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形象傳播：歷史與變革（簡體書）

《中國形象傳播：歷史與變革》主要從理淪、歷史和對策三個方面討論中國國家形象傳播。在理論研究方面，《中國形象傳播：歷史與變革》介紹了國外對國家形象的概念界定，提供了從議程設置、巧傳播以及公共外交等相關理論視角對國家形象傳播的分析，這一部分側重為中國國家形象傳播探索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以及可行的路徑。在歷史研究方面，《中國形象傳播：歷史與變革》從建國後前30年的革命與宣傳的時代談起，展示了20世紀80、90年代以及新世紀國家形象傳播的觀念更新，這一部分嘗試揭示中國由革命年代的對外宣傳如何逐步邁入現實的和理性的對外傳播。伴隨這個過程，“國家形象”逐步被發現和重視。在對策方面，《中國形象傳播：歷史與變革》提供了基於傳播受眾調查的數據分析，對孔子學院和BBC紀錄片《中國人來了》等多項案例探討，上海城市形象的調查，以及“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的分析。城市形象和企業形象是中國國家形象的新側面，它們將會隨著中國的現代化和國際化進程，而日益顯露出其在國家形象的眾多鏡面中非常顯著的位置。．

《中國形象傳播:歷史與變革》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

序言 國家形象的研究與特徵上篇 國家形象的研究的理論與領域國家形象的概念及其理論分歧國家形象傳播的方式及其問題議程設置理論視域下的中國國家形象建構“巧傳播”時代下中國國家形象傳播思路中國特色公共外交的發展進程與特點中篇 中國國家形象傳播的歷史與觀念新中國成立後30年的中國國家形象傳播：革命與宣傳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國家形象傳播一由宣傳到說明新世紀的中國國家形象傳播：改變與塑造下篇 中國國家形象傳播的視角與對策基於對韓國和澳大利亞受眾調查的中國形象傳播策略孔子學院與中國國家形象塑造中國企業的媒體形象與國家形象“多元一體”視覺傳播中的中國形象國家形象的城市維度：上海城市國際認知度分析BBC紀錄片《中國人來了》的中國形象製造2008年三大事件中的中國民意與國家形象傳播．

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增長速度的長時間持續與經濟遞增達到的高總量規模，對中國自身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社會都有著較大影響。中國在融入世界的同時，觀念的各個層面都在發生了巨大變化。實事求是地講，這是一種積極的符合發展潮流的轉向。但是，中國由于持續發展所積聚的經濟能量和由此引發的國際力量的變化，在傳統國際關系理念仍居優勢的觀念下，經常被“誤讀”為“中國霸權力量的上升”。曾任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的羅伯特?柯伯對美國媒體制造涉華輿論而引發中美關系起伏不定的過程時，把它概括為“四連環”現象：首先由媒體發難，發表文章指責中國的某些政策或某種不符合西方標準的行為，然后美國國會受到影響，推波助瀾；接著中國進行反擊，造成外交和政府間的不快和沖突；最后常常是時過境遷，4～6個月后，這家發難的媒體惺惺然再發表一篇多少贊揚中國的文章，至少看上去是客觀公正的，于是整個‘“爭執”復歸平靜。②按照議程設置理論的經典解釋，國外媒體敘述中國的過程中，肯定存在必要的信息剔除與提煉，使得相關議題在階段時間內被賦予了較多負面含義，并通過占有信息霸權地位的西方媒介，擴展而形成國際矚目的焦點。類似的行為，在國內被某些人稱為“妖魔化中國”。但是，“妖魔化”這個詞本身并沒有學術性，它無非是說明由于意識形態偏見所導致的信息可靠性程度的損耗太高。只要存在著民族國家的差異，只要存在著文化價值和制度觀念的差異，這在任何地方都存在。而在冷戰時期，雙方對對方的“妖魔化”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水平。①
不過，舍棄意識形態畫線的“妖魔化”理解，倒是可以依據議程設置的理論解釋，尋找一點解除“妖魔化中國”的媒介途徑，即動用國內的對外傳播力量，著意修正攜帶負面信息的相關議題，通過持續作用影響國外受眾的既有觀念。當然，類似這種修正的議程設置的做法，從最根本上的層次上講，是一種消極行為。它是對已有負面信息的校正，傳播理論和實踐常識都已證明如此行為取得效果的難度之大和功能之有限。更為積極的做法應該是，主動在大眾媒體的日常傳播中設置有利于自身形象的相關議題影響國外受眾。這就需要在議題的選擇與媒介傳播力量的聚合上加以設計，并在調研國外受眾的信息接收習慣的基礎上使用合適的報道角度與傳播手段。
三、中國國家形象傳播中的議程設置案例分析
我們以2003年“非典”危機中的中外媒體報道為例，來說明大眾媒體議程設置建構國家形象的重要作用以及國家形象與媒介議程設置理論的關系。
2003年的“非典”危機成了“9?11”恐怖事件、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后最大的新聞事件。但是，從2002年12月左右自廣東發現非典型肺炎病例之后的近3個月中，中國媒體對“非典”疫情的報道卻由于各種原因沒有及時加以報道，引起各種流言和謠言的廣泛傳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恐慌。與此同時，國外媒體開始閃爍其詞地報道中國的“非典”病例，因為沒有通暢的信源渠道，部分國外媒體的新聞報道中摻雜著臆測因素，形成了部分程度的信息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