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熱集 新詩話：任鈞作品選（簡體書）

《冷熱集?新詩話:任鈞作品選》收錄任鈞的作品，任鈞，原名盧嘉文，筆名有盧森堡、孫博等，廣東梅縣人，漢族。九三學社成員。1926年開始詩歌創作，1928年后歷任太陽社、左翼作家聯盟，中國詩歌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員，大夏大學、四川省立戲劇學校教授，上海戲劇學院、上海師范大學、上海音樂學院教授。1928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詩集《冷熱集》、《戰歌》、《任鈞詩選》、《為勝利而歌》，詩論集《新詩話》，譯著長篇小說《鄉下姑娘》、《愛的奴隸》，專著《俄國文學思潮》、《藝術方法論》、《托爾斯泰最后日記》等。

有人說，上海是一個缺乏詩意的城市。我不知道持這種觀點的人依據是什么。不同時代，對詩意的理解也許不一樣。回溯上海百年歷史，曾有無數詩人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意味深長的詩篇。大半個世紀前曾在上海激情放歌的任鈞先生，就是一位值得紀念的優秀詩人。
在我心目中，任鈞是一個鏗鏘剛健的名字，這名字，和很多激情洋溢的詩篇連在一起：“我歌唱——我是一口大鐘，要用洪亮的聲響＼去喚醒沉迷的大眾；＼讓大家——為著自己，為著民族：向前沖鋒！……我歌唱——我是一只海燕，要替被壓迫者＼帶來暴風雨的信號！我是一只烏鴉！要替吮血動物們＼唱一支黑色葬歌！”這是任鈞先生寫于1937年的詩，在民族危亡的時刻，年輕的任鈞用激昂的詩句，激起無數囝人的共鳴。他在詩中吶喊：“怒吼吧，中國！你的活路只有一條：抖起全身的氣力——粉碎百年的枷鎖。”他的朗誦詩，在那時成為喚起民眾的嘹亮號角。任鈞有很多值得驕傲的經歷：他在1928年加入中周共產黨，是真正的老革命；他是新文學運動中重要的文學社團“太陽社”的骨干；他曾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領導人；他曾和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有很多交流；他的詩，曾被聶耳和冼星海譜成歌曲，在抗日救亡運動中被火眾傳唱……
而我看到的任鈞，卻是一個謙和樸素的老人。1977年5月，上海召開了一次大型文藝座談會，地點是上海展覽館。這是“文革”結束后上海第一次文學界的聚會，很多歷經劫難的老作家重新出現在公眾面前，其中有巴金、于伶、柯靈、王西彥、黃佐臨。我是當時參加座談會的最年輕的業余作者，被分在詩歌組。在這次會上，我第一次看到同在詩歌組的任鈞先生。他清瘦，文雅，書生模樣，說話細聲慢氣。他當時的身份，是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在那次座談會上，他是詩歌組中最年長者，也足資格最老的詩人。但在開會討論時，從未見他慷慨陳詞，大多時候，他只是默默地聽別人發言。他的發言很短，但令人難忘。他用質樸的占語，平靜地表達了對生活和詩的見解。他談到了魯迅對新詩的看法。作為“左聯”的負責人，當年常和魯迅先生見面，他曾當面征詢魯迅對新詩創作的意見。魯迅盡管很少寫新詩，也很謙虛地說自己不懂新詩，但還是對任鈞談了一些觀點。魯迅認為新詩應該有節奏，有音韻，和散文不同，魯迅不贊成新詩寫得讓人看不懂。任鈞當年寫的朗誦詩。就是受到了魯迅的影響。我的感覺，這位在歷史上曾經寫過驚天動地詩篇的詩人，經過了幾十年人世滄桑，已經歸于平靜。我曾經感到奇怪，任鈞資格這么老，很多比他資歷淺很多的人，解放后都當了高官，而他一直是一介布衣，到晚年也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教授。年輕時的革命經歷，似乎并沒有為他帶來多少光環。然而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任鈞先生沒有什么遺憾，作為一個詩人，他的生命不會結束，他將和他的詩一起，活在中陽人的心中。我想，任鈞先生大概更喜歡當一個教授，在大學給學生講課。我曾聽他所執教的大學師生議論過，任先生淵博而謙遜，是大學課堂里深受學生敬佩和愛戴的老師。
為紀念任鈞先生百年誕辰，文匯出版社曾出版任鈞詩文選《詩筆丹心》，2009年11月，在上海圖書館隆重舉辦“紀念著名詩人任鈞百年誕辰學術座談會”，對任鈞先生的創作成就和歷史地位，作了有深度的研討。任鈞先生的詩文，又重新被讀者關注。現在，文匯出版社又將出版任鈞作品選，集中收入任鈞先生早年的兩本著作，一本是諷刺詩集《冷熱集》，另一本是他的詩歌理論文集《新詩話》。
《冷熱集》出版于1936年，收諷刺詩26首，被認為是有白話詩以來中國第一本諷刺詩集，文學評論家阿英譽之為“中國新諷刺詩的奠基石”。在這本諷刺詩集中，任鈞先生以犀利的語言，幽默的形式，獨特的見解，諷刺揭露了當時正不可一世的法西斯狂徒。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國主義者，都沒有逃過他嘲諷批判的鋒芒。對國內的漢奸和貪官污吏，他也在詩中巧妙而毫不留情地揭開r他們虛偽的面目。任鈞先生自稱“沒有專門研究過諷刺詩作法之類的東兩”，“不知道諷刺詩是不是這樣寫法”，但他的這些詩作，卻成為公認的優秀諷刺詩。他的諷刺詩，看似平淡，卻蘊藏著深刻思想，貌似調侃，卻直擊惡魔的靈魂，它們揭露偽善，鞭撻丑惡，喚醒民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曾經起到過振聾發聵的作用。現在讀這些諷刺詩，可以重溫歷史的起伏跌宕和風云詭譎，也可以了解當年的愛國詩人，是如何用諷刺詩作為武器，卓有成效地參與了抗戰。書中附錄了阿英評論《冷熱集》的文章，這篇文章在抗戰期間幾經周折，被任鈞先生保存下來，時隔數十年才見天日。這是對任鈞先生的諷刺詩極有見地的評價，值得一讀。
任鈞先生是詩人，也是一位頗有建樹的詩歌理論家。他的《新詩話》創作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初版于1946年。其時正值抗戰烽火彌漫之時。他一直關注著詩壇的風氣，也留意新詩的走向，對詩歌創作中出現的各種現象，保持著清醒的看法。在寫詩的同時，他不間斷地以自己的方式寫詩論。《新詩話》中的《詩散談》，形式猶如散文詩，凝練的文字，精短的段落，斷想式的議論，話題涉及到詩歌創作的所有領域，詩和生活、時代的關系，詩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何為詩人，何為詩意，何為好詩，詩和散文的區別，對這些問題，任鈞先生都有獨到的見解。我們今天讀這些詩論，仍然心有共鳴。
任鈞說：“詩的最后的，最高的目的，乃是：創造一個詩的世界——真、善、美的人間。”“真美善的詩篇，一定是由詩人用生命、和血、和淚，去寫出來的；決不是用‘筆’去‘做’出來的。”
詩人是怎樣的人物呢？任鈞認為，他們“是一個永遠保有童心的人、是一個時常把自己的肺肝公開展覽的人、是一個不愿跟帝王做朋友，卻樂于和帝王的奴隸(但決不是奴才！)們稱兄道弟的人；而同時，也就是被自命為聰明的人們認作傻瓜，甚至有神經病的人！”
當年，新詩也曾泛濫過，任鈞在他的詩論中說道：“據說，寫新詩是最容易的事情，于是，許多人都開始寫起來了；于是，新詩便充塞于文壇；于是，便有人喊出了‘詩壇的豐災’。我以為新詩的確很容易寫，假如你不問寫出來的是不是詩，只是分行排列起來，嵌上一兩個美麗的詞藻，押上一些韻腳，便算功德圓滿，杰作完成的話。”這樣的議論，仿佛是對六十年后詩壇現象的預測。
在《新詩話》中，任鈞先生對“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各種流派的詩人都作了客觀公允的評論，他不以詩人的名聲大小作為評價的參照，一切從詩出發，從詩人的真情良知、藝術才華以及創造力出發，因而引發出很多見解獨特的評論。他的不少觀點，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依然能站得住腳。讀他的這些詩話，可以讓人了解中國的新詩曾經走過的曲折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任鈞先生很少寫詩，但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中同的詩歌創作。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曾在上海作家協會的詩歌活動中又見過他幾次。他每次來開會，都很認真地聽，表情和善，尊重每一位發言者。如發表意見，總是言簡意賅，觀點鮮明，有學者的智慧。譬如有一次討論詩歌。他談到有的詩寫得像天書，堆砌詞匯，意象雜亂，其實是故弄玄虛，并無多少明確的內涵，讀者讀不懂，作者自己也糊涂。他認為這樣的詩不會有讀者，也不會有生命力。歷史已經證實了他的看法，當年那些故弄玄虛的時髦文字，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
歷史是不會被人遺忘的，而曾經在歷史的喧囂中出現過的智慧清醒的聲音，更不會被湮沒。任鈞先生留下的詩文，便是這樣智慧清醒的聲音。在新版的任鈞作品選中，附錄了此書的編者盧瑩輝女士撰寫的《永恒的眷戀》，這是任鈞先生的傳記，篇幅雖不長，卻詳盡準確地記錄了任鈞的生平事跡，尤其是他的文學活動。讀這篇傳記，可以清晰地了解任鈞先生的人生之旅和精神歷程。盧瑩輝女士是任鈞的女兒，她為父親編的文集，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2012年9月18日于四步齋

序言
冷熱集
新詩話
評任鈞的諷刺詩
永恒的眷戀——任鈞傳
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