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豬類馴化、飼養與儀式性使用（簡體書）

《中國古代豬類馴化、飼養與儀式性使用》立足於豬骨遺存本身，運用動物考古學和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並借助相關學科的手段和成果，側重量化分析，對中國古代豬類遺存進行了多維視角的系統研究。家豬判斷標准、中國豬類馴化、家豬飼養的早期發展和豬牲儀式性使用四個方面是本書的主要內容。本書資料翔實，新意迭出，全面展示了新時期中國動物考古學中有關豬類綜合研究的嘗試與進展。《中國古代豬類馴化、飼養與儀式性使用》可供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科技考古、畜牧史、經濟史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和相關專業師生參考、閱讀。

《中國古代豬類馴化飼養與儀式性使用》一書就是羅運兵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吸收這幾年的新資料，通過進一步深入研究完成的。他在該書中對中國考古遺址出土的豬骨遺存資料進行了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收集和最為系統的梳理；進一步充實和完善了對古代家豬的系列判斷標準；將中國家豬的起源時間向前推進至距今9000年左右；論證了前仰韶時期遺址中豬群體形特征的南北差異，將中國家豬起源道路概括為“本土多中心起源”，提出并論證了“原生型”與“再生型”兩種起源模式；論述了家豬起源動因的“祭祀說”。

序言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家養還是野生：判斷標準的討論
第一節引言
第二節形態學觀察
第三節年齡結構分析
第四節相對比例分析
第五節文化現象觀察
第六節食性分析
第七節病理學觀察
第八節古DNA分析
第九節系列標準的建立與運用
第三章中國古代豬類馴化的探索
第一節引言
第二節中國豬類資源及其系統演化
第三節前仰韶時期中國各地區家豬出現的證據
第四節前仰韶時期遺址豬群的群體特徵與地域差異
第五節中國家豬起源的道路：本土多中心起源說
第六節中國家豬起源的模式：原生型與再生型
第七節中國家豬起源的時間
第八節中國家豬起源的機制
第四章中國家豬飼養的早期發展
第一節引言
第二節各地區家豬飼養的早期發展
第三節地區發展模式的歸納與解釋
第四節測量尺寸所反映的時空差異
第五節古代家豬飼養的方式與規模
第六節古代家豬飼養與農業發展的關係
第五章古代豬牲儀式性使用的考古學觀察
第一節引言
第二節史前豬牲遺存的材料總述
第三節史前豬牲遺存的性質分類
第四節史前豬牲遺存的含義辨析
第五節史前豬牲遺存的量化統計
第六節史前豬牲遺存的時空分佈
第七節史前豬牲隨葬的墓地材料考察
第八節先秦時期豬牲使用的整體情況
第六章結語附表附表1中國考古遺址出土豬骨基礎數據庫附表1-1全新世考古遺址哺乳動物群中豬的相對比例附表1-2全新世考古遺址豬群M3尺寸附表1-3更新世考古遺址豬群M3尺寸附表1-4全新世考古遺址豬群中成年個體比重附表2考古遺址出土豬骨食性測試數據庫附表2-1國內考古遺址豬骨食性分析測試數據附表2-2國外考古遺址豬骨食性分析測試數據附表3史前遺址出土動物犧牲數據庫附表3-1墓葬出土動物犧牲附表3-2墓葬之外遺跡出土動物犧牲主要參考文獻
一、基礎資料
二、研究論著後記

第一章 緒論
豬的馴化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創造發明之一。中國作為世界上最早、最重要的豬類馴化中心之一，最遲在距今8500年左右，家豬在中國即已馴化成功，并迅速成為中國古代農耕社會最重要的家畜和中國古代人民最主要的肉食來源（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種格局一直延續至今（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家豬生產和消費最多的國家，豬肉是中國居民攝取蛋白質的第一來源），并對東亞及周鄰地區產生了廣泛的輻射影響――這些地區的家豬馴養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國相關技術傳播的影響，或是直接從中國引入家豬品種；而且同樣以家豬作為主要肉食來源。因此，豬的馴化、飼養在中華文明的發展與傳播過程中意義重大。
一直以來，有關家豬的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的研究被作為世界范圍內動物考古學研究中的前沿課題，在中國，這種重要性更加明顯，除了家豬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家畜之外，還在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地區在家畜馴養方面選擇了與西亞等地明顯不同的發展道路。所以，深入開展中國豬類馴化、飼養研究，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國古代家豬飼養的早期發展歷史，進而為全面復原古代先民的經濟生活提供關鍵支撐；同時也有助于了解中國家畜起源的機制，并對探索世界范圍內家畜馴養的不同發展模式有著積極意義。此外，家豬飼養作為廣義農業的一部分，與谷物栽培有著密切的聯系，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家豬起源和早期發展，對整體推進中國乃至國際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研究也有著重要意義。另外，中國考古發現的古代遺存中出土了極其豐富的與各種儀式性活動（如祭祀、隨葬等）相關的豬骨材料，還發現了大量的豬形制品和豬形圖案；出土文獻和傳世典籍中也有大量關于豬牲的記載，這表明豬在中國古代先民的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時，還在當時先民的精神領域以及社會政治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很明顯，對這些材料的系統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古代社會的系統運作，深化對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與社會發展進程的認識。同時，中國豬類品種在世界上最為豐富，其遺傳資源多樣性有無法比擬的優勢。加強對中國古代家豬的DNA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國現生家豬地方品種的形成及其種群的起源進化歷史，對保護中國農業動物遺傳資源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有關中國古代家豬的研究已積累了不少成果，涉及的學科或分支學科有考古學、動物考古學、分子生物學、古生物學、畜牧學、遺傳學、歷史學、民族學等。目前亟待對這些資料進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建立相關的數據庫。同時，要強調的是，上述有關研究整體上都相當零散，極不系統，多局限于對少數或個別遺址的出土資料的研究，缺乏在較大時空范圍內的綜合研究；相關問題的探討還有待深入，堅實的個案研究太少；研究方法（如對豬骨遺存的野生還是家養的判斷）大多過于單一或陳舊，缺乏對方法本身的系統總結和理論反思；運用其他學科的材料或研究成果時缺乏分析或對最新成果缺乏關注。另外，由于不同學科出發點不同，或側重于文獻，或側重于現生材料，或側重于考古材料，不同學科之間的相關研究成果亟待整合。總之，已積累的大量原始資料亟待全面梳理、龐雜的已有研究成果也迫切需要系統總結；另外，早期研究由于方法和材料的限制，許多問題都留有很大的再探討的空間或進一步檢驗的必要；現在，學科理論的發展和新材料的不斷涌現，也為我們全面檢視已有認識、開展新的探索提供了便利。
當然，從考古學與動物考古學的視角來看，相關研究的基礎還是依賴考古出土的豬骨實物標本及其測量統計數據的積累。事實上，中國考古遺址中出土的豬骨材料極其豐富，目前正式公布、經科學鑒定明確出土有豬骨的遺址已不下200處（見參考文獻有關考古遺址動物考古鑒定報告），其中豬骨材料相對豐富或比較重要的遺址約175處，這些遺址從自北至南、從東至西廣泛分布，基本遍布全國（圖1-0-1）。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收存了大量的豬骨實物標本［共60多個遺址，比較重要的有：新石器時代的內蒙古興隆洼、興隆溝，甘肅胡李家，山西西王村、東關、陶寺，河北南莊頭，河南賈湖、西水坡、山臺寺，山東教場鋪，安徽尉遲寺，湖北楠木園、雕龍碑，浙江跨湖橋，江蘇三星村，廣西甑皮巖等遺址；先秦時期的內蒙古大甸子，陜西灃西，河南二里頭、鄭州商城、偃師商城、花園莊、黑河路、新鄭中行（鄭國祭祀遺址），山西高紅，山東前掌大，安徽何郢等遺址］，并積累了一大批原始測量數據。這些都為本研究的順利進行提供了關鍵的資料保障。
總之，全面開展中國古代家豬的研究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本人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現有的相關資料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并就家豬判斷標準、家豬起源、家豬飼養的早期發展以及古代特殊埋藏的豬骨遺存（與一般的生活垃圾不同，多為儀式性使用的豬牲）4個方面重點展開討論。
由于各地區漢代以來經科學鑒定的動物考古學資料相當匱缺，所以本書將研究的時間范圍主要限定于新石器時代和先秦時期（這里的先秦時期特指夏商周時期）。
一、已有研究述評
結合本書的研究內容，這里僅就有關家豬的判斷標準、中國家豬起源、家豬飼養的早期發展、豬的儀式性使用和豬形藝術品5個方面略作回顧和總結。
（一）關于家豬的判斷標準
對考古遺址出土的豬骨進行野生還是家養的判斷是展開家豬馴化、飼養研究的基礎，這涉及家豬的判斷標準問題。
在家畜的判斷標準方面，國外學者理論探索較多，已有不少方法論上的系統總結①。目前國外比較常用的判斷標準有外來品種的出現、形態與尺寸、動物群構成比例、性別與年齡結構、文化現象、病理證據、相關人工制品（馴養工具與藝術品）等，這些標準當然也適應于對家豬的判斷，也有不少論文具體論述了家豬判斷標準的運用②。有學者對有關家豬的判斷標準進行了系統反思，強調已有認識還都有待更多材料的檢驗③。
在中國，對豬骨遺存的相關判斷起步相當早④，但國內學者運用的判斷標準多局限于對骨骼的形態觀察和年齡結構分析，或強調注意藝術形象⑤。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國內在家豬的判斷標準上基本上沒有什么突破，也鮮有在方法論上的總結和思考。近十年來，才出現運用性別比進行相關判斷的個案研究⑥，而運用動物群構成比例進行相關判斷則在近幾年才出現⑦。不過，一個較好的趨勢是，近幾年來國內已開始較全面地引進國外的家畜判斷標準。袁靖先生對家豬的判斷標準進行了初步總結⑧；另外，一些新興的標準，如食性分析、古DNA研究、線性牙釉質發育不全（LEH）觀察、牙齒幾何形態測量等方法也開始進入國內學者的視野，并展開了相關實踐⑨。
很明顯，家豬判斷標準是國內動物考古學界比較薄弱的環節。一是在理論探索方面建樹不大，對已有實踐缺乏方法論上的總結；二是對國外大多數標準都是直接引用，對其局限性、適用范圍較少關注，缺乏應有的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反思；三是多孤立地使用單一標準，缺乏對系列判斷標準的整體把握。總之，結合中國考古實踐的實際，對已有的判斷標準進行深入、系統的總結是一項非常迫切的任務。
（二）關于中國家豬起源
家豬起源是動物考古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但在中國，最早的相關研究是由古生物學者和遺傳學者進行的，他們在研究化石豬類的系統演化和現生豬類的系統分類時，對中國家豬的起源也有所涉及。他們大多認為中國家豬的華北類型和華南類型分別源自不同的野豬亞種（或種）（這暗含了多中心起源的觀點），而且大多認為中國家豬是本土獨立馴化的①；但也有個別不同意見。例如，佐伊納（Zeuner）認為中國華南家豬與分布在印度的野豬（Suscristatus）的亞種有關②，這種觀點實際上認為中國華南家豬起源于境外，不過這僅與她的分類系統有關。后來奧爾森（Olsen）對此作過總述：“中國更新世豬類古生物學方面的報告、愛潑斯坦（Epstein）關于中國豬類遺傳學方面的分析以及考古學方面的證據這三個方面的材料都證實，在中國豬類的發展史上確實存在著一個不間斷的世系。幾乎每一個仰韶、龍山時期的遺址以及許多更新世時代的遺址中都發現有豬的遺骸，這些豬所具有的特征彼此非常相似，以至于在分類學上不可能區分它們。這些證據表明，中國是家豬的起源中心地區之一”③。當然，現在看來，中國更新世豬類化石、全新世考古遺址豬骨及現生豬類在形態上的相似還不足以證明它們之間存在親緣關系。
20世紀30年代，可能由于當時中國考古材料匱乏，有個別的西方學者還認為中國家豬最初可能是從西方（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傳入的④。1976年，鐘遐先生就河姆渡遺址的考古材料批判了這種觀點，并強調中國家豬起源于多中心⑤。隨后李有恒先生也從考古學的角度指出：“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在不同的生態環境中，豬的馴化可能不僅限于一地（一個中心），這個論斷與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多中心發展不期然可相對應。當然馴化的過程可能有早有晚，并且在各地區之間的影響和交流應該是存在的。”他還強調“中國家豬的起源與馴養的問題，應該從中國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豬骨的研究中尋求答案。……中國更新世的豬類化石與中國豬類的馴化并無直接的關系，它們只能算是中國家畜豬在地史上的遠祖”①。這些見解極有深度與前瞻性。畜牧史專家張仲葛先生也較早地提出了中國家豬的馴化起源于多個中心的觀點②，在《中國豬品種志》里他又作了進一步闡述：“中國家豬的馴化不是一個中心，而是由中國南北各地的居民馴化當地的野豬形成的。華南野豬是中國南部地區各豬種的祖先，華北野豬是華北、山東、河南、甘肅南部和四川大部分地區家豬的祖先；東北白胸野豬是中國北部家豬的祖先；臺灣野豬是臺灣小耳豬的祖先，矮野豬是云南、廣西地區矮種家豬的祖先。”③隨后高式武、謝成俠先生等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④。他們參考了考古學的相關發現，但主要依照的是各地現生野豬、家豬在體形、毛色和繁殖力等方面的差異。
20世紀80年代以來，分子生物學研究在中國興起，這為探討中國家豬的起源與馴化開辟了新的途徑。目前分子生物學對中國家豬地方品種間的遺傳關系（群體遺傳變異和親緣關系）及其系統分類、現代野豬的系統地理分布以及野豬與家豬地方品種的親緣關系等方面的研究都積累不少研究成果。其中，細胞學標記、生化標記和DNA分子標記多方面的研究證實中國家豬與歐洲家豬有著不同的世系，而且絕大部分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家豬是多中心起源的⑤。也有部分研究者從線粒體DNA方面的研究得出了單一起源論的觀點⑥。目前在這一領域以拉爾遜（Larson）等公布的研究成果最為權威：對世界范圍內的大量采樣研究表明，不同地區的家豬與本地區的野豬在基因上更加相似，具有較強烈的地域特征，他們據此認為歐亞大陸至少存在7個獨立的馴化中心，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地區就是其中之一⑦。隨后，國內學者對東亞的現生野豬和家豬進行采樣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東亞地區的家豬主要起源于湄公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而東北亞、黃河流域和長江上游對此并無貢獻①；按此，就中國境內而言，長江中下游地區似為最早的獨立馴化地。這些研究成果為中國家豬本土起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證據，同時此類研究的采樣模式也對反思中國相關研究的結論分歧很有啟迪。
而對古代豬骨的DNA研究的初步成果顯示，中原地區現代家豬與龍山時期至夏商時期的古代豬在遺傳上具有明顯的延續性，這些古代豬的遺傳多樣性還指示該地區是中國家豬馴化中心之一②。吉林萬發撥子遺址個案研究顯示，當地可能也獨立開展了豬的馴化與飼養③。
另外，中國分子生物學方面的學者還利用“分子鐘理論”對中國家豬起源的時間進行了估算，從線粒體DNA、微衛星標記、Y染色體三種不同DNA分子標記角度進行的研究表明，中國家豬起源年代均可早至距今16000～8000年④。這種基于分子鐘估算得出的年代與中國目前動物考古學界已有的結論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動物考古學研究方面，中國家豬起源的時間隨著新材料的出現被逐漸更新。最初河姆渡遺址材料的發現證實中國家豬起源時間可早至距今7000年左右⑤；由于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被鑒定出有家豬⑥，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部分學者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家豬，年代可早至距今9000年⑦；隨后，華北地區繼磁山遺址外，賈湖遺址也被鑒定出有家豬⑧，后者的年代可早至距今8000年以前。當然，大多數學者對甑皮巖和賈湖遺址的研究成果持謹慎態度，目前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家豬出自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年代距今8000年左右⑨。不過最近通過對賈湖豬骨遺存進行系列標準的重新檢測表明：賈湖遺址確實存在家豬，而且可早至遺址第一期，年代不晚于距今8500年，這是中國目前家豬出現可追溯的最早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