然有異的歐洲大陸國家，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哈林和曼奇尼指出，新聞事業專業化有三個維度：
（1）自治（自主性）。自治永遠是專業化這一定義的核心，這是許多職業努力實現自身“專業化”、證明對它們的工作過程施加更大控制具有正當性的關鍵原因之一。與提供私人服務的醫生和律師不同，新聞工作者是在一個以大批量生產為規范的產業中工作的。他們幾乎從不擁有自己的制作手段，而是大型企業的拿薪雇員。盡管如此，他們經常成功地在組織內部獲得重要的相對自主性。
（2）獨特的專業規范。所謂專業，就是用某種生活方式、倫理規約、自我意識的身份和對局外人的障礙，將其自身“水平地”組織起來的職業。這種“水平”組織的一個重要部分是有一套該專業獨特的共享規范。以新聞事業為例，這些規范包括倫理原則——例如保護匿名消息來源或區分廣告與編輯內容的義務，以及新聞實踐常規——例如“新聞價值”的共同尺度——還有判斷專業實踐的卓越性和分配聲望的標準。
（3）公共服務取向。與其他主張專業地位的職業相比，公共服務倫理對于新聞事業也許特別重要：因為新聞事業缺乏深奧的知識，新聞工作者對自治性和權威性的主張在特別大的程度上依賴于他們服務于公共利益的主張。關于公共服務倫理的發展，最清晰的昭示之一是新聞事業自律機制的存在。
根據美國學者丹尼爾?哈林和意大利學者保羅?曼奇尼的一個分類法，現代新聞事業有“信息取向型新聞事業”和“評論取向型新聞事業”之別。“信息取向型新聞事業”盛行于美國等自由主義國家，它推崇新聞媒體以新聞報道而不是觀點鼓吹為主，崇尚新聞客觀性，主張事實報道和意見表達分離，在報道中秉持中立立場和平衡各方意見（見哈林和曼奇尼《比較媒介體制》一書）。
二
雖然一些知名新聞史研究者論述，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有報紙的國家之一，在唐朝甚至在漢朝就有了所謂“邸報”。但是我們今天看得很清楚，現代意義上的公開發行、定期出版、機器印刷的報刊新聞事業肇始于400年前的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在中國則始于1840年鴉片戰爭砸開國門前后。自那時起，像多數后發國家一樣，中國傳統的新聞事業，與其說走的是長于新聞報道的英美報刊的道路，不如說走的是王弢的《循環日報》、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派報刊那種在列強的船堅炮利和晚清的內部危機之際救亡圖存的鼓吹型政論一途。
這樣的鼓吹傳統，一來契合一個積弱大國奮發圖強的欲求，二來在百余年間形成了我們今天繼續推崇的以弘揚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歸依的新聞理想。當改革開放之初新聞機構獲得某種權利去推動國家的“四個現代化”，同時發揮激濁揚清、揭露社會陰暗面的功能時，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景象：報刊上倡導解放思想、改革舊制舊規的言論，尤其是政論，可能一紙風行全國。20世紀80年代，可謂政論和政論家的年代。
另一方面，直接以新聞事實來揭露社會問題的報告文學吸引了報界精英和新銳。劉賓雁先生的《人妖之間》、錢剛先生的《唐山大地震》，一時間洛陽紙貴。據我了解，舒立在那個時代，也從事過報告文學這種半文學、半新聞的文體寫作實踐，她本人還與劉賓雁先生合寫過報告文學作品（注：《孤雁離失記》，發表于1985年1月《報告文學》雜志）。回想起來，當年那些報告文學作品曾經讓多少國人熱血沸騰。除了直面國內社會問題以外，甚至劉亞洲先生的國際軍事題材報告文學，也是那樣的令讀者如饑似渴。
但是，報告文學這種源于法國、流行于前蘇聯的文體在改革開放不到10年之后，遇到了無法化解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經濟先導型的，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過渡，催生了以民商法為主的一大批法律。繼1979年《刑法》問世之后，1986年又有了《民法通則》，這兩部法律中對于新聞界來說非常要緊的一點，就是它們初步形成了中國當代的誹謗法體系，這就意味著新聞報道和新聞評論作品一旦存在失實，就可能被追究侵犯他人名譽權即民事誹謗，甚至是很可能帶來牢獄之災的刑事誹謗。
事實上，中國當代媒體所遭遇的第一宗新聞官司，恰恰就是帶有報告文學色彩的雜志批評性報道所引發的刑事誹謗訴訟，結果導致兩位年近花甲的老記者被法院判決拘役。1987年初《民法通則》生效后這種狀況有了根本改變，名譽侵權取代了刑事誹謗，新聞記者普遍解除了身陷囹圄之虞。但是新的問題隨之而來，民事性的新聞侵權訴訟數量激增，“告媒體”形成浪潮，這也令報告文學和其他批評報道的作者應接不暇，不勝其煩。
一些作者起初怨氣不小，認為為民請命卻要屢吃官司，實在不公。但是經過痛苦的反思，人們會發現，歸根到底，道德好惡先行，事實和意見雜糅，不追求事實的精準和報道的多元求證即平衡，暴露了傳統新聞文體在法治新時代的弊端。對此，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先生多有反思，認為報告文學的衰落是必然的。
而在新聞界，當時人們還有一種強烈的意識：我們傳統影響下的報紙是觀點紙、宣傳紙，而境外的大多數報紙是新聞紙。在20世紀80年代，新聞評論即便擺脫了宣傳，也難免流于宏大敘事。因此媒體每日傳播的觀點，也難免舊題重做，老話再談。另一方面，經濟改革產生了巨大的新聞信息需求，這恰恰是當時媒體的短板。
總之，舊有的“評論取向型新聞事業”，已經成為對主流社會影響日益增大的新聞媒體自身發展的一個瓶頸。那么，當時的人們即便聽說“信息取向型新聞事業”在北美如火如荼，也不知其真諦為何，更不知在中觀和微觀層面如何影響新聞生產和傳播效果。在那個時代，舒立有幸兩次赴美考察報界運作，并以生動傳神之筆寫就一部獨特的專業隨筆，有意無意中成了中國紙媒新聞專業主義轉型的指南。
三
在我看來，舒立作為新聞實踐者，在對待新聞專業主義上經歷了認識、引介和踐行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認識新聞專業主義。
1987年，她作為體制內大報《工人日報》記者，應非營利組織世界新聞研究所”（WPI）邀請，到美國25個州40多個城市做了為期5個月的走訪，其間更側重對當地報業采訪并獲得實習機會，直接經受了與中國的宣傳模式和“評論取向型”報業迥然有異的“信息取向型新聞事業”的猛烈沖擊，自身的從業觀念轉變開始進入萌芽期；憑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也進一步認識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微觀制度層次。
此前，舒立已經開始投身于批評性報道，當時“輿論監督”的概念剛剛出現，而當時的最牛的文體主要是事實和觀點混雜、經常是缺乏準確性和平衡性的通訊和報告文學。當時揭露社會問題的報告文學作者，往往被稱為名作家、名記者和“包青天”式的風云人物。
而今天我們說的“輿論監督”，大致有三種文體形式：（1）增加社會透明度的日常客觀報道，它能預防腐敗；（2）發源于美國、在中國后來取代報道文學的調查性報道；（3）多元的、批判性的時事評論。
第二階段，引介新聞專業主義。
這就是本書的貢獻。內容方面我不再贅述，但是必須提及的是舒立的作風和文筆。可以說，細膩的觀察、敏銳的提問為本書奠定了材料基礎，而清晰、雋永、靈動、信息密集的寫作使舒立獨樹一幟，而這恰恰與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下的記者寫作風格吻合。
經過徐曉老師重新編輯，本書以隨筆的形式重新面市。新版刪掉了近年來中國讀者已經熟知的技術層面的內容，保留了作為一名中國記者和作者最獨特的和最具個性的觀察與描述。它甚至有幾分像是如今在學界流行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報告，將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結合起來，并有“深描”的意思（當然，我這么說舒立會覺得好笑，她才不管什么田野調查呢）。此外，與田野調查不同的至少還有秀麗的文筆和高節奏的工作。
第三階段：踐行新聞專業主義。
這又分為兩段。1992年鄧小平去南方巡視，掀起了市場經濟大潮。舒立結束“休閑”，離開《工人日報》，轉任“在商言商”、市場和信息取向的《中華工商時報》海外部主任。但是她主要是作為一線記者，在個人層次上開始新聞專業主義實踐。
西方新聞界公認，采訪技術是美國報界在19世紀末的發明；過去中國新聞界也常用，但是往往是在歌功頌德中與采訪對象“打成一片”，無客觀可言。舒立這段時間最引人注目的業績是采訪海峽兩岸的“汪辜會談”和一批財經界人物，經常成為“在場”式獨家新聞。
1998年4月，《財經》創刊，舒立出任主編。雖然《財經》最初只是月刊，至2002年才正式出版半月刊，后又改為雙周刊，我仍傾向于將1998年這一年稱之為“中國新聞專業主義元年”。舒立終于有機會在中觀的制度層面實踐新聞專業主義了。她繼續活躍在采訪一線，同時參與編輯組織，掌握刊物報道方向（當時的《財經》副主編王爍是編輯部日常編務的操盤手），還承擔日后知名的雜志卷首時評專欄“財經觀察”的寫作。
舒立以新聞專業主義的標準全面推進新聞實務，培養出一個深度報道、尤其是調查記者團隊，《君安震蕩》《基金黑幕》《銀廣夏陷阱》《誰控制了馮明昌》《成敗陳久霖》《誰的魯能》等調查性報道相繼問世。這些力作不但震動了國內業界，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媒體的實務操作，還為雜志在國際上贏得了眾多榮譽。
2009年12月起，舒立和兩百多名同仁一起創辦了財新傳媒，旗下有《新世紀》周刊、《中國改革》月刊等雜志以及刊登原創新聞的財新網。按我的理解，舒立作為一個在國內新聞界確立了“獨立、獨家、獨到”辦刊方針的新聞人，在特定的媒體空間做出自己的努力——如果說上一個10年，她使本書中的理想新聞模式在中國發芽生根；那么，在新的10年中，她則致力于使本書中的理想新聞模式在新媒體時代的中國開花結果。
這是一個多大的變化呢？至少以我之見，在短短的30年內，在政治框架不變的背景下，一個國家的新聞事業由宣傳模式和“意見取向”轉型為“信息取向”，由正面倡導的“喜鵲”式新聞文化正在轉變為問題意識取向的“啄木鳥”式（舒立語）的新聞批判性文化，這在世界上是罕見的。
在更早一些的1980年，隨著當時翻譯成《報刊的四種理論》的一本新聞學譯著的出版，國人初識世界上不同的新聞理念，李大同先生稱之為“啟蒙，從小冊子開始”。那么，有充足的理由說：新聞專業主義啟蒙，從《訪美記》開始。
（本文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

序 新聞專業主義啟蒙，從《訪美記》開始/展江 V
前言 XVII

一 報人
一對普通編輯夫婦的生活 003
斯哥特和記者們 012
安和她的專欄 024
記者：報紙第一環 038
“報評作家”戴維?肖的故事 054
我的朋友希爾維亞 065
美國駐外記者側影 076

二 報紙
《芝加哥論壇報》：“特大”與實用 101
《洛杉磯時報》：鷹之報 115
《華盛頓郵報》：新聞人的向往 131
《費城問詢報》：“問詢者”的足跡（上） 157
《費城問詢報》：“問詢者”的足跡（下） 174
《紐約時報》：公正和詳盡的報道 190
《今日美國》：今日美國？ 219

三 報業
翻開美國的報紙 255
小城的報業滄桑 264
一萬人的“登月飛行” 271
在一家報業托拉斯的地方總部 283

這本書，記載了25年前一名中國新聞記者眼里的美國報紙界。
一
1987年6月，我獲得了一個很寶貴的機會，到美國明尼蘇達州參加一家民間機構“世界新聞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簡稱W.P.I.，又譯世界新聞學院）組織的青年國際記者旅行采訪活動。
那是中國人正陸續邁出國門的年月。從20世紀80年代初，名作家們和涉外資深記者們就已經有機會到美國各地訪問，然后用優美精準的文字，俯拾皆是地將從衣食住行到人際交往的各種新鮮感受寫出來，讓絕大多數沒有護照也沒有機會接觸外部世界的人看到彼岸的萬花筒。記得當時對美國寫得比較全面深入的一本書，作者是外文局的專家王作民，寫的是這位20世紀40年代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畢業生重返美國后的紀實，書名就叫《美國萬花筒》。
我出去的機會稍晚，也有些特別。因為我是記者，而此次美國行，是一次涉及面極廣的“強化”采訪。除了最初的三周主要在明尼蘇達州圣保羅市的大學里聽課，其余的4個多月幾乎都是在汽車輪子上度過的。我們一行10名國際記者自駕兩輛中型吉普車一路行走，從中西部到西海岸，再從南部到東海岸，最后經底特律回到圣保羅，前后走了25個州，晤談了400多人；話題從美國的政治、經濟、新聞輿論、科技到黑人貧民區、女權、非法移民，以及艾滋病、同性戀，無所不包，可謂地地道道的“面面觀”了。
走前，我拿著美方寄來的厚厚一本項目日程及背景，請教幾年來我一直尊為師長的劉賓雁，此行可以寫些什么。劉賓雁說：“你出去以后會看什么都新鮮，但現在已經不是看到一個塑料垃圾袋、碰見一個出租車司機都可以寫篇文章的時候了，最好集中到一個專題，選個你比較熟悉也有興趣的領域，可以事前作準備，事后再作些研究，寫得深一些。”他還舉了作家鄭義的例子，他寫監獄。
我明白了，覺得我可以集中寫寫美國的報紙。這緣由，部分是由于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念書時就對美國新聞史感興趣，畢業四五年來也一直有涉獵，興趣甚濃；另一部分是由于我當時身為從事中文報紙國內報道的記者，特別強烈地感到千千萬萬國內新聞工作者確實需要了解美國這個報業帝國的狀況，需要知道彼岸同行的生活與工作情形，以及在那個有《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國度，每一家報紙究竟是什么樣子，如何運作。
那是在沒有互聯網，而且境外報紙極為罕見的年月。國內的報紙都是黨報機關報，數量不多，清一色地每日4至6版，極少數特大報有6至8版。絕大多數報紙沒有國際新聞部，沒有國際新聞自編（莫說自采）稿件。當然，從事國內新聞的編輯記者普遍不懂外文，也并不接觸境外報紙。
8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變革的閥門已經打開，萬象更新，思潮澎湃。北京新聞界的同行中，一些有志有識的中年和青年人都與我有些交往，他們個個意氣風發、胸有宏圖，相信自己于中國新聞發展、報業變革使命在肩。但他們對這個世界上同業的狀況并不知曉。中國新聞業和這個世界還非常遠。
二
當時，中國沒有比較全面、客觀地介紹當代美國新聞業運作的中文書籍。
198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寫畢業論文，我的論文題目是“從里根遇刺看《紐約時報》突發事件報道”，指導老師為國內研究美國新聞史的權威人士張隆棟教授。畢業后，我仍是與張老師來往較多的學生。縱有張老師指導加上我的始終關注，那時國內看得到的關于美國報紙的書實在是屈指可數，主要是譯作，均系美國具有自由主義精神的傳播學者對美國報紙的批判反思；還有一兩本小冊子由國內專家寫就，在濃郁的意識形態氣氛中，對美國新聞界作概括介紹，提供一些基本數據。
那是中國打開國門的最初幾年。輿論廣泛地承認中國應當向世界學習，承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社會的分野并非無處不在；相反，兩者在許多領域存在共性。處于前者初級階段的中國，應當也可以學習、接受、采納和利用西方發達國家的各種經驗。
不過新聞是個例外。因為“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新聞觀，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新聞觀”，均為各自的統治服務，所以兩種社會制度下的新聞業仍有鴻溝為界。雖然我的畢業論文深得張老師肯定，但最后系里評分只給了“良”，因為主要用了定量分析卻沒有“階級分析”；雖然畢業后我成了張老師家中常客，但這位40年代的燕京大學新聞系高才生只要聊起專業，話就很少。很自然，當時的中國國內新聞業中人對國外同行、同業完全是陌生的。
當然，改革開放在推進中，中國新聞業的大門也在緩緩開啟。至少在我寫畢業論文的80年代初，憑一張學生證，已經可以在北京圖書館老館查閱紐約時報。還記得是1986年，“大眾傳播學”這個概念得到官方認可，進入中國新聞教育研究領域。
同樣始于80年代，重返新聞舞臺的老一代共產黨報人在不斷反思“文革”教訓的過程中，已經提出了黨報“人民性”為上的主張，而且鼓勵我們這些新入行的記者們踐行說真話原則。也是在1986年，中國的絕大多數黨報已經陸續明確為脫離機關系列、獨立核算的事業單位，從中央到地方相繼出現了一批行業報和經濟類報紙。
那時方方面面在談改革，沒有人否認新聞也要改革。我是《工人日報》的普通記者，畢業后先在時政部當采編合一式的記者，后來到廈門記者站建站駐扎。我一心想當名記者，希望多寫東西，干勁十足但也經常茫然。我想，去美國采訪無論如何是個大機會，要寫大東西，而寫美國報業正可為自己、為同行開啟一扇認知的窗戶。要寫書！我躍躍欲試。
從美國東道主事先寄來的采訪日程表上，我也意識到寫一本關于美國報紙的書完全是可能的。世界新聞研究所為我們安排了在大、中、小三類報紙（或其他新聞機構）的三次實習考察，每次不少于一周時間；而在美國各大城市旅行時，采訪當地主要報紙也是重點項目。和我共同參加這次活動的其余9名記者，分別來自日本、匈牙利、挪威、聯邦德國、埃及、加納、南非、巴西和澳大利亞，年齡均在30歲上下。他們都是自己國家著名大報、周刊或通訊社的杰出記者。我想到，他們對有“報紙帝國”之稱的美國報界不可能沒有興趣，這或許也能成為我的書中很有價值的素材。
我還讀了國內可以找到的幾本有關美國報刊的書，包括一本英文書；并且在聽取了首都報界一些前輩和同人的意見之后，寫出了采訪提綱。我比較明確地想到，我的書不應過于嚴肅和深奧，成為純學術分析性專著；我要把我的觀感和我所獲得的關于美國報紙現狀和歷史的信息傳遞給和我一樣的讀者們。這本書應當主要是一部新聞作品：生動可讀，客觀準確，信息充足，并且給讀者留下思考的余地。書名，我想就叫“美國報海見聞錄”。
世界新聞研究所的活動定于1987年6月6日報到。我赴上海，經東京，轉道紐約，于6月5日到達該所所在地明尼蘇達州圣保羅市。從此，開始了我職業生涯中最緊張繁忙的5個月。
三
1987年12月初，我攜多件行李，經東京，繞香港，再經深圳和廣州回到北京。行李中一半是裝了資料的紙箱，與我先后一同抵達的還有在美國陸續寄回的6箱書籍資料。
我的“名記者”人生訴求此時出現轉折：報社決定調我回京，負責組建國際新聞部并推出國際新聞專版。因為知道我迷戀于記者根本不想“當官”，總編輯李翼還承諾，兩三年后以交換的方式安排我常駐東歐國家，比如和民主德國交換長駐柏林，或是與波蘭交換長駐華沙。據說，這些國家的工會正在與中華全國總工會建立聯系，其報紙可能愿意與《工人日報》合作。在外匯緊缺的情況下，交叉負擔當地費用正是報社自派駐外記者的可行辦法。
國際新聞部獲得了報社新建大樓四層的一間大辦公室。我用專配的若干個資料柜攔出一角，支起折疊床，開始每天白天編稿、晚上寫書的生活。很快，《工人日報》的兄弟單位工人出版社與我簽署了出版合約。
我寫了一年半。美國之行的內容畢竟要豐富得多，身為記者很難不作為，所以其間我也穿插寫了一些其他主題的單篇報道，后來收在我的另一本書《微觀美國》里。不過我的主要精力還是在寫《美國報海見聞錄》，遇有寫作中感覺材料不足，再寫信到美國查詢索要。寫作過程也成了認知深化的過程。
寫完該書，正是1989年6月。當駐東歐記者自然是不可能了。不過，最主要的是工人出版社決定不履行原來的出版合同。不可抗力支持下的毀約顯得自然而然。
此后兩年，便是我一邊改書一邊尋找出版社的過程。有苗棣（我的先生）的支持體諒，我們掏出全家積蓄之大部，用3000余元買了臺先鋒牌文字處理機，把全部書稿輸入，打印成若干本交張隆棟老師和其他專家們征求意見。后來，我又借得當時價值逾上萬元的四通2401文字處理機，轉入全部文本細編細改；還寫信到美國核查資料，對原來截至1987年的數字資料作了部分更新。
終于談成了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此書。該出版社完成了三校，正式出了膠片，可在付印之前，社長思索再三，還是覺得“說美國的事風險太大”，決意叫停。出版社請我過去，社長當面宣布了這個悲慘的決定，我覺得五雷轟頂，當場大哭。社長出于同情，把膠片送給我作紀念。后來，80年代后期就從事民間出版業的友人李盛平從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搞到一個書號，把膠片印成了書。印數5000冊。
那是1991年上半年。后來的事實表明，諸家出版社的風險預感其實是誤判。我的書出版后，在新華書店、在黨報、在大學很快就有售出，并沒有引起批判性爭議。《工人日報》北京記者站一名記者的妻子在中宣部任處級職位，她還曾聯系我買了一批書用于總編輯培訓。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改革春潮再起，報紙改革被提上前臺，不少同行都向我提到看過此書，且受到啟發。
此書出版后，我被請到當時有些報紙改革實驗田意味的《中華工商時報》講課。或因此，彼此都有“知音感”，我次年索性離開中央級大報《工人日報》，加入這家半官方報紙擔任了海外部主任，自此開始了我人生的另一程。這是題外的話。
四
《美國報海見聞錄》的寫作和出版，讓我對美國報紙研究有了更多的興趣和信心。以后搜集閱讀此類書籍不少，1996年以后還為中國人民大學的專業性刊物《國際新聞界》雜志寫過一些專門文章。多年前，就有幾家出版社先后找我，愿意再版此書并收入相關文章，也希望我能夠補充更新。我每常答應，卻并無時間動筆。而這些年來，中國新聞業人士眼界大開，對國外所知越來越多；由國內作者或譯或寫，介紹美國報業的書文漸次出現。而由于互聯網的革命性激蕩，美國新聞業已從有變遷到大轉折，悠悠長河進入激流險灘段了。
于是我想，無論從哪個意義上，我按原來的思路補充后再版原書，都已經沒有可能了。
正是此時，出版經驗極為豐富的徐曉又找到我。她看了原書稿，以她強大的書籍編輯能力做了結構性手術，讓價值猶存或有可能歷久彌新的部分顯露出來。她認為可以新編的結構出版，列入她主編的財新叢書“思享家”系列，我受寵若驚唯有從命。順著她的建議想，書名定為《訪美記》。
這就是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本書。原來較完整、有體系的畫卷式陳述經過裁減調整，成為題材各異的若干組紀實“映象”，新書較之原著已大相異趣。但我對留存文字作了極少量修改和調整以求準確貫通，完全保留了原來的內容和風格——就事實而言，我當初介紹的一些重要報紙在過去的25年里發生了太多太大的變化，有些甚至已經不復存在了，而本書的文字止于只講昨天；就認知而言，我和我心目中的中國讀者們已經對彼岸的報業世界有了許多了解，而我還是留住只在昨天才會有的感悟和驚嘆。須知，我采訪研究的那個時段，正是美國報紙的鼎盛期；而我本人，正是急切地想了解這個世界的80年代中國報人。
希望這樣的“老作新編”，能讓今天的讀者讀出今天也能體驗昨天，覺得有趣也有益。在這里，我想象中的主要讀者，應該是中國新聞業年輕同行以及書齋電腦前的新聞學子。
畢竟，流淌的歷史總有變與不變，而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可能顯得很長，也可能顯得很短。
胡舒立
2012年7月于北京到羅馬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