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戰旅英七年（簡體書）

《歐戰旅英七年：一個中國記者的二次大戰自述》記載了從1939年到1946年這7年間，蕭乾在英國執教、留學、當隨軍記者一系列的經歷。以及作者親身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和對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微妙轉變的深刻描繪。書中配了大量的照片和插圖，生動的再現了作者當時的生活。《歐戰旅英七年：一個中國記者的二次大戰自述》圖文並茂，生動的再現了二戰期間作者置身海外時的所見所聞。《歐戰旅英七年：一個中國記者的二次大戰自述》共十六章，前三章講述作者應邀去劍橋執教的海上經歷；第四章到第八章講述作者初到英國目睹的戰時英國和執教求學經歷；第十章到第十四章講述作者作為戰地記者隨軍採訪各地戰爭情況；最後兩章講述作者的思鄉之情和回國後的生活。

蕭乾，世界聞名的記者，卓有成就的翻譯家、作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晚年多次出訪歐美及東南亞國家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寫出了三百多萬字的回憶錄、散文、特寫、隨筆及譯作。

《歐戰旅英七年》編輯推薦：現代中國最著名的戰地記者，諾曼底第二戰場開辟后第一、也是唯一的中國記者，講述戰爭、人性的冷暖。大量作者本人以及二戰期間的歷史照片，圖文并茂，生動的再現了二戰期間作者置身海外時的所見所聞。
中國最早的歐戰記者講述戰爭中的人與事。

一九七九年，蕭乾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生做過一次講話：《我愛新聞工作》。他說：“我是個老記者，我確實很喜愛新聞工作。解放后，每次填表的時候，……我向來都填‘記者’。……新聞工作不但能使我們接觸廣闊的天地，它本身也是個廣闊的天地。只要一個人有一點點擅長之處，都可以在這里得到充分發揮。……”
蕭乾于一九九九年逝世后，我把陸鏗從美國寄來的《不帶地圖的旅人，安息》一文收在《微笑著離去：憶蕭乾》里。其中有兩段披露了當時中國記者在西歐戰場活動的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在諾曼底開辟第二戰場！蕭乾當時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中國記者。任玲遜和徐兆墉因為要駐守中央社辦事處，所以在前線活動的只有蕭乾、余捷元、樂恕人、毛樹清、丁垂遠和我。
“紐倫堡大審納粹戰犯時，蕭乾和我幾乎是同時到達，故人異國相逢，興奮可以想見。本來在隨艾森豪威爾進軍柏林時，我們就應碰頭的。只是我被分在南路，由美軍機護送，蕭乾分在北路，由英軍機護送，因而未能相逢。”
改革開放后，陸鏗赴美定居。至于陸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余、樂、毛、丁這四位在西歐戰場活動過的中國記者，早在四十年代末就離開了大陸。所以，蕭乾就成了采訪過西歐戰場的中國記者中唯一在神州大地落葉歸根的。
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臺北的資深翻譯家黃文范先生光臨舍下，將他所譯的《恩尼派爾全集》(共五卷)贈送給蕭乾。恩尼派爾生于一九○○年，比蕭乾大十歲，曾作為戰地記者在歐洲戰場上采訪。但他沒等到德國投降，就到太平洋戰場去，日本投降兩個月前，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琉球的伊江島英勇捐軀。黃文范在《訪蕭乾》(見《微笑著離去：憶蕭乾》)一文中寫道：
“在我們抗戰那一代的心目中，在《大公報》上連續發表蕭先生隨著美軍柏奇將軍的第七軍團，在歐陸戰場上飆舉霆擊，長驅直入，作出一系列歐洲戰場的寫實報道，也像恩尼派爾一般，永遠銘記在國人的心里。”
黃文范還寄來了《恩尼派爾與蕭乾》一文。我把它也收在《微笑著離去：憶蕭乾》里了。黃文范寫道：
“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馳名的記者，美國的恩尼派爾與中國的蕭乾，有許許多多相同之處，一時瑜亮，可以相提并論。……他們是同一個時代的人，……他們所受教育的時代，使他們具有相近似的世界觀與采訪著眼點。……他們都在歐洲戰區，隨了盟國登陸歐洲，盡管他們隨軍攻擊的軸線成九十度，互不交集。恩尼派爾在美軍巴頓將軍的第三軍團，從諾曼底登陸向東挺進；而蕭乾則隨了柏奇將軍的第七軍團，自法國南部登陸向北進。他們兩人互不相識，但他們發出的戰地報道膾炙人口，在東方與西方備受歡迎。……
“普通人都以為，新聞報道只有一天的風光，翌日便會拋進歷史的故紙堆里。但歷史上，卻有許多許多精彩的新聞報道，由于觀察敏銳，文筆生動，具有文學杰作的生命力，而流傳下來。以神來之筆持之以恒，作長期多篇的持續報道，并不因為時過境遷，而能在半世紀以后，還為人所津津樂道，從而續集出書，久銷不衰的記者，放眼世界，就只有恩尼派爾與蕭乾兩人了。”
一九九O年，蕭乾八十歲時，在由十三篇組成的《我的旅行生涯》的最后一篇《歷史的規律中寫道》：
“對待戰爭，我很贊成‘一反對，二不怕’這句名言：態度既鮮明干脆，又飽含著歷史的智慧。戰爭意味著破壞和死亡。……然而古今中外，隔一陣子總會出現個把或一批狂人或野心家(二者其實是一碼事)，妄想騎在旁人頭上作威作福。……為了防止悲劇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個國際聯盟。它成立于一九二○年。實際上，一九三一年它就壽終正寢了。那一年，日本關東軍一舉粉碎了人類那個美好的和平理想。一九三七年，他們索性大干了起來。一九四五年在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的記者席上，我一直在默默地思忖著：這回能成嗎？
“……歷史的進程最終并不聽大國的支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最大的變化就是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的風起云涌，第三世界的崛起。這絕對不是軍事家如丘吉爾當年所能預料的。……八年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打出一個更加富強的中國。納粹燒起的六年戰火，燒出一個新歐洲。……無論國際上還是國內，蕓蕓眾生都總像是在聽任擺布。然而冥冥之中歷史自有它的意志，它的規律。大國不能永遠支配小國，大人也不能永遠控制小人。這就是我的樂觀主義的依據。”
一九四七年二月，蕭乾在上海江灣編《人生采訪》時，在“前記”中寫道：“這些文字涉及的地方雖然不同，……但我有的只是一個企圖，那就是褒善貶惡，為受蹂躪者呼喊，向黑暗進攻。這企圖可筆直地與我另外一個野心相沖突，那就是怎樣把新聞文章寫得稍有點永久性，待事過境遷后，還值得一讀。……然后自己看看，這里的文字，事實有之，‘正義感’有之，缺少的卻是點時間防腐劑。……”自從蕭乾寫了此文，一晃兒就是六十五年，足以告慰蕭乾的是，他所寫的小說、特寫、散文，至今產生著影響。

第一章 倫敦大學的聘函與啟航
第二章 朝著納粹點燃的歐戰火山航進
第三章 由“敵性外僑”到“偉大盟友”
第四章 我的英倫公寓生活經歷
第五章 “戰時中國”演講與尷尬的情感遭際
第六章 目睹敦刻爾克大撤退
第七章 倫敦大轟炸
第八章 劍橋的黑袍方帽生涯
第九章 西線戰地採訪
第十章 採訪聯合國成立大會
第十一章 採訪英國大選
第十二章 採訪波茨坦會議
第十三章 採訪紐倫堡戰犯審判的旅程
第十四章 採訪瑞士與回國的選擇
第十五章 回國：大十字路口的命運選擇
跋 章 回家：1949的命運選擇
附 錄

第一章 倫敦大學的聘函與啟航一個兼任旅行記者的副刊編者有個苦惱：每逢外出採訪歸來，先得處理積壓的信稿。早來的那些，辦公室公務員還能給裝進抽屜裡，後到的就只好往桌上堆。倘若出去超過一個月，就能堆成一座小山。一九三九年我預編完副刊之後就去了滇緬公路工地，往返跑了將近三個月。回到香港皇后大道的《大公報》編輯部時，連桌底下也塞滿了信稿。有本港的，有來自敵後的，有上海．孤島的，甚至有從陝北寄來的。這些，我都一封封拆開來，初讀之後分了類。能用的馬上就登記人冊，按照字數編排好。
一封來自倫敦的公函有一封公函是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寄來的。說一個月前他們曾有信致我，這第二封是催我的答覆。這沒頭沒腦的信自然引起我的注意，也使我感到困惑。我搜遍了書桌各個角落，也沒找到最初的那封。好在那時香港同倫敦不但郵路暢通，而且往返只需一個星期。我立刻回了信，說第一封來函是在我離港期間寄到的，可能已遺失。請他們再補一封，把內容重複一遍。
從回信我得知：該學院中文系有一講師空額，在該校任教的於道泉推薦了我。一九二六年我參加c．Y．時，於道泉曾經當過我的領導。可從那以後，我們就失去了聯繫。我被捕後，他就進了雍和宮，同喇嘛們研究起藏文來了(他成了我國首屈一指的藏文學者，至今仍在中央民族學院執教)。我不曉得他什麼時候去的英國，但他顯然是《大公報》的讀者，從報上得悉我的行蹤。
年少時我曾懷抱過遠走南洋的夢想。我也盼望過去美國鍍金，卻又堅決拒絕了羅錘子為我設計的那條路。去英國——我確實從未想過。
然而我畢竟讀過幾年英國文學，老早就從狄更斯、哈代等人的作品中神游過英倫三島。中國之外，那也許是我最熟悉、感情上最相通的國家。更何況在一九三九年，這趟遠行對我還有著一種特別的吸引力。當時我正陷入感情的旋渦中，無力自拔。撇下一切，一走了之，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只是倫敦大學信中開列的待遇未免太苛刻了：年薪二百五十鎊，而且還只先簽一年合同。尤其使我裹足不前的是：旅費自備。我上哪兒籌這麼一大筆款子呢？即便籌到了，萬一一年後合同不續訂，我又拿什麼償還呢？何況瞭解英國情況的朋友都搖頭說：“二百五十鎊，還得交一大筆所得稅，太狠了！”相熟的“英國通”，個個都給我潑冷水。
大公報社長捉刀拍板豈料事情很快就給當時主持香港《大公報》的胡霖(政之)社長聽到了。
他在編輯部裡必是安了耳目，對倫敦大學邀我的經過和細節，他都一清二楚。他特意把我叫到他那間辦公室去，笑吟吟地朝我眨眨眼說：“這可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你還猶豫什麼！當然馬上回他們一信，接下聘書。至於旅費，報館可以替你墊上，靠你那管筆來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