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簡體書）

《中國文學大師談》以《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為底本，按體裁及文學發展的時間順序輯選編排，從《詩經》、《楚辭》到散文的流變；從新樂府辭到唐詩宋詞的繁榮；從唐傳奇、變文到宋元話本的產生到四大名著源遠流長，再到元雜劇、散曲，等等，深入淺出，可以使人輕鬆領略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鄭振鐸，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學者、翻譯家、考古學家，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在文學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從事中外古今文學綜合的比較研究，較早提出和著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一貫重視民間文學和小說、戲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屬￿開拓性的工作。主要作品有《文學大綱》、《中國俗文學史》、《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

《大師經典:中國文學?大師談》編輯推薦：第一部比較完備的中國文學史，能夠展示中國文學的整個發展過程和整個真實面目，把口頭文學、小說、戲曲等非正統文學納入經典史，極具開創之功，附有大量珍貴的古版插圖，圖文并茂、史料豐富，具有較高的系統性及可讀性。最新插圖典藏本。

第一章 詩經與楚辭第二章 散文一、先秦的散文二、漢代的歷史家與哲學家三、古文運動四、古文運動第二幕第三章 辭賦一、辭賦時代二、六朝的辭賦第四章 新樂府辭第五章 唐詩一、初唐的詩壇二、開元天寶時代三、杜甫四、韓愈與白居易第六章 宋詞一、北宋詞人二、南宋詞人第七章 變文第八章 鼓子詞與諸宮調第九章 小說一、話本的產生二、羅貫中三、長篇小說的進展第十章 戲曲一、戲文的起來二、高明三、沈璟與湯顯祖第十一章 元雜劇第十二章 散曲一、散曲作家們二、散曲的進展三、嘉隆後的散曲作家們編後記．

第一章 詩經與楚辭
最古的詩歌總集：《詩經》——風、雅、頌之分的不當——《詩經》里的情歌——農歌的重要——貴族的詩歌——《楚辭》時代——屈原和他的《離騷》——《九章》《九歌》等
一
《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周平王東遷前后的古詩，除見于《詩經》者外，寥寥可數，且大都是斷片；又有一部分是顯然的偽作。論者以為：詩三千，孔子選其三百，為《詩經》。此語不甚可靠。不過古詩不止三百篇之數，則為無可疑的事實。
很可笑的偽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曠浩茫茫”，“清歌流暢樂難極”之類，見于王子年《拾遺記》《詩紀》首錄之。將這樣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離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時代，自然是太淺陋的作偽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擊壤歌》，也都是不必辯解的偽作。“斷竹，續竹，飛土逐宍”的《彈歌》，《吳越春秋》只言其為古作，《詩苑》卻派定其為黃帝作，當然是太武斷。“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與皋陶諸臣的唱和歌，比較的可靠，然卻未必為原作。《尚書大傳》所載的《卿云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較可信的是秦漢以前諸書所載的逸詩。這些逸詩，《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后來郝懿行又輯增之，為《詩經拾遺》一書。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語，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諺語。所以我們研究古代的詩篇，除了《詩經》這一部僅存的選集之外，竟沒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資料。
二
《詩經》的影響，在孔子孟子的時代便已極大了。希臘的詩人及哲學家，每稱舉荷馬之詩，以作論證；基督教徒則舉《舊約》《新約》二大圣經，以為一己立身行事的準則；我們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則其所引為辯論諷諫的根據，或宣傳討論的證助者，往往為《詩經》的片言只語。此可見當時的《詩經》已具有莫大的威權。這可見《詩經》中的詩，在當時流傳的如何廣！
《詩經》在秦漢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來的巨大威權。這乃是時代的自然淘汰所結果，非人力所能勉強的。但就文學史上而論，漢以來的作家，實際上受《詩經》的風格的感化的卻也不少。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誡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詩》，仲長統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責躬》，乃至陶潛的《停云》《時運》《榮木》，無不顯然的受有這個感化。
然而，在同時，《詩經》卻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運：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一方面她的真價與真相卻為漢儒的曲解胡說所蒙蔽了。這正如絕妙的《蘇羅門歌》一樣，她因為不幸而被抬舉為《圣經》，而她的真價與真相，便不為人所知者好幾千年！
《詩經》中所最引人迷誤的是風、雅、頌的三個大分別。孔穎達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毛詩正義》關于賦比興，我們在這里不必多說，這乃是修辭學的范圍。至于風、雅、頌三者，則歷來以全部《詩經》的詩，屬于其范圍之內。三百篇之中，屬于“風”之一體者，有二南、王、豳、鄭、衛等十五國風，計共一百六十篇；屬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屬于“頌”者，有《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詩大敘》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詩經集注序》《詩大敘》之說，完全是不可通的。漢人說經，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闡說模糊影響之意思，《詩大敘》這幾句話便是一個例。我們勉強的用明白的話替他疏釋一下，便是：風是屬于個人的，雅是有關王政的，頌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較為明白。他只將風、雅、頌分為兩類；以風為一類，說他們是“里巷歌謠之作”，以雅、頌為一類，說他們是“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實這些見解都是不對的。當初的分別風、雅、頌三大部的原意，已不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詩經》的次列又為后人所竄亂，更不能與原來之意旨相契合。蓋以今本的《詩經》而論，則風、雅、頌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說，皆不能將其牴牾不合之處，彌縫起來。假定我們依了朱熹之說，將“風”作為里巷歌謠，將“雅頌”作為“朝廷郊廟樂歌”，則《小雅》中的《白華》：“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與《衛風》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同是摯切之至的懷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謠”，前一首便是“廟堂郊祠樂歌”？又“風”“雅”之中，更有許多同類之詩，足以證明“風”與“雅”原非截然相異的二類。至于“頌”，則其性質也不十分明白。《商頌》的五篇，完全是祭祀樂歌；《周頌》的內容便已十分復雜，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樂歌，一小部分卻與“雅”中的多數詩篇，未必有多大分別如《小毖》。《魯頌》則只有《宮》可算是祭祀樂歌，其他《泮水》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樂歌，如《云漢》之類是。更有后人主張：詩都是可歌的；其所謂“風”“雅”“頌”完全是音樂上的分別。鄭樵說：“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通志?樂略》又說：“仲尼……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說，主張《詩經》應分為四體，即南、風、雅、頌。“南”即十五國風中之“二南”，與“雅”皆樂府歌辭，“風”是民謠，“頌”是劇本或跳舞樂。這也是頗為牽強附會的。古代的音樂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后人的模糊影響之追解而為之分解得清楚呢？鄭樵之說，仍不外風土之音即民間歌謠，朝廷之音，及侑祭之樂的三個大分別。至于“四詩：南、風、雅、頌”之說，則尤為牽強。“南”之中有許多明明不是樂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諸作，如何可以說他們是合奏樂呢？我們似不必拘泥于已竄亂了的次第而勉強去加以解釋，附會，甚至誤解。《詩經》的內容是十分復雜的；風、雅、頌之分，是決不能包括其全體的；何況這些分別又是充滿了矛盾呢。我們且放開了舊說，而在現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詩的自身，找出它們的真實的性質與本相來！
據我個人的意見，《詩經》的內容，可歸納為三類：一、詩人的創作，像《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烝民》等。二、民間歌謠，又可分為：（一）戀歌，像《靜女》《中谷有蓷》《將仲子》等；（二）結婚歌，像《關雎》《桃夭》《鵲巢》等；（三）悼歌及頌賀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農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三、貴族樂歌，又可分為：（一）宗廟樂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頌神樂歌或禱歌，像《思文》《云漢》《訪落》等；（三）宴會歌，像《庭燎》《鹿鳴》《伐木》等；（四）田獵歌，像《車攻》《吉日》等；（五）戰事歌，像《常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