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溢出與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地區非均衡分佈的實證研究（簡體書）

《知識溢出與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地區非均衡分佈的實證研究》以知識溢出與外商直接投資的交互關係為切人點，在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進行梳理和總結的基礎上，突出強調知識溢出這一新興因素的重要性。進而，構建貝葉斯空間層級模型對中國區域間知識溢出水平進行實證測度，採用泰爾指數分解技術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非均衡分佈程度進行數量測度。在此基礎上，從理論分析的層面探討知識溢出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直接和間接影響效應，並進一步構建實證模型，檢驗知識溢出與外商直接投資的交互關係。最後，構建非線性優化模型，測算實現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區域非均衡分佈程度最低的知識溢出配置模式，據此提出實現知識溢出區域合理流動和外商直接投資均衡分佈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知識溢出與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地區非均衡分佈的實證研究》適合高等院校經濟、貿易類專業的師生、研究人員和其他人員閱讀，也可供政府涉外部門的工作人員和研究人員，以及國際貿易、對外經濟管理和經濟技術合作的實際工作者參考。

雷欣同志的專著《知識溢出與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地區非均衡分布的實證研究》，以知識溢出這一新興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為切人點，以準確測度中國區域間知識溢出水平為基礎，以優化測算實現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區域均衡分布的最優知識溢出模式為落腳點，提出了促進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均衡分布的政策建議，這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總序
序
前言
第一章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研究基礎
第一節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經典理論
第二節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經驗研究
第三節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拓展

第二章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發展、分佈與經濟效應分析
第一節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發展脈絡分析
第二節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非均衡分佈的描述與測度
第三節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及其非均衡分佈的經濟效應分析

第三章知識溢出：形成機理、傳導機制與數量測度
第一節知識溢出的形成機理與傳導機制分析
第二節知識溢出的測度方法分析
第三節中國區域間知識溢出的實證測度

第四章知識溢出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理論分析
第一節知識溢出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直接影響分析
第二節知識溢出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影響分析

第五章知識溢出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實證分析
第一節實證模型與變量
第二節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六章知識溢出與外商直接投資非均衡分佈：模擬與政策設計
第一節知識溢出均等化對外商直接投資非均衡分佈的影響
第二節最優知識溢出對外商直接投資地區非均衡的影響
第二節　政策建議
參考文獻
後記

第一章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
研究基礎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吸引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層次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外商在華直接投資也出現了嚴重的地區非均衡分布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對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實施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地區非均衡分布現象的形成，歸根到底是由外商投資者根據自身的行業特征和企業特征，選擇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地區進行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資的非均衡分布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考察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因素。作為國際投資領域的研究主題，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一直是學術界和實務部門的研究重點，已成為經濟學、管理學、地理學乃至政治學等多個學科的前沿課題。有大量學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基于不同的角度，對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流向的區位選擇因素進行了深入研究，但迄今為止，尚未形成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系統理論。
本章對近幾十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對檢驗相關理論假設的實證研究進行總結，剖析已有研究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為從知識溢出等新興因素的視角研究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和非均衡分布問題奠定理論基礎。
第一節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經典理論
一、區位理論
傳統的區位理論主要研究廠商生產活動中的空間分布和空間選擇規律，最早由杜能提出，經韋伯和龍哈特發展而形成。由于區位理論能較好地解釋廠商對生產地點的選擇，Dunning（1973）將其納入解釋外商直接投資的國際直接投資折中理論中，與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一起構成了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是對國際直接投資折中理論的另一種稱謂）范式。
（一）成本學派的區位選擇理論
古典區位理論以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為出發點，提出廠商在選擇經濟活動地點和對生產進行布局時，受生產成本最小化條件的約束。Weber（1909）認為影響廠商區位選擇的因素包括運輸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原材料及燃料成本以及集聚等。他認為，在勞動力無法流動的條件下，運輸成本是影響廠商區位選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由于地區勞動力成本存在差異，廠商會選擇運輸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之和最低的區位進行投資和生產。此外，集聚因子將最終確定廠商的區位布局，如果集聚因子的作用極為顯著，它可能使廠商放棄選擇由運輸成本及勞動力成本最低所確定的地點，轉而選擇集聚經濟效益最明顯的地點。成本學派將決定廠商區位選擇的依據歸結為成本最小化原則，這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許多學者都將成本因素視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國別區位選擇和國別內部地區選擇的重要因素。但是，成本學派以市場完全競爭為前提，僅僅研究了運輸、勞動力、原材料和集聚等“純經濟因素”對廠商區位選擇的影響，忽略了在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推動下新的生產力條件對廠商區位選擇的影響，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市場學派的區位選擇理論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交通和通信工具日新月異，運輸成本隨之大幅下降，不再成為決定廠商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而產品的銷售則逐漸成為廠商關注的核心問題。在這一新形勢下，市場因素成為影響廠商區位選擇的主導因素。市場學派將廠商生產布局的目標設定為最大限度地服務目標市場，以實現利潤最大化。克里斯塔勒（1998）在《德國南部中心地原理》一書中提出，地區與貨物一樣，存在著等級差異，中心地不僅能向市場提供相應級別的貨物和服務，還能向所有地區提供該級別的貨物和服務，低于該級別的地區則只能向市場提供較小范圍的貨物。廠商為了實現市場最大化的目標，必然選擇較高級別的中心地進行生產。同時，勒施（2010）在《經濟空間秩序》一書中也指出，商品價格將隨著運輸距離的增大而提高，因此與生產地相距較遠的消費者將無法承擔高額的產品售價。這樣，廠商只有在由一定運輸距離構成的“銷售半徑”內進行生產布局，才能降低運輸成本，提高商品銷量。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資正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佳的生產和銷售地點。這與市場學派企業空間布局的目標設定為“市場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的觀點極為契合，因此，這一理論在解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時更具說服力。
（三）行為學派的區位選擇理論
如前所述，無論是成本學派還是市場學派都將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視為完全掌握周圍環境的知識和信息并且能做出正確選擇的“經濟人”。而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無論是經濟活動的經營者還是參與者，都無法實現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目標，他們的經濟行為都是在有限信息下不斷進行調整的動態過程。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和信息借助高度發達的通信技術以異常的速度和距離向外擴散，以隱性知識的傳播為主要特征的知識溢出的頻繁發生，使得經濟主體在有限信息下的經濟行為調整變得更加復雜。Pred（1966）等認識到知識和信息等新興因素對區位選擇的作用，并進一步意識到這些新興因素必須依托于經濟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于是，他們運用行為矩陣對廠商的區位選擇進行了動態分析，結果表明，決策者的區位選擇行為受到其所擁有信息的質量和數量以及其運用信息的能力的顯著影響。同時，他們還發現，在動態決策過程中，決策者信息的擁有量以及信息處理能力、模仿能力將會不斷提高，這將幫助決策者對錯誤的決策進行修正。而在決策動態變化中出現的新技術、新信息、新知識、新方法都會對區位決策產生正向或負向的沖擊，從而導致區位決策發生變化。行為學派開創性地將信息和知識納入區位因子系統中，分析其對廠商區位選
擇的影響，并充分重視人的主觀因素的作用，不僅拓展了區位理論的研究范疇，還有效地解釋了信息時代外商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出現的新趨勢，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提供了新的視角。
二、產業組織理論
（一）壟斷優勢理論的區位選擇
Hymer（1976）創造性地將產業組織理論中的壟斷優勢原理應用于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問題中，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他認為，只有在與東道國同類廠商的競爭中擁有壟斷優勢時，國外廠商才會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盡管壟斷優勢理論并沒有直接涉及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但其研究中包含了以廠商競爭力為標準進行東道國區位選擇的思想。在以知識資本作為企業核心壟斷優勢的情況下，企業海外投資過程就是知識資本的轉移過程，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應該是從擁有知識資本企業的地區流向缺乏此類企業的地區。此外，外商直接投資還傾向于選擇投資環境差異較大、擁有完善資本市場以及具有寡占特征的市場或地區進行投資。這一理論不僅可以解釋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而且還能解釋發達國家之間的以及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
壟斷優勢理論重點研究由企業性質和行業特征確定的區位選擇因素，視角比較新穎、獨特。然而，該理論將重點放在對來源國企業的分析上，忽視了對東道國內部地區特征和企業特征的分析，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區位選擇
以弗農（Vernon）為代表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也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做出了解釋。弗農認為，外商直接投資首先取決于母國在某些技術上的領先優勢，其次取決于東道國的區位優勢。他將產品從上市起劃分為產品創新階段、產品成熟階段和產品標準化階段三個階段。通過對這三個階段的研究，他提出外商直接投資是生產條件、競爭條件變化的結果，是技術領先優勢與區位優勢相互結合的過程。隨著新產品、新技術由最初的創新逐步走向成熟化、標準化，廠商的國際生產區位也將由最初生產該產品的發達國家依次向其他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外商直接投資在將這兩組要素結合起來的過程中，通過跨國公司這種載體，將資本流出地區和資本流入地區的優勢同時加以擴大。
值得注意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區位選擇建立在地區間存在技術差距的基礎上，新產品的研發（reasearchanddevelopment，R&D）機構完全停留在擁有技術領先優勢的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只能承接那些技術相對落后的產品的生產。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交通、通信網絡的完善，各國間的技術差距日益縮小，外商直接投資者紛紛選擇發展中國家為其研發分支機構的所在地。因此，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區位選擇分析結論對當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的解釋效力并不高。
三、國際貿易理論
（一）比較優勢理論的區位選擇
日本學者小島清（1987）以投資國和東道國的比較成本為基礎，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統一的理論。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應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這種投資會擴大投資國和東道國間的比較成本優勢差距，優化國際貿易結構，有利于國際間的分工。投資國企業與東道國企業技術差距越小，外商直接投資就越容易在海外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找到立足點并占領當地市場。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方向應該是從具有資金、技術、管理等優勢但處于比較成本劣勢的產業所在的國家流向不具有資金、技術、管理等優勢的國家。
（二）新貿易理論的區位選擇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Krugman、Helpman、Markuse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從國際貿易的角度出發，建立了包含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的一般均衡模型。Markusen和Venables（2005）用一般均衡模型方法提出了“趨同假設”，即當兩國的生產規模、相對要素和技術水平趨向一致時，跨國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資活動將取代貿易占主導地位。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傾向于發生在技術、偏好、資源相似的國家間，通常是從具有壟斷優勢企業所在國流向貿易壁壘較高、運輸成本較高的國家。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Dunning（1973）將區位理論納入外商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范疇內，并結合相關的產業組織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首次明確提出，區位選擇是影響國際直接投資能否進行的關鍵因素。根據Dunning的理論，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包括：①市場因素，包括市場規模、市場同顧客聯系的密切程度、現有市場布局等；②貿易壁壘，包括關稅等政策的保護程度、當地顧客喜愛本國產品的程度以及國外消費者對本國產品的心理距離等；③成本因素，包括與供應源的接近度、勞動力成本、原料成本、運輸成本等；④投資環境，包括外商投資的相關政策法規和政局的穩定程度等。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在全球范圍內的快速發展，Dunning進一步強調在國際化擴張的過程中，學習能力極為重要，外商直接投資者不僅需要掌握某種戰略資產，而且還必須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尋求新的戰略資產，這樣才能產生和維持自身的競爭優勢。
圖1-1為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簡圖。從圖1-1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每個理論學派基于不同的視角，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進行了分析，但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可以獨立地解釋國際生產的全部內容。不同學派有各自關注的焦點問題，它們彼此之間相互補充、相互融合，共同構筑了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理論基礎。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隨著現代社會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每個理論學派為了與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相適應，都對理論本身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正和完善。殊途同歸，基本上每個理論發展到現代階段都將技術、知識（傳遞與溢出）、學習能力和創新等新興因素視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
第二節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經驗研究在外商直接投資理論不斷發展的同時，涌現出大量的實證和經驗研究，它們力圖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因素進行識別和確認。這些研究一般以Dunning的區位優勢理論為基礎，結合新經濟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信息經濟學理論，將新的成本因素、市場因素、制度因素、集聚及知識因素等新興因素引入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實證分析中（表1-1），從而進一步擴展和深化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