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文存（簡體書）

《清華國學書系：梁啟超文存》收錄梁任公1919年至1928年10年間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著述和有代表性的講演文稿。《清華國學書系：梁啟超文存》對不超過兩萬字的重頭文章大多照收，對兩萬字以上的長篇大作則進行節選，並對其背景和內容簡要說明，俾使讀者能假此“一卷本”窺得任公後期著作全貌。．

《梁啟超文存》(作者劉東、翟奎鳳)收錄梁任公1919年至1928年10年間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著述和有代表性的講演文稿。
本文存對不超過兩萬字的重頭文章大多照收，對兩萬字以上的長篇大作則進行節選，并對其背景和內容簡要說明，俾使讀者能假此“一卷本”窺得任公后期著作全貌。

晚近以來，懷舊的心理在悄悄積聚，而有關民國史的各種著作，也漸次成為熱門的讀物。——此間很重要的一個原因，當然是在驀然回望時發現：那盡管是個國步艱難的年代，卻由于新舊、中西的激蕩，也由于愛國、救世的熱望，更由于文化傳承的尚未中斷，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創造的成果反而相當豐富，既涌現了制訂規則的大師，也為后來的發展開辟了路徑。
此外還應當看到，這種油然而生的懷舊情愫，又并非只意味著“向后看”。正如斯維特蘭娜·博伊姆在《懷舊的未來》中所說：“懷舊不永遠是關于過去的；懷舊可能是回顧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啟發了我們：在中華文明正走向偉大復興、正祈望再造輝煌的當下，這種對過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對過往歷程的從頭敘述，都典型地展現了堅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曇花一現、又光華四射的歷程，就越發引起了世人的矚目。簡直令人驚異的是，一個僅存在過四年的學府，竟能擁有像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吳宓這樣的導師，擁有像梁漱溟、林志鈞、馬衡、鋼和泰及趙萬里、浦江清、蔣善國這樣的教師，乃至擁有像王力、姜亮夫、陸侃如、姚名達、謝國禎、吳其昌、高亨、劉盼遂、徐中舒這樣的學生……而且，無論是遭逢外亂還是內耗，這個如流星般閃過的學府，以及它的一位導師為另一位導師所寫的、如今已是斑駁殘損的碑文內容——“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勵后學們去保持操守、護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這一切全都看成神話，但它們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話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雖說是久負如此盛名，但外問對本院歷史的了解，總體說來還是遠遠不夠的，尤其對其各位導師、其他教師和眾多弟子的總體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緣此，本院自恢復的那一天起，便大規模地啟動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最終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盤托出院友們的著作精選，以作為永久性的追思緬懷，同時也對本院早期的學術成就，進行一次總體性的壯觀檢閱。
就此的具體設想是，這樣的一項“院史工程”，將會對如下四組接續的梯隊，進行總覽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負盛名的導師，他們無論道德還是文章，都將長久地垂范于學界；其二，曾以各種形式協助過上述導師、后來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師，此一群體以往較少為外間所知；其三，數量更為龐大、很多都成為學界中堅的國學院弟子，他們更屬于本院的驕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們行有余力，還將涉及某些曾經追隨在梁、王、陳周圍的廣義上的學生，以及后來在清華完成教育、并為國學研究做出突出貢獻的其他學者。
這就是本套“清華國學書系”的由來！盡管曠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師和博士后們，卻不敢有絲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編出的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專門導論，也都凝聚了他們的辛勞和心血。此外，本套叢書的編輯，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親朋、故舊和弟子，也都無私地提供了珍貴的素材，這讓我們長久地銘感在心。
為了最終完成這項任務，我們還在不停地努力著。因為我們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學術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來獻給公眾，本院的早期風貌才會更加逼真地再現，而其間的很多已被遺忘的經驗，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們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輝煌。在這個意義上，這套書不僅會有很高的學術史價值，也會是一塊永久性的群英紀念碑。——形象一點地說，我們現在每完成了一本書，都是在為這塊豐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塊都疊立在一起，它們就會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麗的清華園里，豎立起一堵厚重的“國學墻”，供同學們來此興高采烈地指認：你看這是哪一位大師，那又是哪一位前賢……
我們還憧憬著：待到全部文稿殺青的時候，在這堵作為學術圣地的“國學墻”之前，歷史的時間就會濃縮為文化的空間，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學人們，心靈上也就多了一個安頓休憩之處。——當然也正因為那樣，如此一個令人入定與出神的所在，也就必會是恢復不久的清華國學院的重新出發之處，是我們通過緊張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國文化之現代形態”的地方。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未竟的後期1919生歐遊心影錄（節選）1920年《改造》發刊詞清代學術概論（節選）在講學社歡迎羅素之盛會演說詞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老子哲學孔子（節選）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1921年墨子學案（節選）翻譯文學與佛典（節選）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陰陽五行說之來歷1922年中國歷史研究法（節選）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節選）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地理及年代評非宗教同盟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情聖杜甫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節選）什麼是新文化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大乘起信論》考證（節選）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節選）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1923年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為創設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節選）人生觀與科學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節選）1924年文史學家之性格及其預備戴東原哲學（節選）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節選）亡友夏穗卿先生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係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節選）非“唯”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節選）1925年1926生1927年1928年梁任公生平大事記．

對于一個人的生活履歷，總有些簡單化或格式化的傳記，愿意把它說得好像是從一開始就能一次性地搞定，所謂“自幼便如何如何……”然而，在實際的生活中，休要說如此開放與隨機的人生了，就連虛構小說的全能敘事者，也做不到如此精準地掌控主人公的命運。
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會看到，托爾斯泰筆下的小說結局，總會露出那樣多的不確定性：他要么就讓主人公的下場游離出創作的初衷，弄得到頭來簡直就連作者本人都能被嚇一大跳；要么就為小說寫幾個不同的結局，只把它們并列出來任憑讀者去選擇；要么索性不再為這種僵硬的結局操什么心，只給出個有頭無尾的半拉故事去供人想象……也正因為這樣，我們還會看到，在王蒙的那本《紅樓啟示錄》中，他才會針對那些專門根據第五回中的暗示來猜度和評判全書結局的書齋型學者，而和盤托出自己身為作家的實際體會：其實任何真正寫過小說的人都知道，根本就不可能從一開頭就完全封閉住自己的故事，就算曹雪芹也絕不會例外！
的確，人生就是這樣一個不斷謀劃和重新設計的過程，并且正因為如此，它才會體現為向著可能世界不斷敞開的過程。——而在這種不斷重賦生命以意義的開放過程中，作為歷史主體的發展中的個人，又主要受到了兩種因素的制約：其一是跟外來環境和社會條件的牽連與互動，由此而決定了個人生命中的偶然和經驗內容；其二則是受到了先天稟賦與價值理想的驅動，由此而顯示出這個小小的“塊肉”對于歷史決定論的抵抗，否則人生就完全是一場隨波逐流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太過固執還是太過善變——比如正像我們常能從身邊看到的，要么就去把某個很有時代局限的招牌式怪論，不厭其煩地重復到“公認笑柄”的地步，要么就車輪般地把十八般思想武藝全都戲耍一過，捎帶著也把凡是自己持有過的立場全都戲弄一遍——當然都是不合乎中庸之道的，或者說，都是把持不住自己和缺乏人生智慧的表現。
上面的幾句隨手小引，聽起來當然并不費解。不過如果我們再深鉆進去，卻能從中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它涉及在同時充滿連續性和斷裂性的人生旅程中，究竟如何擔負起對于我們自身的責任。一方面，似乎不成問題的是，我們必須努力去保持某種內在的延續，因為正是那延續性本身，才構成了自我認同的基礎，以及外部識別的前提，——在這個意義上，看來即使對于獨立的個體而言，任何新的意義創造行為，也只能基于對于過去經歷的激活。可另一方面，同樣毋庸置疑的是，我們往往又必須狠下心來學會舍棄，而且如果必要的話，就需要既能舍棄已有的功業與名聲，也能舍棄以往的招牌式論點，——那些東西當然代表過你的生命實現，可如今卻已是你實現生命潛能的魔障，正如曼杰爾斯塔姆在詩中所吟：“已經說出的話，并非出自我的嘴／而是從土里挖出來的、如同石化的麥粒。”
而這樣一來，話題就變得新穎和刺激多了！事實上，雖然人人都學會了跟著去說“生而自由”，然而恰恰在一個人呱呱墜地之時，生命對于他來說才最是必然！此時此刻，由于生命本身張力的弱小，幾乎構成其主體內容的一切，都要視周遭的偶然環境而定．包括他的母語和母文化，他的開蒙老師和啟蒙教本，以及他后來學著思考問題時，所首次對準的對象、采取的角度、獲得的靈感和抓到的機遇。——當然，話又說回來，唯獨上述的種種主體努力本身，可以意味著從必然向自由的掙扎；惜乎不無矛盾的是，此后的復雜困境偏又表現在：他居然要既背負和拖累著這些，又利用和駕馭著這些，來從某種程度上謀求解脫與拓寬。換句話說，對于在另一方面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的個人而言，最為反諷和吊詭的是，在其打從落生便已開始的主體擴張中，他所感受到的“不自由”居然還要包括：往往必須做出“破繭”式的突破，或者“壯士斷腕”式的割舍，來克服自家生命擴張的某些階段性成就，哪怕它曾為自己博取過廣泛的喝彩，——以免它完全異化成了佛家意義上的“業障”，阻礙自己再去攀越更高的境界。
正是從這個富含哲理的角度，我們在這里順理成章地，引入了這篇論文的主人公——梁啟超。大家當然都還記得，這位以“變法”而名家的英雄，在其慨然從政的早歲，就已然對因時因地的觀念變化，發出過這樣的自覺和自許——“語日：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而到了他轉而治學的后期，他又以下面那種鮮明的對比，在當年兩位主要的變法人物之間，繼續拉開“善變”與“不變”之間的距離或反差——“啟超與康有為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后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口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為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啟超之學，則未能論定”。由此我們也就看到了，這位歷史人物確乎是終其一生，都從不憚了公開地承認：自己主要的特點恰在于“善變”。而也正因為如此，本文就呵以從分析他這種“善變”人手。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