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盧作孚（簡體書）

《我的祖父盧作孚》是《近代中國人物追憶書系》之一，《青年一代》發表曾說，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提到：中國的近代工業，不能忘記四個人：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輕工業的張謇，搞交通運輸工業的盧作孚，搞化學工業的范旭東。

盧曉蓉，1946年出生于重慶，華東師范大學政教系經濟專業本科畢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最高職稱為副研究員。曾在香港安通國際航運有限公司、北大維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業擔任高層管理工作。
現為香港作家聯會永久會員。曾在大陸和香港的報刊發表過多篇散文和影視評論。先后三次獲“冰心文學獎”，另獲《中華散文》及《人民日報》（海外版）征文獎等。曾有文章入選《中國作家人生歷程》、《電視電影縱覽》、《無聲的群落》、《名家談語文學習》、《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等文集和高考語文試題，并出版有散文集《水咬人》和《人生的萬花筒》。

鳳凰衛視的《縱橫中國》欄目前些年巡回到重慶舉辦時，主持人吳小莉問在場的嘉賓，重慶歷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記的人，應答者眾。吳小莉卻說：“有一個重慶人，可能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很陌生了。但毛澤東說過，他是不能忘記的人，蔣介石對他也有過高度的評價，稱他是民族英雄。這個人是誰呢？一個不能被忘記的重慶人，他就是盧作孚。”看到這里，我熱淚盈眶，無地自容。盧作孚是我的祖父。在盲從和迷信篡改了民族正史的年代，我也曾將祖父淡忘于彼岸世界將近30年。
祖父是1952年2月8日去世的，他去世后不久，父親就帶著我們全家從香港回到重慶，在與朝天門隔河相望的青草壩安了家。祖父繼1925年創辦民生公司后，1928年底又在青草壩創辦了民生機器廠。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民生機器廠幾度更名，最后叫“東風船廠”。我們回來時，有北京、上海、重慶的航運管理機關或研究院所邀請父親去那里工作，他都婉言謝絕，理由便是祖父生前希望他到工廠去，向工人學習。我們起初住在青草壩的山頂，家是一大兩小的土墻平房。家里掛著祖父一張放大的照片，每天上學和放學的時候，我們都要對著祖父的照片行禮、請安。吃飯的時候，要給祖父擺上一副碗筷，先由我說一句“請爺爺吃飯”，全家才開始吃。每逢清明節，我們帶上祭品去給祖父掃墓。那時候我還小，并不真正懂得這些祭祀儀式的意義，但是這些情景卻連同我對祖父的記憶一起，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腦海里。
可惜這一切沒有持續多久，家里不知不覺地發生了一些變化。祖父的大照片不見了，吃飯的時候不再擺他的碗筷了，我們向祖父請安的儀式也取消了，清明節不再上墳掃墓了。仿佛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把祖父從我們身邊帶走了，我卻渾然不覺。
我讀的小學是民生機器廠子弟校。小學老師中，有不少是隨同民生機器廠一道從民國時代過來的，他們對我的祖父和廠里的情況知根知底，且大多有很好的學養，使我得到了比較完善的啟蒙教育。懷抱“人人皆為園藝家，將世界造成花園一樣”理想的祖父，把青草壩也建成了一個大花園，我在那里度過了夢幻般的童年時代。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斗爭的大風大浪沒有放過美麗恬靜的青草壩，接二連三突如其來的風波，無情地掐斷了智慧樹上“獨立思考”的嫩芽，將我裹挾到主流意識的漩渦之中。我與盲從迷信越走越近，與祖父的事業、精神和思想漸行漸遠。
民生機器廠的主要任務是為民生公司的船隊修船、造船，后發展成為四川最大的機器廠。大煉鋼鐵時，我曾和小伙伴們到民生廠的防空洞里去掏撿廢銅爛鐵，拿去喂“雞窩爐”掙表揚．卻不知道這個防空洞，是抗戰時廠里的干部工人們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開鑿出來的；也不知道在這個綿延1英里的地下工廠里，每天都有上千的工人和技術員晝夜不停地生產零部件，以滿足戰時修造船舶的需要，從而保障了唯一連接前線和后方的水上運輸大動脈的暢通。我在那塊埋藏著無數歷史遺跡，閃耀著人性與智慧光輝的土地上足足生活往返了28年，卻從未想到去探尋珍貴的寶藏。幾十年后，等我有了這方面的沖動時，青草壩早已變成一座荒山，民生廠也成了一堆廢墟。
小學畢業，我考上了本市很有名的巴蜀中學，這是我父親心目中的唯一選擇。我的父輩有不少人曾在這所中學就讀。江姐的兒子、雙槍老太婆的外孫等，都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在這所學校里，學到了扎實的基礎知識，積累了工作經驗——初中我擔任中隊長，高中擔任班長和年級主席；卻也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坎坷——我的祖父被扣上了“反動資本家”的帽子，我成了“打擊對象”，被剝奪了上大學的資格。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的祖父正是這所中學的創辦人之一。巴蜀中學在慶祝70周年校慶時出了一本《校史》，里面有這樣一段話：“1932年夏，王瓚緒通過著名實業家盧作孚(時任民生實業公司總經理)和著名職業教育家黃炎培推薦，聘請江蘇教育界知名人士、時任蘇州景海女子師范學校兼附小主任的周勖成人川辦學。”又說：盧作孚“與王瓚緒等一起創辦巴蜀學校，任首屆校董。其后多次出資支持學校建設發展，成為巴蜀學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在祖父的文章里，我才讀到“教育為救國不二之法門…‘國中萬事，希望若絕，尋求希望，必于教育事業”。而他疼愛的長孫女——我，在中學畢業即失學以后，卻帶著對知識和教育的漠視，自愿上山下鄉以求脫胎換骨。
我和本校30多位同命相連的高初中畢業生一道，、去了四川最艱苦的地區之——當年紅四方面軍的根據地大巴山區萬源縣，在那里勞動、工作、生活了13年。與大巴山一脈相連的嘉陵江三峽地區，曾是四縣交界、土匪出沒、民不聊生之地，我祖父在1927年受命出任該地區峽防團務局長，任務是剿匪和維持治安。但祖父的志向卻遠不止于此，他“不僅要消滅土匪，而且要消滅產生土匪的土壤”，要把以北碚為中心的這個區域“經營成—個燦爛美妙的樂土，影響到四周的地方，逐漸都經營起來。都成為燦爛美妙的樂土”，作為“將來如何建設新中國的縮影”。祖父在開展經濟建設的同時，更重視文化建設，在那個地區陸續創辦了中國西部科學院、博物館、圖書館和中小學等。“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經濟、衛生各項事業，不上幾年，建設得應有盡有。”1948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北碚定為“基本教育實驗區”，以表彰它對文教事業所做出的貢獻。抗戰期間，北碚還先后安置了眾多政府機構、大專院校、科研機關，接納了數以千計的著名學者和文化人，被譽為“陪都的陪都”、“東方的諾亞方舟”。
時隔加年后我去大巴山時，對祖父這些理想和業績全然不知。我既無高遠志向，也無明確目標；非但沒有把新知識、新技術、新生活方式帶給當地農民，反而努力向他們“看齊”，還阿O似地自慰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在鄉下生活了13年，親眼見到那里的鄉親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因為窮，他們買不起衣服，買不起線，只能買一毛多錢一尺的白布，一毛錢一包的染料，染成黑布或藍布，再用自己搓的麻繩縫衣服，還都是補丁重補丁。他們吃的都是半年紅薯半年土豆，很少見到大米小麥之類的細糧，到了青黃不接時，家里還常常斷炊，可是卻要挑選上好的糧食交公糧……對這些每天都在眼前發生的苦難與不公，我居然也熟視無睹。
我父母親保存了幾封我在農村寫給他們的信，其中一封是1971年得知在長春的二姑一家連同我70歲的祖母下放農村時寫的，信中說：“知道保保(即我二姑)一家要到農村插隊落戶的消息，我非常高興和放心。高興的是，保保和程叔叔(即二姑夫)響應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也毅然踏上了這光榮的革命征途，事實進一步證明了4年前，我走的這一條路走對了，越走越寬廣，越走越光明。放心的是，他們到了農村。到了貧下中農中間，思想就會煉紅，身體就會長好，打起仗來，就會絕對的安全了。婆婆年紀雖然老了，但到農村去，對她的身體還適應些。以后，(等)他們的地點落實后再給他們寫信。應該認識到，這還是一項偉大的戰略措施，可以為將來的共產主義建設儲備一批技術力量！”我祖母那時已年逾七十，在我寫這封信的年齡時，她的丈夫即我的祖父已經在教育、實業和鄉村建設三大領域的實踐中取得顯著成效，并明確提出了以“現代化”為“公共信仰”，以“新的集團生活”取代舊的家族制度，以動員全國人民投身“產業運動、交通運動、文化運動、國防運動”的方式．“實現國家現代化”的一整套主張。祖父絕對想不到，事隔30多年后，我除了“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舉著蠟做的芒果游行喊口號，對遠在十萬八千里外的“紅太陽”頂禮膜拜之外，腦子幾乎一片空白。
每每想到這些，我的心仿佛在流血，為自己和祖父在人生道路上的南轅北轍深感痛悔。為了彌補這個難以原諒的錯失，我離開職業生涯步人退休年代以后，便開始了走向祖父那個世界的漫漫征程。我從自己和親人的記憶里去搜尋祖父的身影(請見本書第一輯《魂斷天涯長相憶》)，從祖父的生平經歷和著作里去發掘他的理想和實踐(請見本書第二輯《眾里尋他千百度》)，從學者、作家們的研究成果中去認識他的人格人品和精神境界(請見本書第三輯《不盡江河萬古流》)。越是這樣的尋覓，我越是感到慚愧、后悔和望塵莫及。我面對的是見不到邊的海洋．望不到頂的山峰，探不到底的富礦。如果我早一點了解祖父，早一點學習他的著作，借鑒他的經驗，也許前半生就不會像頭拉磨的驢那樣只會轉圈圈；如果我能像他那樣，從小就有明確的目標，并且終生信守，百折不撓，義無反顧，將生命力發揮到極致，也許我就能為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但是，這樣的機會已經一去不復返，除非我還有來生！這樣的發現和對比，對我來說是痛徹心扉的，我唯有把這些感悟寫成文字，為讀者們提供參考，才能得到些許的安慰。本書中親友的回憶和信件有不少為首次公開發表。 為此，我要感謝我的親人對我的大力支持！感謝所有盧作孚研究學者多年來所做的艱苦細致而又意義非凡的發掘研究工作！感謝文學藝術工作者為宣傳介紹盧作孚及其同代人的豐功偉績所創作的文學藝術作品！最后還要特別感謝人民日報出版社給予我這個了卻心愿的寶貴機會！
盧曉蓉
2010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