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家薪酬監管法制變革及其超越（簡體書）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露的美國銀行家之“失敗薪酬機制”，遭到民粹和政府的激烈譴責。但銀行家的離譜高薪絕非引發金融危機的核心原因；實際上政客、特別是金融監管者，還有“宣稱蕭條已成宏觀經濟學過去時”的學界均難辭其咎，更準確的說這次危機絕對算資本主義的一次失敗。
要從經濟蕭條中盡速復蘇，各國政府理應避開將銀行家作為替罪羊的政策。超越銀行家薪酬監管，直面結構性失業難題將成為經濟蕭條復蘇的政策共識。而中國銀行業高管正處在從官僚階層向銀行家過渡的職業轉折關鍵期，既要汲取美國“失敗薪酬”的教訓，繼續探索激勵機制改革；也要規避在當前城鎮化等熱潮中回歸官僚階層，所謂“涅磐式墮落”的發生。

劉俊，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副教授。

《銀行家薪酬監管法制變革及其超越》以“銀行家薪酬監管法制變革及其超越”為題。分析了銀行家薪酬監管失敗對促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所扮演的角色；在危機后蕭條余震期間研究銀行家激勵與經濟復蘇、提振就業目標如何銜接；以及銀行家薪酬在資本主義民主危機這個更宏觀、更大背景下的演進趨勢。最后指出中國銀行家薪酬監管傳統模式如何在資本主義民主危機大背景下尋求超越。

這勢必對決策者的決策過程形成較多干涉；反之，若對決策者賦予較多裁量權，對決策者的課責性勢必較小。由于較高的課責性，使得決策過程比較不具效率；反之，高度有效率的決策架構則降低了課責性水準，因此公司法的完整設計應該在這兩項價值沖突中求平衡。誠如1972年諾獎得主肯尼斯·亞羅所觀察“課責的權力永遠是決策的權力”、“課責機制應是足以糾正錯誤，但不應摧毀授權的真正價值。顯然的，一項十分嚴格持續的課責機制得以輕易否認授權。若某甲的每項決策均受某乙審查，我們真實所有的，就變成授權場所從某甲轉移到某乙，抑或因此無法解決所有問題”、“為維持授權的價值，課責似應間歇介入，它可以是定期的、也可采取所謂‘例行管理’，即授權與其決策只有在業績與預期有充分落差時予以審查”。
我國公司法沒有引入經營判斷法則，但并不意味著我國司法機關不介入企業高管自由決策。金融機構高管薪酬的確定程序，機構通過內設薪酬委員會或人事與薪酬委員會來完成。
但為防范馬后炮式的判斷不當影響中行等金融機構的正常運轉，有論者提出基于中國現行公司法沒有規定“經營判斷法則”的現狀，若既要達到約束高管過度冒險之扭曲，又保護敢于挑戰風險的企業家精神，實用主義的策略應是：通過司法實踐率先實踐美國之經營判斷法則，并落實薪酬委員會的實權。對此，大陸可借鑒我國臺灣地區司法落實經營判斷法則的經驗。
有論者指出，“我國臺灣地區‘2001年公司法’第23條修正時，主事者或許僅注意公司治理的課責面，忽略公司治理授權面的價值，以致未同時引進‘經營判斷法則’以調和授權與課責，實屬闕漏”。但“經營判斷法則”概念獲得法院接納，司法實務已日趨采認。實例包括“臺灣地區臺北地方法院2004年度重訴字第144號民事判決”、“臺灣地區高等法院高雄分院2006年度上易字第233號刑事確定判決”、“臺灣地區高等法院高雄分院2007年度金上重字第1號刑事確定判決”、“臺灣地區臺北地方法院2005年度重易字第8號刑事判決”。
展望未來中國公司法修改的時機，本文提出勿浪費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提供的機遇。誠如美國金融危機后，各類法制改革獲得了強大沖動和動力那樣，甚至政界、學界提出為約束超大銀行、回歸1933年《格拉斯一斯蒂高爾法案》之建議，都擁有廣泛民意支持。③相應地，后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為中國公司法完善“商業判斷規則沒有引進、控制股東誠信義務提法未確立”等缺陷提供了改革契機。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學界精英提出我國應警惕墜入“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④這次金融危機為我國立法阻斷強勢資本精英與強勢權力精英問的交易與合謀、⑤變革中國相關法律，提供了廣泛民意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