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散文：走向塔尖（簡體書）

本書對文學史意義上的京派散文作整體、深入、系統的考察，還原與通觀其在整個1930、40年代文學史特別是藝術散文史甚至整個文學史和散文史上的地位與意義。作者認為，京派散文在理論、散文文體性的探險及深層思想性等方面，相較於1930年代同期的以《論語》社同人為代表的閒適幽默派，以《太白》、《芒種》、《新語林》等左翼作家的“新小品文”派，抗戰後期以《魯迅風》社、《野草》社為代表的“魯迅風”雜文流派，以抗戰初期從軍作家群為代表的戰地散文流派，以解放區新進作家為代表的反映新現實生活的新寫實派等，有著自己獨特的貢獻和意義。同時，與整體京派文學一樣，在採取“中立”、“超然”之態度，推崇“純正文學”強調表現人性和“和平靜穆”之審美趣味方面，因散文文體的個人性而表現出更濃郁鮮明的京味特徵和區別於左翼、海派的獨特景觀。京派散文的創作姿態具有極強的個人性，他們有勇氣，能瘋狂，徹底頑強甚至冒失地衝破俗氣，多方探險嘗試，不以某一特殊趣味和風格為正統，重視以個人具體的生命感覺進入自己的風格語言，以屬￿自己獨特的語言表達自我，塑造自我，突破語言作為思維的載體所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的制約和環境有時會以要求特定的語言組織方

陳嘯，1975年生，又名陳國強、陳連升，皖北人。2005年6月畢業於四川師范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2008年6月畢業于河南大學中國現代文學館，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南民族大學、南通大學副教授，研究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後。參與及主持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課題各一項，參與完成省部級以上課題多項。

《京派散文:走向塔尖》分析了“京派散文”之所以為京派散文的獨特之處，解讀了京派文人對社會、人生等的特別關照及終極感悟，對于整個中國現代散文的認識及寫作提供了方法論的啟示，全書分為報刊視閾中的京派散文；京派純散文理論的本體性；生死問題辯證法等內容。

混沌中的困惑（代導論）上篇“將有一樹好花開”：京派散文生成論第一章報刊視閾中的京派散文第二章圓形淵源：京派散文的制約因素一、外部的生長語境二、內部的生存際遇（一）學院派出身（二）底層生存的心理體驗（三）中西詩文精神的滋養三、直線師學淵源（一）語絲派的周作人：京派散文的始作俑者（二）新月派的徐志摩：京派散文的姿態第三章京派純散文理論的本體性一、純藝術散文文體的自覺與獨立二、散文本體性的審美規范（一）文體的主觀性“真我”（二）節制的情感（三）圓融的“詩質（四）章法之自由與度（五）重視散文的文化尋根三、散文的鑒賞批評論第四章京派散文流變論一、形成期：外向的“美文”二、鼎盛期：內向的純散文三、1940年代：京派散文的變異與走向下篇走向塔尖：京派散文本體論第五章血肉的猩紅：京派散文與生命體驗一、柔性的悲鳴：京派散文的城鄉情願二、挑戰與應戰：地域與京城文化視野中的心理體驗第六章非宗教亦宗教的形而上叩問：京派散文的終極情懷一、梁遇春：戀著肉化血枯的骸骨二、李廣田：人性的地平線（一）人生有無意義（二）生死問題辯證法（三）人性之“惡”與心靈朝聖三、廢名：生命的澄明（一）“自然好比人生的境（二）物便是心（三）“夢即是實”四、沈從文：生命的神性與無言的悲歌第七章自主的時間模式一、沈從文：悲悼的“循環”二、廢名：綿延的“瞬間”三、梁遇春：平面的“過去”四、特殊的“刻度”第八章賦形的結構一、無型之有型（一）情緒結構（二）意象結構（三）情節結構（四）寓言結構（五）象徵結構二、有型之無型三、賦形結構的內在原理第九章象徵的段片第十章變幻的“觀察點”第十一章中西意象與意境第十二章現代中國語言形象結語主要參考文獻附錄京派散文重要作家簡介後記

比如《燭虛》非以地方自然及人生風貌的描寫取勝，而是燭照自我內心，充滿著對人生、宇宙、生命之哲理的冥想與思辨，糾纏著生活與生命、具象與抽象、愛與死等一系列二元對立又互相關聯的抽象人生概念，凸顯著諸多的悖論與張力。《燭虛》共五節，在一、二、三、五節前幾乎都各有一題記，多為抽象議論和抒情，彰示出一種超離現實卻又不失人生價值的韻致，同時亦隱現著主體對自我的反復消解與重構的彷徨游移心態。文本以音樂的流動性表達著形上的境界，趨于抽象與抒情。
再比如《水云》，是沈從文散文中較為特殊的文體。文本以自我心靈獨白的方式，從哲學及美學的高度上，表達了自己的審美追求。《水云》的模式是“偶然加情感”，在生命的“偶然”與外界的接觸中，激起“情感”的燃燒，再以“抽象抒情”及“情緒體操”將之燃燒化為作品。它凸顯的是內在緊張，個體生命，而弱化了外在人事，于一個抽象的人生之域對生命及個體作種種的哲理思辨，此即謂沈氏的創作模式亦為人學范式。
綜之，沈從文的后期散文趨于收縮內斂，皈依于神性的情感與生命，重內在的思索，是一種理想與抒情的抽象，文本到處充滿著隱喻與暗示，顯然，此種寫作也已在絕離于更多的讀者，其所關注的更多的是自我或少數人。
廢名抗戰期間，10年避亂于黃梅，家財毀于一旦，途窮困厄，被聘為縣立第二中心小學國語教員。1937—1946年間，其文學創作幾近停頓，抗戰勝利后返回北京大學，恢復創作，所寫仍為其故鄉，多為兒童世界的回憶，乃前期寫作的繼續。稍不同的是，此期的廢名，耽于事實，黜想象，風格亦樸直質實，少了前期的晦澀與騰挪，但同時也少了些詩意，散文創作如《打鑼的故事》早年本想寫一個小孩子寂寞的死的小說，而寫成后的散文則直接寫自己幼年喜歡打鑼，但常因年幼，很多打鑼的場合自己想打而不得，每每看到人們大敲其鑼，常感寂寞而熱鬧。對幼年心理刻畫也細致人微：“我這時的寂寞，應等于大人不能進天國”。《放猖》中寫了放猖的風俗，也寫了小孩子對此風俗的感覺：當猖神的無說話的人間自由，于我們隔膜很遠，其手所拿叉之當啷聲即代表顯赫他們要說的語言。待次天再遇昨日之猖兵，仿佛花謝，奇跡全無。特別是看他們說話，語言之貧乏，遠不如無語。小孩之思之想，讀來饒有趣味。《樹與柴火》里把人生和自然的真實和美以“柴火”喻之，“人類有記憶，記憶之美，應莫如柴火。春華秋實都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們看著火，應該是看春花，看夏葉，昨夜星辰，今朝露水，都是火之生平了。終于又是虛空，因為火燒了則無有也。”歸結出世界的虛無，但最后又用莊周的話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又表現出入世的情懷。
廢名后期散文，總體技巧弱于前期，與其所強調的把“我”放到“無我”的“隔”的散文則漸行漸遠，類于其較早期的《說夢》等，雖也高妙，也亦含機心，非于自然，且顯“我”之味，有陶詩遺韻，似緣于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