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思想史散論：《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讀稿劄記（簡體書）

《中國學術思想史散論：讀稿劄記》是201卷《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讀稿劄記。每部“中國思想家評傳”均有一篇讀稿劄記，計201篇。另有獨立增設東漢經學家鄭玄（附馬融）、唐代天文學家一行（附劉焯、李淳風）、五代經籍出版家馮道、宋代政治家宋太祖、宋代建築學家李誡、金朝文學家元好問、明代航海家鄭和等七部“評傳”的建議稿。每一建議稿亦獨立成篇。還有在相關“評傳”中附設明末清初史學家談迂、清代戲劇家洪昇、校勘學家顧廣圻、近代青年革命家秋謹“評傳”的建議；因這幾部並不獨立成冊，僅附設在相關的評傳中，故建議之文亦在相關劄記內。所以，全書劄記之文計208篇。文章順序，大致按照傳主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中所發揮作用的歷史順序（並參考生卒年）編排的，目的是彰顯中國學術思想史發展的基本脈絡。如果讀者有心讀完全書就會發現：這是一部別具風格的中國思想史。

《中國學術思想史散論:<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讀稿札記》另有獨立增設東漢經學家鄭玄（附馬融）、唐代天文學家一行（附劉焯、李淳風）、五代經籍出版家馮道、宋代政治家宋太祖、宋代建筑學家李誡、金朝文學家元好問、明代航海家鄭和等七部“評傳”的建議稿。每一建議稿亦獨立成篇。還有在相關“評傳”中附設明末清初史學家談迂、清代戲劇家洪昇、校勘學家顧廣圻、近代青年革命家秋謹“評傳”的建議；因這幾部并不獨立成冊，僅附設在相關的評傳中，故建議之文亦在相關札記內。

出版說明
“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讀匡亞明《孔子評傳》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讀楊善群《孫子評傳》（《叢書》卷2）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讀陳鼓應、白奚《老子評傳》（《叢書》卷3）
“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
：讀邢兆良《墨子評傳》（《叢書》卷4）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讀鄭良樹《商鞅評傳》（《叢書》卷5）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讀楊澤波《孟子評傳》（《叢書》卷6）
辨“同異”的惠施與“離堅白”的公孫龍
：讀楊俊光《惠施公孫龍評傳》（《叢書》卷7）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讀顏世安《莊子評傳》（《叢書》卷8）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讀郭維森《屈原評傳》（《叢書》卷9）
“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讀孔繁《荀子評傳》（《叢書》卷10）
“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
：讀洪家義《呂不韋評傳》（《叢書》卷11）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讀施覺懷《韓非評傳》（《叢書》卷12）
“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讀于琨奇《秦始皇評傳》（《叢書》卷13）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讀張大可、徐日輝《張良蕭何韓信評傳》（《叢書》卷14）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
：讀王興國《賈誼評傳》（《叢書》卷15）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讀王永祥《董仲舒評傳》（《叢書》卷16）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
：讀王雲度《劉安評傳》（《叢書》卷17）
“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
：讀莊春波《漢武帝評傳》（《叢書》卷18）
“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讀晉文《桑弘羊評傳》（《叢書》卷19）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讀張大可《司馬遷評傳》
“象天地日月星辰草木萬物，順之則和，逆之則亂”
：讀盧央《京房評傳》（《叢書》卷22）
“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
：讀徐興無《劉向（附劉歆）評傳》（《叢書》卷21）
“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讀王青《揚雄評傳》（《叢書》卷23）
……

的角度評說張衡者，在現代僅見于張舜徽老先生的《中國古籍校讀法》。本書作者許結（1957～ ）教授，其學問由父榻、由田頭、由車間、由資料室而來，自幼及長至壯數十寒暑，煎出一位研究漢賦的專家。而撰寫本評傳對他無疑是新的挑戰：不僅艱深的天文學知識讓文科學子望而卻步，而怎樣從思想家的角度重新認識張衡，更是不知從何下手。而本書恰恰在此點上實現了新的突破。審稿人之一的郭維森教授評之日：本書具有全、通、創三大特點，當為研究張衡的一部力作。
作者認為，張衡一生有七大貢獻：一政治學，見《請禁絕圖讖疏》、《應間》、《思玄賦》；二哲學，見《靈憲》；三天文學，見《渾天儀注》與《靈憲》；四數學與歷法學，見《開元占經》與《后漢書?律歷志》；五機械學，見《后漢書?張衡列傳》；六地震學與氣象學，見《后漢書》本傳；七文學，張氏與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合為“漢賦四大家”。（p.3）而之所以有這七者，乃是因為歷史使命與時代的學術思潮造就了一個“尊道而又崇禮”的思想家。張所尊的道，乃兼“玄化為本”和“德教為宗”兩種屬性；他所崇的禮，則反映了東漢中葉之后的“澆淳時異”而“風化應殊”的思想特征。（p.96）
的確，張衡所生活的和帝（88～105年在位）、安帝（106～125在位）、順帝（125143年在位）三朝，宦官權勢日重，羌患烈于匈奴，以及自然災害特別頻繁的時期——據作者統計，自和帝永元元年至順帝漢安二年計54年中，有46年均有較大的天災，其中水災28次、風（含“雹”）災17次、旱災l8次、蝗災l3次、地震（含“山崩”）災害47次。怎樣認識這些現象？作為漢代人，當然要從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中，尋找原因，天災源于天子失政，所謂“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也。張衡不可能擺脫此種時代之意識，但是，其可貴之處，是把糾“政之失”從迷信圖讖，轉為對道的追求和經常性的禮治建設上。所謂對道的追求，從現實性來說，即認為合乎天道、天象的制度是最清凈美好的，比如他在《東京賦》中對禮樂制度的描寫：“元祀惟稱，群望咸秩。揚檁燎（古代封禪祭天的一種儀禮。以牲體置柴堆上焚之，揚其光達到天，以祀天神）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p.162引）這表明張衡將尊崇北極及太一之道的禮樂制度認作是最美妙的，因而崇禮乃尊道之必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