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簡編（簡體書）

由反對變法的“保守者”：司馬光主撰的《資治通鑒》為何會成為不朽的史學巨著，千百年來受到統治者、士大夫和民眾的讚譽呢？《北京開放大學經典讀本系列叢書：簡編》通過介紹《資治通鑒》的成書經過、編纂集體、史料來源、編纂方法，以及重要的“通鑒學”著作，嘗試著回答這一問題。本書還編纂了通鑒“論”及所涉史事，以便讀者在短時間內較全面地瞭解《資治通鑒》，以及司馬光眼中的歷史治道，並從中汲取經驗與教訓。．

淩文超，歷史學博士，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為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和出土文獻研究。．

凌文超編著的《資治通鑒簡編》內容介紹：《資治通鑒》重視史實的描敘，往往又在極其重要的史事、人物之后發表議論。這些“論”最能體現司馬光的史識，同時，所涉之事，也是為官、為學、為事之人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資治通鑒》共有218篇“論”。這些“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司馬光所下之“論”，以“臣光日”開頭，共119篇；另一類是司馬光援引歷代史家的“論”，多以“某某論日”開頭，有99篇。這些事、論多關乎治亂、君臣、善惡、禮義廉恥、生民休戚之道。

由胡曉松校長、雷原與王寧寧教授主編的北京開放大學經典讀本系列叢書分兩輯共二十四本，即將問世。
兩輯叢書有一些基本的特點：
第一，注重對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的解讀，以此體現述而不作的治學精神。對這些經典的闡釋有利于奠定文化基礎，厚積薄發，使我們的文化永遠有一個憑借。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綿延不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有經典著作，并且我們對經典永遠保持著一種敬意，使經典著作成為我們傳統文化的根本與源泉，如此，也使我們的文化自始至終有一個中心。
《<論語>導讀》、《(大學中庸)導讀》不僅加了拼音，還加了注解與導讀。《論語》、《大學》、《中庸》被列入《四書五經》，自宋之后一直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今天以這種敬意與溫情對待仍然是必要的，民族文化的傳承既離不開這種精神，也離不開這種做法，在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偉大事業中，今天我們仍然需要這種精神與態度。中華民族即使遇到磨難或災難，有這樣那樣的不測，若還有幾部經典，我們能朗朗上口地背誦下來，記在大腦里，藏在心中，用在實踐，我們的中華民族就必然有復興之日。背誦和研讀經典，有熟能生巧的意義，修身養性，啟迪智慧，自覺覺他，這必將對改變人生的氣象具有積極作用。
第二，經典條理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使讀者易于把握并有針對性。諸如《自然的智慧——(老子)》從五個方面解讀《老子》，即信仰、常道、常名、貴生與為政。與現實社會緊密結合，作者提出自然經濟思想，還提出自然財富與人為財富的概念，針對的正是現代經濟生活中為財富而財富，不惜以毀壞生態環境為日的的問題。我們一方面在創造人為財富，但同時在毀壞自然財富，創造與毀壞孰多孰少，難以估算。作者認為今天的增長忽略了對自然財富破壞的統計，如果細細計算，可能在很多方面是負增長。真是應了老子無為勝似有為的觀點，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三，綜合性強，突出了一個“博學”的特點。有對義理類的經典著作的解讀，有考據類的歷史疏通，有辭章類的文學、詩詞、歌賦賞析，有依據藝術獨創與影響廣泛等標準寫成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經典選讀》、《臺港名家名作選讀》、《中國現代詩歌經典選讀》，甚至還有體現女性主義傾向的《中國女作家名篇選讀》，以及滲透于我們生活各個層面的政治、經濟、養生、農村、知識論方面的著述，等等，具有博通的特點。
第四，重在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修齊治平的理想，用另一種說法即是重在治道。舉例來說，像《(鄉村建設理論)述要》，關于鄉村建設問題，至關重要，農耕文化在全世界范圍而言都應屬于基礎文化。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文化可分為游牧、農耕、商業三種類型。在此三種文化中，游牧、商業文化均有向外依賴性，其生產方式必須依靠與農耕文化的交換才能實現，不交換則不能滿足人們基本的需要。因此，商業文化必須依靠強力促使貿易交換的進行或者依靠強力掠奪農耕文化下的糧食等，否則無以生存。就今日世界來看，糧食生產不僅是人生存的根本保障，也是生態環境不被破壞的根本保障。農耕文化倡導“天人合一”，人與自然是和諧的；在農耕文化下人們崇尚和諧，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入、勤勞、儉樸，這對建設“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意義重大。
中國文化自1840年之后，遇到了西方商業文化的沖擊，中國傳統文化原有的一切被打破，中國文化要再一次在新的形勢下、在全球范圍內重新設定自己的治理模式，此時的文化側重在治道方面。本系列叢書正好體現了這一特點，抓住了時代的脈搏。如叢書中《中國經濟思想史擷要》與《(三民主義)導讀*等書都有此傾向。
序寫到這里，我對北京開放大學編寫這樣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堅持“人文為本”的系列叢書感到由衷的欣慰。欣慰之余，我還真希望能將經典系列叢書像以前我曾經寫過序的《國學經典選讀》一書一樣，繼續在通識教育中發揮作用，使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能在我們的正式學習和教育體系中得以體現，甚至在建構終身學習體系中得以體現，用真正優秀的中國文化培植我們的民族元氣，豈不更好！
中國教育問題不少，甚至比較嚴峻，嚴峻到有人忘記了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國人若丟掉了傳統文化，中華民族何以稱得上偉大?在當今商品經濟日益深廣、物質追求更多的社會，中國人若沒有傳統文化的精神作為支撐，何以稱其為真正意義上的人？中華民族若沒有傳統文化，中國修齊治平的理想又何以能彰顯光大？
我不但很樂意為北京開放大學經典系列叢書寫序，我還希望北京開放大學以此系列叢書作為素質教育、通識教育讀本，列入選修學習內容，向更多的大學生和市民讀者推廣。改革教育體制勢在必行，開放大學或許能成為教育改革的星星之火然后成其燎原之勢吧！

上編司馬光其人成書經過編纂集體史料來源編纂方法胡三省注相關書籍下編周紀秦紀漢紀魏紀晉紀宋紀齊紀梁紀陳紀隋紀唐紀後唐紀後晉紀後漢紀後周紀參考文獻．

《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人(今山西運城夏縣)，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終年68歲。因其出生地在夏縣涑水鄉，故世稱他為“涑水先生”，稱《資治通鑒》作《涑水通鑒》。
司馬光少時就喜愛讀書，特別是歷史書籍。據傳他7歲的時候，聽人講《左氏春秋》，回到家中，就能為家人講述大概。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更是流傳至今，婦孺皆知。司馬光在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20歲時就中進士甲科，任奉禮郎。司馬光年少成名，好學和聰慧由此可見一斑。
司馬光至孝，由于當時他的父親司馬池在杭州，他請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于侍奉父親。父母去世后，他守喪如禮。另外，他極重禮義。宦官麥允言死，朝廷賞賜高規格的扈從儀仗隊，司馬光認為，麥允言是皇帝身邊的寵信者，沒有功勛，不應贈予三公官，賞賜儀仗隊。當大臣夏竦去世后，朝廷擬定賜謚“文正”。司馬光認為，“文正”是極美的謚號，夏竦并未達到這個標準，于是朝廷改謚“文莊”。龐籍對司馬光有舉薦之恩，龐籍死后，司馬光如侍奉母親一般侍奉龐籍之妻，并如照顧兄弟一般撫育其子。
司馬光勇于諫議。交趾進貢異獸，說是麒麟，司馬光說，其真偽不可知，即使是真的，麒麟又不是自己到來的，不足以稱為祥瑞，還是退回去的好。有人稱，據推算將有日食，日食在當時被視作災異，而當時的京城看不到這次日食，值得以禮相慶。司馬光卻說，別的地方都可以看見而京城見不到，天下皆知曉而只有朝廷不知道，這說明君王為陰險邪惡勢力所遮蔽，禍患日益嚴重，根本不值得慶賀。蘇轍每每懇切而直率地答復皇帝的命令，考核官胡宿認為這冒犯了皇帝的威嚴，要貶退他，司馬光認為，蘇轍愛君憂國，不宜罷黜。
不僅如此，司馬光還積極地參與諫議皇室家事。宋仁宗兒子早天，一些臣子為了迎合宋仁宗，稱他春秋鼎盛，會有子嗣繼承大統。但司馬光認為國嗣問題關涉國家的安危，因而多次冒死勸說宋仁宗冊立并非其親子的趙曙為皇位繼承人，故英宗、神宗承續皇位后，對司馬光充滿了感激之情。宋仁宗女福康公主與駙馬李瑋關系長期不好，仁宗將李瑋貶出外地，司馬光勸說仁宗念及親子之情，善待駙馬李瑋，讓他能在母親前盡孝。特別是，英宗繼位后，欲追尊其親生父母等，司馬光奮筆疾書“為人后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如此的“忤逆”之舉，在當時卻未被深究。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宋朝對文人士大夫極其重視和優容，另一方面也因為司馬光自身忠孝仁義，政治素養極高，又直言敢諫，是當時士大夫中的杰出代表。
司馬光是一名賢臣，但首先他是一個文人。司馬光從小就喜歡歷史，并認為歷史知識對于治理國家十分重要，只是歷代留下來的史籍汗牛充棟，難以遍覽。于是，他根據《史記》等的記載，將戰國秦的歷史刪節為《通志》8卷獻給英宗。英宗十分高興，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立書局，讓他繼續編寫下去。神宗繼位后，賜名《資治通鑒》，親自寫了《序》，并請司馬光講讀。此時司馬光擔任朝廷要職，需要付出極大的精力去處理政務，如果同時還要完成鴻篇巨制《資治通鑒》的話，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十分困難的。然而，歷史的機緣眷顧了司馬光。
自宋代立國以來，北方少數民族南下的壓力，社會發展中不斷積累的問題，加上士大夫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在宋仁宗以后，特別是神宗時期，朝廷上下都在思考如何實現宋王朝的長治久安、富國強兵。大凡治國之道，一反一復，這在宋神宗前后討論治國之策時，表現得尤為明顯，而司馬光與王安石則是對立兩派的代表人物。
司馬光和王安石共事的時間不短，在學術上相互交流，原是較好的朋友。但兩人政見不同。神宗繼位后，王安石上萬言書，指出要“富國強兵”就必須改革，并認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馬光則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如在對待國用不足的問題上，王安石主張“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而司馬光認為“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善理財者，不過是頭會箕斂”，設法將財貨從民眾手中奪取過來，這類與民爭利的做法甚至比提高賦稅的危害更大，于是，司馬光主張“節用”來解決國用不足的問題。
在推行青苗法的問題上，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性質原本是農業信貸，民戶可以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借戶貧富搭配，lO人為保，互相檢查，當年借款隨春秋兩稅歸還，每期取息二分。這項措施本是為了抑制兼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救濟百姓。但是，怎樣執行是制定政策時首先需要予以考慮的。司馬光提出，即使是一般民眾放貸，都會蠶食那些貧困的民戶，何況是官方放貸，往往會挾權力之威獲取暴利。百姓一開始只知道貸款的好處，但并不了解還債的艱難，特別是與官方打交道的時候。比如，宋太宗時期，在河東向民眾買米，規定一斗米十錢，這在當時價錢還算不錯，因此，民眾愿意把糧食賣給官府。但是，后來物價騰貴，而官方規定的米價維持不變，強向民眾和糴，這項措施反而成為民眾的大患。司馬光擔心青苗法以后也會是如此。正如他所料，青苗法的實際執行出現了偏差：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為了邀功，額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勒索，令百姓苦不堪言。這樣，青苗法就變質為官府輾轉放高利貸，收取利息的苛政。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