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謀學（簡體書）

緊密結合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歷史文化背景，提煉和總結權謀——這種普遍性的文化形態的一般規律，列舉豐富的歷史實例進行分析說明，為權謀做了一個明確的闡述

趙國華，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兼職教授，兼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理事。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軍事史教學與研究，出版有《中國兵學史》等著作，主編《中國謀略事典》、《孫子兵法辭典》等圖書，在重要期刊上發表《中國孫子學的歷史考察》、《中國孫子學的整體辨析》等數十篇論文。劉國建1983年畢業于蘭州大學歷史系，公安部鐵道警官高等專科學校教授。主要從事社會學、心理學以及中國傳統謀略的教學與研究，曾主編《中國謀略事典》、《孫子兵法辭典》，注譯中國謀略典籍《孫子兵法》、《長短經》、《三十六計》、《人物志》、《鬼穀子》，合著有《詭秘的權謀：中國傳統權謀思想評析》等多部著作。

偉大的政治家必是偉大的權謀家，
偉大的軍事家必是偉大的權謀家，
偉火的外交家必是偉大的權謀家，
偉大的企業家必是偉大的權謀家。
《權謀學》由劉國建、趙國華所著，權謀不是吸人骨髓的惡魔，而是幫助人們走出困境、開啟成勸的鑰匙。

說起中國傳統文化，人們會想到儒家文化，或者是儒釋道三教，這當然沒什么錯。但依我們所見，僅憑對儒家文化或儒釋道三教的詮釋，就想全面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應該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單就思想論思想，至多能弄清學派史、教派史，或者學派與學派、教派與教派之間的互動關系，無法涵蓋社會歷史的整個畫面。社會歷史的發展和變化，本質上是人的思想和行為過程。對人的行為進行策劃，制定具體的行為方法，并在行為過程中隨機應變，是整個社會各階級、階層的人們，包括儒釋道三教的信徒，都不可能完全例外的事情。權謀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形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迄今為止的權謀研究，大多停留在傳統權謀典籍的注譯評說，或者權謀故事的分類編纂上面，而少數研究者開始從整體上對權謀作理論探討，也只是一種學術性的嘗試。這里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陷：沒有把權謀研究同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結合起來。實際上，基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主題，人們參與各種社會活動，要想克服所面臨的困難，或者贏得更大的成就，都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方法。權謀正是人們謀求生存與發展的一種能力和方法。因此，把權謀作為一門學問，同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結合起來，進行多層次的開掘和整體性的構筑，有可能突破長期以來文化史研究的諸多片面傾向，有助于進一步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前言一、權謀的基本內涵二、權謀的理論特徵三、傳統謀略的流派四、權謀認識的誤區五、權謀研究的方法第一章大與小一、於微塵中見大幹二、舍小求大，丟卒保車第二章遠與近一、昭義懷遠二、遠交近攻三、遁世與入仕第三章真與假一、以假充真二、以真充假三、以假亂假四、以真亂真第四章剛與柔一、黃石公的剛柔說二、讓他三尺又何妨三、摧剛為柔，受辱不羞四、天子之怒和布衣之怒第五章明與暗一、《韓非子》的君臣術二、明槍和暗箭三、韜光養晦，名助實取第六章強與弱一、說長短，話巧拙二、自強的樞機：“氣”三、治力的方式第七章虛與實一、虛而實，實而虛二、但尋蟻穴決大堤三、虛實的變例第八章進與退一、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二、“權詐之兵”的精髓三、以退為進，轉守為攻第九章直與曲一、心靈溝通二、假借與第三者三、婉轉的規勸第十章順與逆一、鬼穀子的發言術二、順乎？逆乎？三、悠久的話題：用間

所謂“于微塵中見大干”，就是從事物的局部推知其整體。大凡一件事物，在其整體面貌及發展走向未能全部昭示于人之前，往往首先在其局部有所顯現。比如我們雖不得知道某人全部的心理活動以及由這特定的心理所支配的未來將會發生的全部行動，但卻可以在他的語言、神態、舉止，甚至俯仰指顧之間窺見其端倪。現代自然科學發現了“全息率”，說事物的部分是整體的“全息元”，通過事物的部分可以看到事物的整體。如一片葉子是整棵樹木的縮影，一個細胞是整個生物機體的縮影。這一自然科學的理論在社會人事中雖然未必全部適用，但事物的發展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量變即部分的變化；質變，即由量變的增加而引起的整體的變化。既然整體的變化是由部分的變化開始的，那么，由部分觀照整體，由微小觀照碩大，便不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于微塵中見大干，是人們處在復雜多變的社會，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從而立于不敗之地的基本前提。
春秋時期，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在范蠡等人的輔佐下，經過十年生聚，日益強大起來，很快便滅掉了吳國，洗刷了會稽之恥。在慶功宴上，群情昂奮，功臣名將相互致賀，一片歡呼之聲。作為一國之主的越王勾踐卻面有難色，神態反常。范蠡見此狀況，暗自思忖：功成業就令人歡欣鼓舞，而國王卻犯起難來，無非是思慮功業的分享問題。看來共患難容易，共享安樂就難了，因而決意退朝隱去。第二天，范蠡便來向勾踐辭行，說：“我以為，君主受辱，做臣子的不得茍且偷安。大王受辱于吳國之時，我之所以未能以死相報，是想幫大王挽狂瀾于既倒，重建大業。如今吳國已滅，我請大王饒我當初不死之罪，讓我歸老于江湖之間，了卻殘生，我當不勝感念大王的恩德。”勾踐聽后，挽留再三。但范蠡去意已決，遂即掛職經商去了。不久三致千金，周濟親朋，被人們稱為“陶朱公”。
細想范蠡的腦筋，夠神的：細微的神情變化如何復原為復雜的心理活動？大凡人們的心理現象在一定的時刻必定要通過不同的神態體現出來，人們就可以從這不同的神態中觀照不同的心理。這是“神相學”立論的基礎。所謂“有心無相，相由心變；有相無心，相隨心轉”。不同的性格及心理特征甚至可以使人的生物機體的形態發生變化，諸如手相學、掌紋學就是從人的具體“形態”上來相人。南懷瑾先生說，印堂窄的人度量小，為什么？人生處世，不如意者常八九，稍遇挫難便皺眉頭，印堂的肌肉常處在緊縮狀態，日漸定型，印堂就顯得窄了。還有人說露門牙的人會短命。什么道理？大概是這種人吃進的灰塵多的緣故。清代曾國藩著《冰鑒》，涉及到看相的理論。他說“功名看氣宇”。就是說一個人能否成就功名就要看他的風度，看他有沒有能夠感召人的外在形態。“窮通看指甲”。人的事業前途同指甲有什么關系？指甲的主要成分是鈣，缺鈣的人體力差，體力差的人自然影響事業的進取……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這些不同的神態或形態，昭示了一定的社會意義和心理意義。而越王勾踐歡宴不樂的神態雖然意味著一定的社會的、心理的意義的存在，但它本身卻不能直接說明“越王不能與功臣共享樂”這一特定意義的存在。而范蠡又是怎樣準確地捕捉到了越王勾踐深層次的心理活動的呢？這就必須輔以分析權謀對象的過去和現在以及社會的歷史的經驗。歡宴不樂，有悖常情；歷史上因“功高震主”而遭殺身之禍者又比比皆是，不及時隱退更待何時？
范蠡辭職經商后，富埒王侯。一次，他的二兒子因殺人被楚國囚禁起來候斬。范蠡說：“殺人償命，天下公理。但我聽說‘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于是便置辦了價值千金的禮物著遣他的小兒子前往探視。長子得到消息后，固請前往，范蠡不允，長子以為“舍長子而遣少弟，大概是因為我為不肖之子，無臉見人，還不如死了好”。其母急忙為長子說請，范蠡無奈，只好改派長子前往，并修書一封，囑交在朝為官的好友莊生。并再三囑咐說：“將金子交予莊生后，一切聽莊生安排，千萬不要與他爭辯。”父子惜別上路，范公子依囑而行。莊生看了范蠡的信后，便向范公子說：‘錆你馬上離開這里，即使人被釋放，也莫要問什么原因。”莊生素以廉潔耿直享譽朝野，陶朱公厚禮，并無意接受，暫納千金，為的是示信于陶朱公，待事成之后再歸還。而范公子并不解其意，仍滯留未歸，望候消息。莊生為救范家公子，便來見楚王說：“有一個星象不利于楚國，恐怕只有大赦才能逢兇化吉。”楚王素來敬重莊生，當即應允，并隨即作出了將要大赦的指示。范家長子聞悉后，心想：楚王要大赦，弟弟定能獲救，此次前來，虛擲千金，回去后怎么交待？于是便又來見莊生。莊生大驚，問道：“你為什么還沒有離開這里？”范家長子答道：“是的。弟弟將獲大赦，故來告辭。”莊生心里明白，便將范家此前所送禮物如數歸還。莊生因為自己被出賣，便又去見楚王說：“大王大赦意欲修德去兇，而現在道路上卻紛紛喧嚷：陶朱公的兒子殺了人被關押在獄中，家人攜許多金子來賄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赦并非為楚國的百姓，而是為了一個陶朱公。”楚王大怒，立刻下令殺了范蠡的二兒子，第二天下了大赦令。范家長子掃興而歸，俱實以告，家人無不悲哀，范蠡卻笑道：“我早知道大公子一定會害死他的弟弟，并非他不愛自己的弟弟，只是大公子從小與我一起創業，飽嘗生活的艱辛，視錢如命。至于那個小公子，坐享富貴，出入車馬，哪里知道創業之難？我愿意派他去，就是因為他不重財富，拋金如土，而大公子就做不到這一點。小弟死在他的手里，早在意料之中，不足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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