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危機反應：以災難為媒介的視角（簡體書）

《華東政法大學校慶六十周年紀念文叢：公共外交的危機反應．以災難為媒介的視角》從災難對公共外交互動的影響和重塑出發，在國內外學者已有公共外交研究的基礎上，對公共外交的危機反應模式—一災難外交的理論緣起、開展與運作，以及危機（災難）發生國和免十危機（災難）發生國的公共外交實踐進行了深人的分析。
《華東政法大學校慶六十周年紀念文叢：公共外交的危機反應．以災難為媒介的視角》將公共外交學的相關理論和危機管理等分析工具引入分析系統，構建了公共外交的危機反應模式，這是以強制性方式為主的硬實力轉向非強制性的軟實力的一次實證分析，也為中國公共外交戰略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闕天舒，華東政法大學助理研究員。

《公共外交的危機反應:以災難為媒介的視角》從災難對公共外交互動的影響和重塑出發，在國內外學者已有公共外交研究的基礎上，對公共外交的危機反應模式——災難外交的理論緣起、開展與運作，以及危機（災難）發生國和免于危機（災難）發生國的公共外交實踐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第三節災難外交的產生及其特征
近年來，重大自然災難頻繁發生，除造成了災難發生地民眾巨大傷亡外，對一國及周邊國家甚至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都帶來或小或大的沖擊和影響。此時，災難外交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從總體上看，眾多因素推動災難外交的形成和發展。
1.全球化和全球性問題的挑戰需要災難外交這種國際合作機制
全球化使人類真正成為一個整體，維護整體就是維護自身。全球化和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從正、反兩方面揭示人類整體性發展趨勢的增強，世界處于日趨緊密的相互依存的狀態，國際社會處于一個密切聯動、持續交往、相互依存的全球網絡之中，人類作為整體性的發展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本質上說，全球化和全球性問題使國際合作空間和范圍不斷擴展，在人類共存亡的共識基礎上，提升了對世界事務的有效治理水平。災難的全球化趨勢警示我們：在自然的偉力面前，渺小的人類本來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而我們生存的“地球村”，更沒有任何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能夠置身度外，獨自存活，只有消滅一切無謂的紛爭，休戚與共，攜手合作，我們才有可能以群體的力量救濟個體的脆弱。
2.災難外交是在廣義安全觀和非傳統安全觀下的一種外交選擇
世界范圍內災難發生率的提高和災難損失的日益增加，尤其是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凸顯，推動國際社會重新檢視原有安全觀的缺失，以及原有國際安全合作框架和應對非傳統安全的體制。廣義安全觀將安全定義為：安全是行為體間的“優態共存”（superion—co—existence）。優態是安全指向的對象，表征的是獨立身份的行為體的生存能力與可持續發展的生存境況，它是相對于所有行為體層次來說的。共存是安全獲得的條件，表征的是行為體追求安全的整合性與過程性，在全球體系中，無論哪個層次的行為體若要獲得安全，其基本立場與途徑都只能是通過互惠共建達到“共優共存”。所以生死與共是廣義安全觀的實質，“優態共存”才是廣義安全的價值目標。災難外交中試圖尋求突破國家間“叢林法則”，規避以鄰為壑、隔岸觀火的本質要求彰顯了“優態共存”的目標。同時，“優態共存”本身是建立在對人類類倫理性質認識的基礎上，類倫理是一種以人類共同體為整體價值尺度的道德理性，是人類活動的終極目標。它蘊涵著人的全部交互關系的整體性統一，在人類活動上達成跨國界、超種族的豐富性和諧，非傳統安全觀只有確立在類倫理的“優態共存”范式上才有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因此，面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挑戰，應更多地關注人類共同的生存狀態，從全球的角度來確立“以人為本”的觀念，推動災難外交的那只無形的手實際上體現的就是對類倫理和“優態共存”的價值追求。
3.人類理性呼喚富有國際人道主義精神的災難外交
災難外交可以被看做所有“外交交易”（exchange—to—diplomacv）機制中的一種方式，這些“外交交易”包括貿易、體育、藝術、文化、環境治理及共同的敵人（像美國）等。而它們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人道主義原則及對災難中生命權力的尊重，如果排除這些考慮，那么災難外交就不可能比其他外交方式更成功或更有效。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人類與自然搏斗中所贏得的最神圣的權利，我們有責任和義務來捍衛這種權利。在災難面前，責任和義務把整個世界聯系在一起。然而，現實中，由于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面對地區性或全球性災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