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時代：1870-1895（簡體書）

《李鴻章時代》從1870年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各發生的一件大事講起。在大清國，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在歐洲則爆發了普法戰爭。1895年，太平洋的兩岸同樣各發生一件大事。在西岸，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李鴻章被撤銷直隸總督一職；在東岸，美國的GDP總值第一次超越大清國，躍居世界第一位。從1870年到1895年的26年，是李鴻章主政北洋，“應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26年，也是全球權力格局巨變的26年，更是晚清錯失戰略機遇、加速進入下行曲線的26年。其間之內政外交，無論是成是敗，為是為非，李鴻章都扮演了核心角色。因而，這26年也就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李鴻章時代。如何認識這樣一個時代？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給出的答案：“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也無法理解法國大革命。”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中國。《李鴻章時代》廣泛搜集中、日、法等多國史料，以19世紀後期的國際格局巨變為背景，以日本入侵中國臺灣、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三大事件為波峰，穿插李鴻章主持的內部變革，強調從大歷史與大戰略的雙重視角，全新解讀這段似乎國人已經非常熟悉，其實依然非常陌生的往事。

王鼎傑，曾任某公立省重點高中歷史教師三年，因痛感於基層教學之缺乏人文精神和創新理念而辭職，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著書立說，並致力於傳統史學復興。現為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CEFC）戰略分析師，海南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戰略學，戰爭史，儒學，中國傳統史學。著有《當天朝遭遇帝國：大戰略視野下的鴉片戰爭》（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數年來在《世界軍事》戰略縱論專欄、《航空檔案》、《現代艦船》、《戰場文集》、《百家講壇》、《信報》（香港）、《成報》（香港）、《國學新視野》（香港）、《歷史月刊》（臺灣）等期刊發表戰略、歷史、傳統文化類文章近百萬言。

《李鴻章時代》是第一部以大戰略視野深刻解析1870-1895年大清內政外交的華語著作！積十余年之力，爬梳多國史料，告訴你歷史教科書上寫不出來的細節真相。

引子七十年不遇之洪災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七十年不遇之洪災
曾老師的李學生
李總督的奮起一搏
李合肥的幸與不幸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第一章一萬年來誰著史
蒸汽動力與陸海權興衰
蒸汽動力的陸權化
李斯特的戰略規劃
德式教育體系與新工業的發展
震撼全球的軍事革命
陸權的復興
第二章宿命般的對日外交
睦鄰建交暗藏玄機
曾老師與李學生的對策
中日外交馬拉松
東洋磨刀忙
琉球小國一女二嫁
離奇的牡丹社事件
第三章臺灣上空波譎雲詭
急先鋒登場
美國大使加劇中日衝突

“美國張松”獻地圖
洋高參謀劃偷襲臺灣
多重使命的使節團
被曲解的非正式晤談
萬里激波暫未鳴
緩急之爭與十月政變
第四章四十壽誕下的粉飾太平
風雲激變
覆水終難收
責難背後的真相
總署的麻木與李鴻章的覺醒
自掘墳墓的日本遠征軍
外交爭鋒暗設陷阱
百年之惑
第五章大清國的變與不變
李中堂呼籲教改
馬嘉理事件
七萬里之行
伊犁危機
吞併琉球：日本的第三次落井下石
第六章李中堂的改革
扣住時代的命脈
電報易建
鐵路難行
第七章越南出了個劉永福
風虎雲龍亦偶然
法蘭西染指中南半島
失尊嚴於歐洲，求補償於海外

目錄
一戰紙橋：一千對二十的伏擊
守在四夷，還是引火燒身？
被誤讀的鐵血
左右為難中的鋌而走險
第八章朝鮮問題橫起風波
河內再度失守
李鴻章離崗
高麗國公媳鬥法
壬午兵變：日本的第四次落井下石
轉瞬即逝的和平曙光
李合肥大擺空城計
差一點，大清國也有了勢力範圍
消逝的和平曙光
第九章南天驚雷：山西—北寧是怎麼失守的
二戰紙橋：兩千對四百的再次伏擊
李德談判，徹底談崩
天兵入越
法方策略
戰場素描
雙方實力對比
山西是這樣失守的
李鴻章的誤算
鬧劇般的北甯之戰
第十章鏡花水月的短暫和平
戰難，和亦難
兩聲霹靂
變起觀音橋
曾巴會談有始無終
李鴻章運籌全域

薛高參籌防浙東
劉爵帥遠赴臺灣
福州問題逆向行棋
第十一章巴黎抓起石頭，卻砸了雙方的腳
山雨欲來
基隆之戰
血染馬江
紙上談兵的“牽敵戰越”
越南戰場以勞待逸
錯誤的“勝算”
“郎甲—船頭”之戰
孤拔捲土重來
“淡水—基隆”之戰
第十二章鎮南關：驚人的尾聲
宣光之圍
東南戰場：封鎖與反封鎖
離奇的東風
漢城夜宴：日本的第五次落井下石
天朝介入
雙雄初會
沉船迷案
大崩潰
宣光解圍
山窮水盡
柳暗花明
聯合省軍
中方部署
法方部署
二戰鎮南關
連小說家也不敢寫的諒山奇跡

連鎖反應到了西線
鬧劇般的終戰
第十三章十年競爭落差驚人
中法戰爭震盪波
東亞第一艦隊成軍
東洋暗礁
德國軍火與德國制度
走了另一條道路的日本
全面差距的形成
外交失機，自陷危局
主動參加均勢牌局的日本
降旗事件引發的中英衝突
海軍競賽日本反超
第十四章陷入朝鮮漩渦
朝鮮半島風雲又起
圖窮匕見
和戰之間
外交博弈再度失分
武力援朝，自空家底
豐島偷襲，不宣而戰
高升被沉，餘波不絕
第十五章此路不通，因為不許去走
李鴻章轉向持久戰
日軍計劃
進退兩難
指揮難題
最後的寂靜
倭刀出鞘
日軍部署
目錄

清軍部署
天上掉下了餡餅
起錨
痛失平壤
意外的海戰機會
第十六章大敗局：從黃海慘勝到旅順失守
接觸
黃海激戰
出乎意料的落幕
勝負之爭
國門洞開
鴨綠江失守背後的歷史隱喻
失大連
丟旅順
第十七章有人從此到瀛洲
移師山東再占先機
榮成灣：日軍登陸
威海衛：龍旗飄落
明爭暗鬥總無術
價值一億兩的憤青一槍
春帆樓上，城下之盟
畫外餘音陸沉的古國與崛起的新大陸
一個年份，兩件大事
新霸主的崛起
聯俄迷夢一場空
美國之行
陸沉的新時代
主要參考文獻

1870—1895年，是李鴻章主政北洋、應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26年，是全球權力格局巨變的26年，是大清國屬國琉球被吞、越南失據、朝鮮失守，臺灣地區告危，主權頻頻染指的26年，是晚清現代化艱難轉型、加速進入下行曲線的26年。李鴻章坐鎮直隸，身兼北洋通商大臣、協辦大學士，無疑是西太后籠絡的重點對象。在向李鴻章展示了作為一個母親的悲傷後，慈禧同時又向李鴻章展現了一個女政治家出色的判斷。她決定，大力支持李鴻章的自強大業。李中堂呼籲教改
同治十三年的日本入侵臺灣事件給大清國敲響了警鐘。
日本，一個同樣是東亞國家的蕞爾島邦，僅僅只是進行了十年不到的維新，現在居然就敢於挑釁大清王朝，甚至圖謀佔領臺灣。這件事情對清廷刺激很大。其直接結果就是促生海防大籌議的展開。
根據最直觀的理解，這次危機被定義為一次“海防”危機。所以相關討論也是在“海防”的題目下發起的。
雖然已有上諭決定在高層內部來一次海防大討論。但在李鴻章看來，“竊料奏議即多，仍是空話。農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無成也。”但該說的話還是要說，正如李鴻章寫給其兄李瀚章的信中所言，“若弟不暢所欲言，各督撫未必盡知，未必敢說。”於是也才有了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的《籌議海防折》。在這份奏摺裡，李鴻章不僅說出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觀點，更本著“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要用數千年未有之大轉變應對的態度，提出了深度改革的建議。
李鴻章指出，洋槍洋炮的引進，鐵甲艦的購買，新式海防要塞的構築，都只是應急之舉，而非根本之圖。關鍵的桎梏還是在於：“人才之難得（教育有問題——筆者注），經費之難籌（經濟有問題——筆者注），畛域之難化（政治體系有問題——筆者注），故習之難除（文化導向有問題——筆者注）。循是不改，雖日事設防猶畫餅也。”所以“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其中，人才養成又是關鍵中的關鍵所在。
在這份奏摺的“附單”中，李鴻章鄭重提出：“臣更有陳者，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回顧歷史，“洋人入中國已三十餘年，駐京已十餘年，以兵脅我，殆無虛歲”。可是國家依然嚴重缺乏“練達兵略，精通洋法”的人才，原因就在於普遍性的“不學”，而“下不學”又起源於“上不教”。核心障礙就是科舉考試的內容與形式都已經高度不合時宜。關於這一點，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的春天，在和恭親王的通信中，李鴻章就感慨大清國裡文則時文小楷，武則弓馬刀箭，前者“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後者“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長期以往，“人才何由而出”？如此下去，“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
故而要進行教育改革，科舉的形式不必斷然廢除，但考試內容與考試方法，以及隱藏在內應與方法背後的對“人才”的界定，一定要改。改的方法就是在科舉中增設洋務專科，再與遣派留學生，地方上設立西學機構相結合，“凡格致（物理）、測算（數學、幾何學）、輿圖（地理）、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等“有切于民生日用、軍器製作之原”的學科，都應列入。如此積以時日，20年後當可打開一個嶄新的局面。
似乎是為了加強說服力度，激起同僚們的奮發之心，在同一天上呈的《籌議鐵甲兼請遣使片》中，李鴻章又以日本為參照系，指出該國：“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鐵礦，自鑄洋錢，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多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臺灣之舉。”更堪憂慮的是：“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今雖勉強就範，而其深心積慮，覬覦我物產人民之豐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齊，將來稍予閑隙，恐仍狡焉思逞。”
李鴻章的發言在大清國官僚體系內迅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只不過爭論的焦點既不在海防也不在教改，而在於李鴻章是不是漢奸。
在那些夜郎自大又甘做井底之蛙的官員們看來，李鴻章主張在科舉考試中增加西洋內容，這就是要“以夷變夏”，是比物質層面的賣國賊更可怕的文化漢奸。結果就是群起而攻之。雖然這種圍攻不能影響李鴻章個人的地位，但卻已經足以打消掉中央政權進行教育改革的勇氣與底氣。教育改革走不動，李鴻章只好退而求其次。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不僅在地緣戰略上揭示了日本的威脅，還在技術層面暴露了大清國的反應遲鈍，既然如此，從技術革新入手，也是一條改革之路。正如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的附單中指出的那樣，“有事之際，軍情瞬息變更”。如果能像西洋列強那樣，“有電線通報，經達各處海邊，可以一刻千里。有內地火車、鐵路，屯兵于旁，聞警馳援，可以一日千數百里。則統帥尚不至於無事”。可是，大清國全部沒有，以這次日入侵臺灣事件而言，“臣與沈葆楨協商調兵，月餘而始定。及調輪船分起裝運，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業經定議矣。”假設日後再有類似事件發生，恐怕大清國的反應還是“緩不及事”。故而，僅從國防安全的尋求，就有大建電報、鐵路的必要。而電報、鐵路不僅有軍事價值，還有益於經濟發展。鐵路的一個直接功效就在於可以更便捷地將山西的煤炭資源外運。而當時正值第二次工業革命風潮大起，煤鐵複合體型經濟大力發展的時候，故而煤炭資源的開發非常重要。同時，火車的動力來自於煤，建鐵路本身需要鋼鐵業的大力支持，而鋼鐵業又對軍事力量影響深遠。故而修建電報、鐵路線，開採煤鐵礦，刺激經濟發展，加強海防，改善國防環境就聯繫在了一起，從而形成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局面，一點突破，全盤皆活。就這樣，李鴻章又與大清國的電報與鐵路建設結下了不解之緣。最初的轉機發生在同治十三年的十二月。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1875 年1 月9 日），53歲的李鴻章被任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也即首席大學士。在明清兩朝，大學士在政治權力架構中的法理地位並不高。說白了，就是皇上的一群高等秘書。但放在明清兩朝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框架下，皇帝的雞毛尚能當令箭，何況秘書與秘書長？所以大學士在現實政治中的地位又是絕對的位尊權重，往往在軍國大計上發揮重要的影響。李鴻章出任首席大學士，無疑向人們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從此之後，李中堂不僅仍將是地方督撫的龍頭，同時他更將接近大清國的權力運作核心。
就在李鴻章官運亨通的三天之後，剛剛親政不到兩年的同治皇帝暴崩于養心殿，年僅19 歲。
葬禮期間，李鴻章三次陛見皇太后，大談他的煤礦、鐵廠、電報、鐵路、海防籌備、教育改革來。今天的讀者一定會覺得，李鴻章選擇的是一個再糟糕不過的機會。西太后剛死了兒子，哪有心思聽他嘮叨這些事情。可是，不要忘了，西太后可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相對于母親這個角色，她首先是一個女政治家，一個權利欲極強的女政治家。
不錯，同治是他的親兒子。但卻是一個非常不聽話，個性極強的親兒子。當這個兒子已經長大，並且親政時，太后再想垂簾聽政，那就不可能了。可現在不同了。同治的死，等於給了慈禧一個權力復活的機會。在她的努力堅持下，她妹子與醇親王僅四歲的幼子載湉，被立為新帝（即光緒帝），兩宮太后再次垂簾聽政。在這權力交替的重大關頭，朝中重臣與地方實力派的支持至關重要。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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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鎮直隸，身兼北洋通商大臣、協辦大學士，無疑是西太后籠絡的重點對象。李鴻章此時與之商討新政推行，正是一個大好時機。果然，在向李鴻章展示了作為一個母親的悲傷後，慈禧同時又向李鴻章展現了一個女政治家出色的判斷。她決定，大力支持李鴻章的自強大業。小皇帝死了。李鴻章的事業與官運反而都有了轉機，歷史就是這樣奇妙。馬嘉理事件
晚清歷史不僅奇妙，更充滿著兇險。事實證明，李鴻章的官運確實有了轉機。但他的事業卻遭遇了暗礁。
就在光緒元年（1875 年）的正月十六，英國駐華公使館翻譯官馬嘉理（時年29歲）及四名中國隨從在雲南騰越廳境內“探險”被殺。僅比光緒帝登基早三四天。
殺人者一說是當地土匪，一說是山區野人，一說是當地仇外官員雇傭的殺手，至今未有定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案發後地方官先是隱瞞不報，繼而又堅稱殺人者是當地野人，未及時進行調查取證工作。這就使大清國在外交上處於一個極被動的狀態。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借機大肆恐嚇，揚言若中方不能作出令英方滿意的答覆，英方就將採取“自由行動”。
到此地步，清廷也只有門牙打掉往肚裡咽，一口咬定系野人所為，地方官主要負失職的責任。並希望以賠款和增開溫州、北海兩處通商口岸為代價，息事寧人。英方卻不甘心就此了局，堅決駁回中方的開價，並直斥中方審案“如兒戲”。威妥瑪道：“總署諸人如同小孩子，說來說去，總是空談，一味說從容商辦，定是一件不辦。一到總署，必定吃飯，總署大臣陪坐，好象飲食就是外交上的頭等大事。大臣一個看一個，新大臣看老大臣，老大臣看恭親王，恭親王一發言，大臣便轟然響應。”
可問題無法解決。如此你來我往，爭論一拖就是一年有半。其間英國公使甚至一度揚言要下旗離京，讓兵艦來解決問題。直到光緒二年（1876年）的六月八日，才又有了轉機。
這一天，清廷下諭旨，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往煙臺與英使會商。薛福成寫就《論與英使議約事宜書》上呈李鴻章，提出“以拒為迎”的談判方針，主張對英國的無理要求不應遷就，應一面備戰，一面將滇案本末遍告各國使臣，力爭外交解決。
本著這個方針，李鴻章在煙臺將英、俄、德、法、美、日、意、奧（匈）八國公使召集到一起開會，巧妙地利用列強間的矛盾制衡英國，在讓英國產生受挫的同時，再作出適當的讓步，終於讓英國知難而退，轉而尋求與中方協商解決問題。
七月二十六日，李鴻章代表大清國與英國簽署了《中英煙臺條約》，清廷除向滇案中死難的英國人付撫恤金20萬兩，增開三個通商口岸外，還要另派道歉使臣於十月十八日由上海啟行往英國正式致歉。
對大清國而言，這是又一個慘痛的教訓。正如曾紀澤對西太后所說的那樣：“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雲南馬嘉理一事。”難題在於由誰作代表去英國道歉。
在當時的大清國有一個頑固的群體，他們通過科舉進入官僚系統，死抱著老一套不放，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外不參與洋務，內不參與新政，反而專門攻擊搞洋務、辦新政的人與事，他們自命為清流，而將洋務—新政派稱為“濁流”。他們高唱“尊王攘夷”的高調，“反稍談外交、識敵情者，咸斥之為漢奸大佞，痛詆之不遺餘力。”
正是這個激進而又幼稚的清流派，在晚清重大外交決策上起到了嚴重的干擾作用。
在這個主流風潮下，大多數人是避“洋務”猶恐不及，何況這次是去給洋鬼子道歉？更讓他們感到不安的是，這次的“道歉特使”道完歉後並不完事，而是就此做大清國的第一位常駐外國使節。後人說：這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里程碑。當時人卻不這麼看。在他們眼裡，住在可怕的蠻夷之國，那就是去父母之邦，就是“二鬼子”。
但必須有人去。誰去？郭嵩燾去。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曾國藩的金蘭之交，晚清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可是，他要去，他的湖南老鄉們卻不讓他去。在後者看來，郭嵩燾不顧輿論的反對，“堅持”去當道歉特使，只能用一句話解釋：想當官想瘋了。一夜之間，郭嵩燾成了“官迷”與“二鬼子”的代名詞。而罵他最狠的，正是他的老家——湖南。
認識他的人，爭相與之劃清界限。不認識他的人。更是不遺餘力地攻擊。以至出現了湖南人“恥與為伍”的局面。一副很有名的對聯也就誕生在這時。上聯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下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這裡的“鬼”，特指洋鬼子。
當年在湖南省會長沙參加鄉試的考生們，也是愛國不甘人後。自發組織了聲討大會。群情激奮中，忽然傳來一個消息，說在郭嵩燾出資重修的唐代古刹上林禪寺中，藏有洋人！這還了得！
於是乎，眾憤青振臂直前，浩浩蕩蕩，直殺上林禪寺。一番大搜之後，自然不可能找到什麼洋人。找不到的結果就是一把大火，千年古刹，化為墟丘。但他們還是覺得不過癮，於是又有人提出建議：開除郭嵩燾的湖南省籍！而且要繼續火燒郭家樓。
如果不是當地官府奉命對郭家樓進行了緊急戒嚴，郭家樓也難逃付諸一炬的結果。
無畏的無知者們造成的風狂雨橫中，西太后發話了：“國家艱難，須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體國，此事亦無人任得，汝須為國家任此艱苦。”“汝事，朝廷自能體諒。不可輕聽外人言語，他們原不知什麼。”
李鴻章等洋務精英同樣想方設法地替郭嵩燾排除障礙。於是也才有了後面一段“七萬里之行，似尚慷慨”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