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工作（簡體書）

《一天的工作》是魯迅在1932年至1933年間編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1933年3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列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內收畢力涅克的《苦蓬》、綏甫林娜的《肥料》、略悉珂的《鐵的靜寂》、聶維洛夫的《我要活》、瑪拉式庚的《工人》、綏拉菲摩維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孚爾瑪諾夫的《革命的英雄們》、唆羅訶夫的《父親》、班菲洛夫和伊連珂夫合寫的《枯煤，人們和耐火磚》等作品十篇。其中綏拉菲摩維支的兩篇為文尹(楊之華）譯。這些作品都以蘇聯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為背景，描寫了當時蘇聯社會各階層的鬥爭、工作、生活狀態。 魯迅的翻譯強調忠實原文，以“硬譯”風格聞名。我國國內大革命後，在民眾中普遍產生了一種“政治焦慮”，而魯迅對蘇聯進步書籍的譯介，給廣大民眾提供了一個排解和釋放這種焦慮的渠道。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樟壽，1898年改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字豫山、豫亭，中國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國現代重要作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左翼文化運動的支持者。1918年5月，首次以“魯迅”作筆名，發表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是中國白話文小說的先驅者。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小說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舊事重提》）；散文詩集、雜文集《野草》、《墳》、《熱風》、《華蓋集》、《南腔北調集》、《三閑集》、《二心集》、《而已集》等。他大力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外著名的繪畫、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魯迅被稱為中華民族的“民族魂”，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前記
蘇聯的無產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後，即努力於創作的，一九一八年，無產者教化團就印行了無產者小說家和詩人的叢書。二十年夏，又開了作家的大會。而最初的文學者的大結合，則是名為‘鍛冶廠’的集團。
但這一集團的作者，是往往負著深的傳統的影響的，因此就少有獨創性，到新經濟政策施行後，誤以為革命近於失敗，折了幻想的翅子，幾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對他們宣戰的，是‘那巴斯圖’（意雲：在前哨）派的批評家，英古羅夫說：‘對於我們的今日，他們在怠工，理由是因為我們的今日，沒有十月那時的燦爛。他們……不願意走下英雄底阿靈比亞來。這太平常了。這不是他們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無產者作家的一團在‘青年衛軍’的編輯室裏集合，決議另組一個‘十月團’，‘鍛冶廠’和‘青年衛軍’的團員，離開舊社，加入者不少，這是‘鍛冶廠’分裂的開端。‘十月團’的主張，如烈烈威支說，是‘內亂已經結束，“暴風雨和襲擊”的時代過去了。而灰色的暴風雨的時代又已到來，在無聊的幔下，暗暗地準備著新的“暴風雨”和新的“襲擊”。’所以抒情詩須用敍事詩和小說來替代；抒情詩也‘應該是血，是肉，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圖一流的歡喜了。’
但‘青年衛軍’的主張，卻原與‘十月團’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後的無產者文學，誠然也以詩歌為最多，內容和技術，傑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還在血戰的渦中，文壇幾乎全被較為閒散的‘同路人’所獨佔。然而還是步步和社會的實現一同進行，漸從抽象的，主觀的而到了具體的，實在的描寫，紀念碑的長篇大作，陸續發表出來，如裏培進斯基的‘一周間’，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穫，且已移植到中國，為我們所熟識的。
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既經輩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現實接近起來，如伊凡諾夫的‘哈蒲一’，斐定的‘都市與年’，也被稱為蘇聯文壇上的重要的收穫。先前的勢如水火的作家，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然而這文學上的接近，淵源其實是很不相同的。珂剛教授在所著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
‘無產者文學雖然經過了幾多的變遷，各團體間有過爭鬥，但總是以一個觀念為標幟，發展下去的。這觀念，就是將文學看作階級底表現，無產階級的世界感的藝術底形式化，組織意識，使意志向著一定的行動的因子，最後，則是戰鬥時候的觀念形態底武器。縱使各團體間，頗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們從不見有誰想要復興一種超階級的，自足的，價值內在的，和生活毫無關係的文學。無產者文學是從生活出發，不是從文學性出發的。雖然因為作家們的眼界的擴張，以及從直接鬥爭的主題，移向心理問題，倫理問題，感情，情熱，人心的細微的經驗，那些稱為永久底全人類的主題的一切問題去，而“文學性”也愈加占得光榮的地位；所謂藝術底手法，表現法，技巧之類，又會有重要的意義；學習藝術，研究藝術，研究藝術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務，公認為切要的口號；有時還好像文學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處所了。’
‘所謂“同路人”的文學，是開拓了別一條路的。他們從文學走到生活去。他們從價值內在底的技巧出發。他們先將革命看作藝術底作品的題材，自說是對於一切傾向性的敵人，夢想著無關于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國。然而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終於也不能不被拉進全線沸騰著的戰爭裏去了。他們參加了戰爭。於是從革命底實生活到達了文學的無產階級作家們，和從文學到達了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終會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組織了蘇聯作家的聯盟。將在這聯盟之下，互相提攜，前進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由這樣偉大的試練來作紀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見在一九二七年頃，蘇聯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現實的薰陶，瞭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養，獲得了文學。但僅僅這幾年的洗練，其實是還不能消泯痕跡的。我們看起作品來，總覺得前者雖寫革命或建設，時時總顯出旁觀的神情，而後者一落筆，就無一不自己就在裏邊，都是自己們的事。
可惜我所見的無產者作家的短篇小說很有限，這十篇之中，首先的兩篇，還是‘同路人’的，後八篇中的兩篇，也是由商借而來的別人所譯，然而是極可信賴的譯本，而偉大的作者，遺漏的還很多，好在大抵別有長篇，可供閱讀，所以現在也不再等待，收羅了。
至於作者小傳及譯本所據的本子，也都寫在‘後記’裏，和‘豎琴’一樣。
臨末，我並且在此聲謝那幫助我搜集傳記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魯迅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