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法律評論：創刊號（簡體書）

官裁判案件時，會設想網絡與評論的環境，進而想自己希望什么樣的網絡與評論環境出現，尤其用裁判規范一種什么樣的環境更符合法律秩序的要求，更能夠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需求。湖北的法官認為不可以隨便從網絡上搜出資料，然后就評價別人“自吹自擂”等，其結果必然導致專家的社會評價降低，其價值判斷的核心在于規范評論行為，目的在于保護個人私權利，他在追求讓言者更慎重，不讓他人輕易因評論而受到侵害；而北京的法官認為應當接受網絡檢索資料這一現實，而使用“自吹自擂”等詞貶義性詞匯，屬評論自由，未超出觀點爭鳴，其價值判斷的核心在于保護評論自由，目的在于提供更寬松的行為環境。可以說兩份判決體現了法官在追求實現兩種不同的秩序。
筆者認為法官使用不同的標準，得出不同的結論，其根本原因都源自于法官的價值判斷。法官在具體案件的審判中本就是對社會、環境、事實、法律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解釋，這解釋的過程始終無法離開價值判斷。正如德國法學家卡爾·拉倫茨描述各種解釋標準之間關系時所說“解釋者必須考慮各種不同的解釋觀點，并說明其選擇某種觀點為決定性標準之理由。法院就此常有欠缺。在窮盡所有獲致確實可靠的結論之方法以后，法官才可以作出只對自己負責的決定。于此，他也必須清楚表明其抉擇的價值判斷”。上述兩起同案中，在審查范圍、證據采信、評論依據、言辭是否構成人格貶損使用不同標準實際上都源于法官的價值判斷。當法官通過價值判斷確定維護某種社會秩序，保護某種權利時，所有的標準都會圍繞其所追求的效果而被選擇使用。正如保護評論自由時，網絡搜索資料的結果與真實情況之間可不作比對，貶義性詞語可以被寬容；而保護個人名譽權時，網絡搜索資料應當核實與真實情況一致，貶義性詞語會導致名譽毀損。如何理解同時代的法官卻持有不同的價值理念呢？我想這既有法官的文化背景、社會經驗，也有法官的認知差異、公正理念等諸多因素。有學者指出“對于同一現象的觀感，可能因為觀察者文化、階層、性別、年齡或危機經驗上的差異，而有不同。即使身處同樣的法律架構內，其相對關系與內容都會因為觀察者是立法者、法官、檢察官、陪審員、辯方律師、被告或被害人而有不同”。具有豐富審判經驗的卡多佐法官將此過程描述為“某個法官從歷史的觀點看問題，另一法官從哲學的觀點看，而還有一個是從社會效用的觀點看；這個法官是形式主義者，而另一個是信仰上的自由主義者；這個法官畏懼變革，而另一個卻對現狀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