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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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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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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論叢?桐城派學術研究叢書:曾國藩學術傳論》分為:曾國藩生平傳略、曾國藩學術思想之背景研究、曾國藩理學思想的形成、理學與曾國藩的人生境界、曾國藩以理學為核心的學術觀、曾國藩會通漢宋的禮學經世思想、曾國藩禮學思想與經世實踐、漢宋之爭與曾國藩對桐城古文理論的重建、曾國藩學術思想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
作者簡介
武道房,男,1967年生,山東泰安人,文學博士。現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中國古代文學史。近年來,在《文學評論》、 《文學遺產》、《中國哲學史》、 《學術月刊》、 《孔子研究》、《東方叢刊》、 《文學評論叢刊》等發表論文30余篇,出版著作1部,主持省部級項目多項。
名人/編輯推薦
《中國古代文學論叢?桐城派學術研究叢書:曾國藩學術傳論》論曾國藩的學術觀,他與一般封疆大吏有所不同,特別是在他的早年,對學問是有所研究和造詣的。并且,他的學術思想及其治學方法,對他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活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目次
自序
第一章曾國藩生平傳略
第一節 家世與舉業
第二節 京師游學
第三節諤諤諫臣
第四節 書生從戎
第五節 晚年憂患
第二章 曾國藩學術思想之背景研究
第一節 從宋學到漢學:清代康、雍、乾時期學術風氣的轉移
第二節 清中葉學術發展的三個轉向
第三章曾國藩理學思想的形成
第一節 曾國藩的理學淵源與師友關系
第二節 曾國藩的理學思想
第四章理學與曾國藩的人生境界
第一節 修身之要——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第二節 處事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第五章曾國藩以理學為核心的學術觀
第一節 曾國藩學術觀的成因
第二節 漢宋之爭中曾國藩的學術取向
第三節 曾國藩對理學的反思
第四節 曾國藩對漢學的認識
第五節 曾國藩以理學為核心,以漢學為補充,以辭章為手段,以經世為旨歸的學術觀
第六章曾國藩會通漢宋的禮學經世思想
第一節 清初以來的禮學經世意識與“以禮代理”思潮的興起
第二節 曾國藩會通漢宋的札學思想
第七章 曾國藩禮學思想與經世實踐
第一節 曾國藩禮治思想的政治實踐
第二節 曾國藩禮治思想的軍事實踐
第三節 曾國藩禮治思想的洋務實踐
第八章漢宋之爭與曾國藩對桐城古文理論的重建
第一節 漢寒之爭與桐城派的理論困境
第二節 曾國藩對桐城古文理論的重建
第三節 曾國藩重建桐城古文理論的文學史意義
第九章曾國藩學術思想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
第一節 曾國藩學術思想的歷史地位
第二節 曾國藩的后世評價及影響
征引文獻
后 記
第一章曾國藩生平傳略
第一節 家世與舉業
第二節 京師游學
第三節諤諤諫臣
第四節 書生從戎
第五節 晚年憂患
第二章 曾國藩學術思想之背景研究
第一節 從宋學到漢學:清代康、雍、乾時期學術風氣的轉移
第二節 清中葉學術發展的三個轉向
第三章曾國藩理學思想的形成
第一節 曾國藩的理學淵源與師友關系
第二節 曾國藩的理學思想
第四章理學與曾國藩的人生境界
第一節 修身之要——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第二節 處事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第五章曾國藩以理學為核心的學術觀
第一節 曾國藩學術觀的成因
第二節 漢宋之爭中曾國藩的學術取向
第三節 曾國藩對理學的反思
第四節 曾國藩對漢學的認識
第五節 曾國藩以理學為核心,以漢學為補充,以辭章為手段,以經世為旨歸的學術觀
第六章曾國藩會通漢宋的禮學經世思想
第一節 清初以來的禮學經世意識與“以禮代理”思潮的興起
第二節 曾國藩會通漢宋的札學思想
第七章 曾國藩禮學思想與經世實踐
第一節 曾國藩禮治思想的政治實踐
第二節 曾國藩禮治思想的軍事實踐
第三節 曾國藩禮治思想的洋務實踐
第八章漢宋之爭與曾國藩對桐城古文理論的重建
第一節 漢寒之爭與桐城派的理論困境
第二節 曾國藩對桐城古文理論的重建
第三節 曾國藩重建桐城古文理論的文學史意義
第九章曾國藩學術思想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
第一節 曾國藩學術思想的歷史地位
第二節 曾國藩的后世評價及影響
征引文獻
后 記
書摘/試閱
比較以上眾說,本文認為,粱啟超和錢穆的觀點,各說出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都比較接近歷史的真實。但他們只是提出了這么一個觀點,沒有具體地展開和論證。我把兩人的觀點綜合起來考察,在此基礎上拈出一個“經世說”來解釋從宋學到漢學的嬗變。
一、清初學人經世的焦慮與朱子學的回歸
中國古代的儒學,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都以經世為目的。宋儒認為漢唐經學循規蹈矩,訓詁考據,各守師說,這種死板的治學方法窒息了儒學的生命力,從而導致儒門淡薄,無法應對佛老的挑戰。于是宋儒疑經、改經,甚至援引佛道,對儒家的幾部經書進行了與漢唐說經大為異趣的新義理式的創造,這就是所謂的“道學”或“理學”,也有人稱之為“新儒學”。在宋代,道學有程朱一派的理學,側重于道問學,有知識主義的傾向;有陸象山一派的心學,側重于尊德性,有反知識主義的傾向。理學、心學還有氣學都是講義理的,在清代都泛稱為“理學”或“道學”或“宋學”,三個概念可以互用。自元代開始,朱熹所注的《四書》及朱派學者所注《五經》成了科舉教科書,朱熹理學也就成了后世官方的指導思想。從明初開始,學術定于一尊,思想統一的同時,出現了很多流弊,科舉考試甚至出現“寧言孔孟誤,不言程朱非”的現象。至明中葉以后,思想的僵化以及程朱道問學知識主義的傾向,使越來越多的學者沉溺于書冊子,所學與所行嚴重脫節,而社會上道德人心卻是越來越墮落,這時需要一種新的學術來應對這種教化危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紹繼象山的陽明學出現了。王夫之曾經指出,學者“逐跡躡影,沉溺于訓詁。故白沙起而厭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圣之邪說”。當然船山對王學不免有偏見,但他指出的學術界對知識主義的厭棄是王學產生的一個原因,這是正確的。陳獻章(白沙)的名言“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很干脆地否定了朱熹格物致知的知識主義治學路向。王陽明在此基礎上提出“致良知”的學說,盡管他本人并不采取反知的立場,但存在直指本心、反知識主義的學術傾向。《明史·列傳·儒林》指出:“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以至于出現“嘉隆之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的局面。其實,不論是程朱還是陸王,其學術目的都在于經世,都認為自己得到了孔孟的真諦,都是針對當時的學術弊端提出的救世方案。學術總是在糾偏糾弊中向前運行,每一種學術的產生都有其時代的合理性。但時代變化了,學術也跟著變,僵化的學術總要被順應時代的新學術所取代。這是學術史發展的一個普遍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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