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改革：重點難點問題攻堅報告 （簡體書）

沈榮華，男，北京市人，現任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秘書長、研究員、科研部主任，兼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浙江行政學院、深圳大學等院校特聘教授或研究員。1986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畢業，1992年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訪問學者，1993—1995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曾在中央部委從事體制改革研究工作多年。主要研究領域為政府改革、公共服務、中央與地方關系、政府應急管理等。先后主持和參與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5項，國務院辦公廳、中宣部、中編辦、工信部、國管局等省部級委托20多項，研究成果多次獲得國務院領導的重視和批示。出版著作《政府機制》《政府間公共服務職責分工》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思路和重點》等20多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行政管理》等刊物上發表論文100多篇。曾獲國務院辦公廳機關十佳優秀調研報告獎、國管局優秀調研報告一等獎、全國行政管理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二等獎、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優秀論文一等獎等。

《中國政府改革:重點難點問題攻堅報告》是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

第一章 當代政府改革掃描
一、概念界定
二、國際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
三、我國政府改革的進程
四、成就、經驗和面臨的問題
第二章 政府職能轉變
一、政府“越位”與“缺位”問題
二、深層原因分析
三、推動職能轉變的途徑
四、結論
第三章 大部制改革
一、大部制有哪些特征
二、國外如何設立大部制
三、我國大部制改革的情況
四、有待破解的難題
五、可供參考的改革思路
六、結論
第四章 公務人員規模與結構
一、分析框架
二、現有人員規模是否適度
三、分布結構是否合理
四、成因分析
五、總量控制下的結構調整
六、結論
第五章 公共服務提供
一、政府的角色定位
二、國外公共服務提供的流行趨勢
三、我國采取的改革措施
四、如何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
五、結論
第六章 中央與地方責權劃分
一、國際經驗借鑒
二、我國中央與地方的責權劃分
三、應遵循的幾個原則
四、區分專屬職責和共有職責
五、權限與職責一致
六、結論
第七章 垂直管理
一、對垂直管理的界定
二、發達國家的做法
三、我國分權背景下的垂直管理
四、關鍵是確定垂直管理的領域和模式
五、結論
第八章 省直管縣
一、減少政府層級的幾種看法
二、省直管縣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三、創造省直管縣的條件
四、結論
第九章 權力監督制約
一、目前腐敗易發的管理領域
二、深層體制原因
三、從三個方面加強權力監督制約
四、結論
第十章 結語：政府改革大趨勢
參考文獻

四、成因分析
上述情況表明，我國政府公務人員規模與結構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和矛盾。從總量上看，公務人員規模已不算小，并面臨著財政負擔沉重、膨脹壓力巨大等問題；從結構上看，公務人員的分布不盡合理，有的層面相對偏少、有的層面相對偏多，結構性矛盾突出。造成問題的深層原因，分析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政府職能沒有轉變到位
政府公務人員規模歸根結底是由政府職能范圍決定的。政府職能越多，人員規模也越大。“全能政府”也必然是規模龐大的政府；“有限政府”也必然是規模適度的政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職能逐步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并且取得很大成效，但是職能轉變還沒有到位，“政府萬能”、“大包大攬”等傳統觀念仍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問題依然存在。一方面，應當弱化的政府職能沒有完全退出，相關人員也無法減少或轉移；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政府更加重視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職能，客觀上需要增加一定數量的公務人員。這種情況使公務人員規模呈增長趨勢，難以得到控制，結構性調整步履艱難。
（二）機構和層級設置偏多
政府組織結構是公務人員的載體，對人員規模大小和結構布局有著直接的影響。一般來說，機構設置越多，層級設置越多，縱橫關系越復雜，公務人員數量也越多。多年來，我國歷次政府機構改革已經精簡了許多不合時宜的機構，但政府機構和層級設置偏多的問題依然存在。從橫向看，目前各層級黨政群機構的設置數量，中央100個左右，省級80個左右，地級市60個左右，縣級50個左右，業務分設過細，機構數量仍然偏多，職責交叉重疊，加大了政府運行成本，這樣同等規模的人員分散到各個部門，相對數量就較少。例如，縣級黨政部門，一個局（辦）往往是多的5～6個人，少的是2～3個人。從縱向看，我國設有中央、省級、市級、縣級、鄉鎮五級政府，行政層級偏多，這樣同等規模的人員分配到各個層級，相對數量就較少。加上在條塊結合體制下，上級部門對下級部門設置的各種干預，使部門結構調整十分困難。上述體制因素的制約，不僅增加了政府運行環節，加大了行政成本，而且在公務人員總規模不小的情況下，使各個部門都覺得自己人手不夠，工作做不過來，紛紛要求增加人員編制。
（三）事業單位改革相對滯后
我國事業單位人員占公務人員數量的“大頭”。由于事業單位改革相對滯后，對事業單位的性質、分類和職能等問題缺乏明確界定，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現象普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機關與事業單位的人員關系也難以真正理順，以往機構改革精簡人員大多分流到事業單位問題，實踐中“行政不夠事業湊”問題，政府人員總規模際陸擴張問題等，都與事業單位改革尚未完全展開存在直接間接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