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姬（簡體書）

《舞姬(森鷗外小說選)》由華夏出版社出版。

作者：（日本）森鷗外 譯者：高慧勤

森鷗外，（森鷗外，1862—1922），本名森林太郎，出身于武士家庭，祖上歷代是藩主的侍醫。自幼受武士道德教育，通習儒家經典。1881年畢業于東京大學醫學部，就職于陸軍部，在軍醫學校任教，后就職于軍官學校，歷任教官、校長、近衛師團軍醫部長、陸軍軍醫總監，最后升任陸軍部醫務局局長。其創作以中短篇為主，重要作品有：《性欲生活》、《杯子》、《青年》、《花子》、《沉默之塔》、《妄想》、《雁》、《興津迷霧右衛門的遺書》、《阿部一族》、《山椒達夫》、《魚玄機》、《最后一句話》、《寒山拾得》、《澀江抽齋》等。

森鷗外在日本現代文學史上，聲望與夏目漱石相埒，被視為明治文學的巨擘。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明治維新不過十多年，現代文學尚處于萌芽狀態。一八九。年，森鷗外留德歸國不久，便接連發表《舞姬》、《泡沫記》、《信使》等異域題材的短篇小說，令當時的讀者耳目一新，開日本浪漫主義文學的先河。其評論和翻譯，啟蒙意義尤著，對日本文學的現代轉型，卓有建樹，可以說是日本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魯迅先生即譯過其《游戲》和《妄想》，此后半個多世紀，譯界卻少有人問津，至今竟無一個譯本行世，與夏目漱石的一書幾譯，恰成相反的對照。森鷗外在我國遭受冷遇，并非由于他的小說寫得不好，就連夏目漱石的門生、著名短篇大家芥川龍之介，都受到他的影響。個中原因，恐怕與森鷗外非同尋常的生平不無關系。
森鷗外（1862—1922），本名森林太郎，出身武士家庭，祖上歷代是藩主的侍醫。自幼受武士道德教育，通習儒家經典。維新后隨父進京。一八八一年畢業于東京大學醫學部，本想進文部省，卻不得不按父母的旨意，就職于陸軍部，在軍醫學校任教。三年后，奉命留德，研究衛生學。留學四年，醫學上得到深造的同時，身在異國，西方的人文環境和先進的科學文化，使他的眼界與胸襟也為之一變。他強記博聞，廣泛涉獵歐美哲學、文學名著，研究叔本華和尼采等哲學思想，深受哈特曼美學理論的影響，為他后來弄文學寫評論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一八八八年回國，就職于軍醫學校，歷任教官、校長、近衛師團軍醫部長、陸軍軍醫總監，最后升任為陸軍部醫務局長。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時，森鷗外均奉命出征，到過我國東北、臺灣。一九一六年辭去現役軍職，翌年任宮內省帝室博物館總長，直至去世。
作為明治政府的高官，上層知識分子的代表，森鷗外的思想，既有進步的一面，也有因循的局限。他自稱是“留洋歸來的保守派”，調和與妥協，是其處世原則。但是，西方的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也予他很大影響，始終貫穿于他的創作中。德國學成歸來，有感于日本國內的落后閉塞，應時代的要求，森鷗外以“戰斗的啟蒙家”姿態，憑借他對西方哲學、美學、文學理論的深厚修養，在文化上進行全面的啟蒙。他大量譯介各類體裁的歐美文學作品，為當時的文壇提供多樣的創作范例。所譯安徒生的小說《即興詩人》，曾獲極高評價，被認為臻于翻譯文學的極致。著名自然主義作家正宗白鳥年輕時讀此譯文，曾“喜極而泣”。森鷗外還用稿酬，創辦評論刊物《柵草子》，旨在廓清當時文學批評理論上的混亂。與此同時，森鷗外也涉足創作，以自己留學期間的經歷或見聞，用浪漫抒情的筆調，寫成《舞姬》等短篇，顯示出卓越的才華，贏得廣泛的好評，產生深遠的影響。
森鷗外的創作生涯不算長，前后不過十五六年。始于一八九。年，陸續發表《舞姬》等“留德三部曲”。一八九四年以后，由于軍務繁忙，有將近十五年未寫什么小說。直到一九。九年，才重返文壇，重要作品有：《性欲生活》（1909），《杯子》、《青年》、《花子》、《游戲》、《沉默之塔》（1910），《妄想》、《雁》（1911），《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1912），《阿部家族》（1913），《山椒大夫》、《魚玄機》、《最后一句話》（1915），《高瀨舟》、《寒山拾得》和《澀江抽齋》（1916）等。因是業余寫作，作品以中短篇為主；本書限于篇幅，只精選其中的九篇，俾讀者能嘗鼎一臠。
《舞姬》是森鷗外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被譽為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的開山之作。小說通過青年官吏豐太郎與德國女郎愛麗絲的愛情悲劇，表現豐太郎自我覺醒后，在強大的天皇專制政權與封建因襲勢力的壓制下，不得不與現實妥協的悲哀。題材是作者根據留德的一段經歷敷衍而成。一八八八年九月，森鷗外回國不久，即有一名也叫愛麗絲的德國女郎追蹤而至。森鷗外懾于官僚機構的重壓與封建家庭的專制，不能不“考慮到日本的國情與森家的處境”，讓家人出面斡旋，德國女郎最終頹然而返。但誰又能知道森鷗外內心的創痛？所以，兩年后發表的這篇小說，既是其真實情感的流露，也是作者的一種態度。雖然不能斷言豐太郎即是作者本人，不過，在豐太郎的身上，確有作者的影子在。小說的結局，是豐太郎犧牲愛情，走上求取功名之路，也是作家本人所作的選擇。這固然反映了森鷗外思想的局限，但也應看到，以個人之渺小，在當時那樣的時代里，如何能與強大的權力機構和封建的因襲勢力相抗衡？森鷗外的女兒森茉莉曾說，父親身上有一頭獅子，意謂森鷗外有種叛逆精神。然而，那實在是頭受傷的獅子。盡管鷗鳥一度外飛，越出國境，在異域的時空里，脫略無形的羈絆，放意肆志，高揚浪漫精神，一旦回到日本的現實，卻不得不屈服，隱忍，壓抑自我。小說所表現的個性與封建家族，自我與權力機構的矛盾，實已超出功名與愛情的對立，凸現了日本現代化過程中，最根本、也最具普遍意義的問題。名作家佐藤春夫說得好，《舞姬》寫的是“封建的人轉變為現代人的精神變革史”。
像這類表現個性解放的反封建主題，貫穿于日本文學現代化的始終，也是森鷗外創作的根本精神。隨后發表的《泡沫記》（1890）與《信使》（1891），也屬其留德生活系列小說，圍繞同一主題——人的自覺。作者以同情與贊美的筆調，塑造兩個具有獨立精神與高貴品格的女主人公形象。《泡沫記》中的模特兒瑪麗，盡管處境卑賤，依然潔身自好，寧死也不肯委身于惡勢力，始終維護她做人的尊嚴。《信使》中的伊達小姐，則喊出“我雖生為貴族之女，但我也是人”，抗議封建門閥犧牲愛情的婚姻制度。
三篇小說無一例外，都是悲劇結局：愛麗絲遭遺棄而發狂；瑪麗溺水身亡，如同泡沫一般隕滅；伊達則毅然走進“只知禮而不知情，等于是羅馬教廷”的深宮，埋葬花樣的年華。小說里氤氳著絲絲深濃的悲涼意蘊。由于題材取自作家的留學生活，分別以十九世紀的柏林、慕尼黑和德累斯頓為背景，展現出一幅幅絢麗多姿的異國風情。《舞姬》采用的是自白體，主人公內心的隱痛，愧疚與懺悔，曲達以盡；加之主題表現的是覺醒后的悲哀，通篇流溢著浪漫的感傷。《泡沫記》尤富于傳奇色彩，慕尼黑周邊的風景，寫得如詩如畫。而《信使》中所描摹的西方宮廷的豪華輝煌，繪聲繪色。三島由紀夫曾說：“日本作家中，能有幸親歷歐洲宮廷生活和貴族社會的，森鷗外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至于小說的文體，森鷗外當年就《舞姬》自撰廣告時，不無得意地稱，“將優雅的日文，雄渾的漢文，以及精巧的西文，熔為一爐，開創一代新文風”，呈現出流麗典雅的風格。日本的浪漫主義文學，正是由森鷗外的這三篇小說所開創的。
《杯子》、《花子》和《雁》，都屬現代寫實小說，雖然側重不同，也無不涉及個性獨立，人的覺醒，對自由的向往。森鷗外重返文壇時，正值自然主義文學興盛之際。出于對自然主義的反感，森鷗外另辟蹊徑，要寫一些與之不同的作品。《杯子》便表現了作家的這一意向：“我杯雖小，但我用自己杯子來喝。”這篇清純可喜的精致小品，如同散文詩一般雋永。盡管作家意有所指，但是，當作寓言來讀也未嘗不可：人，當有自己的原則，自己認定的道理，便應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哪管他人論短長！
《花子》也是一篇珠玉之作，寫一流落巴黎的下層女藝人花子，長得雖不美，但是，雕刻巨匠羅丹，卻獨具慧眼，能在花子這個東方女性身上，發現他人所未能發現的美——“強勁之美”。小說篇幅不長，用筆精煉，將雕刻家羅丹的風貌，寫得栩栩如生。文中穿插波德萊爾的文章，以此引發羅丹對雕刻的一段精辟論斷：“人體也一樣，僅僅當作形體來看，并無意義。形體是靈魂的鏡子。透過形體能看到內在的火焰，那才有意義。”以此來說明藝術創造的本質不在于形似，而在于表現內在的精神。
《雁》是森鷗外現代題材的中篇代表作。女主人公小玉，出身貧苦，一再受騙，成了人人痛恨的高利貸的外室。她漸漸意識到自己的屈辱地位，朦朧有了人的覺醒，憧憬真正人的生活，渴望擺脫屈辱的境遇。然而，“文明開化”并未帶來婦女地位的改變，在封建殘余依舊強大，婦女沒有起碼的人權——警察能隨意霸占窮人家的女兒，高利貸可花錢買妾——的社會里，一個弱女子想求得自身的解放，談何容易！于是，她將希望寄托于來往窗外的大學生，暗暗愛上每天散步經過她家的醫大學生岡田。然而，一個偶然事件，竟使唯一一次能表白愛情的機會擦肩而過，小玉的希望最終化為泡影。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刻畫小玉內心微妙的變化和癡情；以大雁之死，象征她薄幸的命運；對明治初年下層婦女的不幸，生為女人的悲哀，深表同情。尤其最后寫小玉那雙美目，滿含深情和絕望，令人不勝憐惜。小說中寫大學生間的交游，將明治年間的風物民情、習慣偏見、社會生活，予以生動真實的再現。
一九一0年，發生了所謂“大逆事件”，明治政府對思想界實行高壓政策。為避免觸及時政，森鷗外轉向歷史小說創作。在《遵照歷史和脫離歷史的束縛》（1915）一文中，述及他寫歷史小說的兩種態度與方法。忠于史實，盡力抹殺作者的主觀，或僅予最低限度的解釋，以再現歷史的真實面目，即為“遵照歷史”。然而，完全遵照歷史，不知不覺會被歷史束縛手腳，于是便想從中擺脫出來：借用史實，不必作精細的考證，全憑作者的主觀闡釋，是為“脫離歷史”。本書所選的《山椒大夫》、《魚玄機》和《高瀨舟》三篇歷史小說，都是用后一方法創作的。
《山椒大夫》是根據一段廣為人知的古代傳說，加以想象，以抒情的筆調，敘述母親攜帶子女和女仆在前去尋夫的路上，被人販子分別賣作奴隸的悲情故事。在悲慘的非人境遇中，姐姐安壽經過周密思考，鼓勵弟弟廚子王出逃，而后投水自盡，表現出一種犧牲自我的高尚情操。廚子王為父親昭雪沉冤，繼承官位，廢除奴隸制度，最終與母親團圓。小說既有歷史的真實，也有藝術的虛構，展現日本古代奴隸社會的生活圖景。主人公的噩運，慘烈的處境，控訴了日本社會的黑暗和對人的禁錮。同時贊美主人公雖身處逆境，仍不少生活的意志，經過努力，最終戰勝邪惡的勇敢精神。
一九0四年，森鷗外從朋友處得到一本《唐女郎魚玄機詩》，卷末附有女詩人的傳略，讀后覺得“頗富戲劇性”，遂根據《三水小牘》、《太平廣記》、《唐才子傳》、《全唐詩》、《唐詩紀事》等二十余種中國古籍，寫出本書所選的這篇《魚玄機》，于此也見出作者涉獵之廣。森鷗外又以醫生的眼光，從性心理的角度，去探索人物的內心世界，著重刻畫魚玄機作為女人的覺醒，她的嫉妒，以及由此導致的毀滅。書中穿插魚玄機與溫庭筠的唱和，以及溫庭筠的逸事和唐代的文人生活，寫得惟妙惟肖，宛如出自中國作家之手。
《高瀨舟》則取材于日本德川時代《翁草》一書中“流人的故事”。讓犯人在去流放地的高瀨舟上，自敘獲罪的經過。小說不僅寫出江戶時代的封建苛政，同時還表達了作者對某些人生哲理的思考。犯人喜助的話，引起解差莊兵衛的感觸：人的欲望無窮，唯有知足者常樂。正所謂“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這既是一種財富觀念，也是一種生活態度。作為醫生，森鷗外從喜助殺弟一案引出安樂死這一醫學界、法學界紛爭未決的問題。但是，作者也無解決的良策，只好委諸“官老爺的決斷”了。清新明晰的文筆，蒼涼悲哀的故事，客觀的敘述中，依舊不脫森鷗外的詩情。
森鷗外業醫之余，博學于文，從事文學創作，今以小說傳其名。百余年來，《舞姬》、《雁》、《山椒大夫》、《高瀨舟》等篇什，在日本奉為經典之作。本書所選的這九篇作品，望讀者能“借一斑略知全豹”，從中領略作家的匠心與文采，得到閱讀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