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研究．第一期(2012)（簡體書）

《社會發展研究（第1期2012）》以中國現代重大問題的研究為重點，以中國社會發展情況的調研、發展問題的診斷以及與發展經驗關聯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探討為主題，鼓勵從學科綜合、交叉的角度，對處於國際視野中的中國社會經濟改革及其發展中的主要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社會發展研究(第1期)(2012)》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專題研討
社會發展的四個理念
研究論文
發展過程中的相對剝奪感
中國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評估研究
全球化的轉型與挑戰——金融社會學的考察
勞動關系轉型中的中國工會——以國家治理參與為視角
制度變遷與公共物品供給中的激勵機制嬗變——基于鄂西南河鎮的研究
研究述評
代表性的承諾——個案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國際視野
變遷過程中的全球現代化——有關現代性的重新思考
書評
進步如何是一種幻象？——評喬治?索雷爾的《進步的幻象》
意識形態的終結抑或嬗變？——由丹尼爾?貝爾《意識形態的終結》引發的思考

二 1987年的調查
整個80年代，是中國社會發生轉型和急劇變遷的時代。這個時期主要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結構性特征是：
（一）在經濟體制上，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引導整個國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其主要標志是：1.國家計委管的工業指令性計劃產品已從1984年的120種左右減到60多種；2.國家統配物資已從1984年規定的256種減到20種，商業部計劃管理的商品也已從1979年的188種減到23種；3.建設資金由政府渠道開支的已從1978年的76.6％下降到1986年的31.6％，由銀行渠道解決的已從23.4％上升到68.4％；4.1986年工農業產品的商品率已達63.9％；5.主要生產資料由企業自銷的比重上升，l986年鋼材自銷達32％，水泥48％，煤炭25％；6.各類商品已實行浮動價和市場價的比重，農產品占65％，工業消費品占55％，生產資料占40％，一般小商品也都放開隨行就市；7.1986年城市融通資金達300億元；8.出口總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979年的5.6％提高到1986年的12％；9.至1986年止，向國外籌借資金達206億元，引進技術一萬多項，開辦7700個外資和中外合資企業及3277個海外企業（《世界經濟導報》，1987）。
（二）在經濟發展的結構上，由于初級農產品在這一時期的超常規增長，從而構成了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動因。有人估算，在這一時期，農民的消費和積累增長能夠說明國民經濟總增長的62％以上。這就是說，這一時期社會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的近9個百分點中，其中有5—6個百分點是來自農村經濟發展的貢獻，來自農民經濟行為的貢獻（周其仁、杜鷹、邱繼成，1987：10—26）。這樣的一種增長格局，從根本上動搖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全國性農產品供不應求的局面。從80年代初期開始，一些基本的農產品突然遇到了“倉容危機”，糧食和棉花也開始出現剩余，對糧食的國家統購，從當時政府的財政實力上已逐漸感到了一種不堪承受的壓力（周其仁、杜鷹、邱繼成，1987；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1987；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綜合課題組，1988；高尚全，1989）。
（三）正是基于上述的這些分析，人們進一步判斷，中國已普遍地結束了以溫飽滿足為中心的必需品消費階段，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不再來自于滿足廣大國民的低層次的消費，而是來自于非必需品的消費。根據當時的分析，城鄉居民的食品收入彈性都降到了0.7左右，而用品、住宅及某些服務的收人彈性都大于1，其中住宅和耐用消費品的收入彈性高達3以上（周其仁、杜鷹、邱繼成，1987：10—26）。
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背景下，消費結構的急劇變化，首先帶來的是國內外消費示范效應的雙重壓力。在國際上，大量凝聚先進科學技術成就的消費品開始涌人中國，不僅在更大的程度上刺激了國內的消費，而且也強烈地刺激了人們對凝聚在消費品之中的那些現代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欲望和向往，因之也構成了對人們本身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強烈的示范效應以及無形的巨大社會文化的壓力。在國內，一些先富起來的社會群體和社會集團的那些情不自禁的炫耀性消費，也在更廣闊的社會層面上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欲望。羨慕與妒忌、攀比與模仿、失落與憤怒等各種情緒交織在一起，使消費的示范效應的壓力變得愈來愈大，使得當時剛性的社會經濟結構變得愈來愈不堪重負，各個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因之而變得愈來愈尖銳了。
總之，1987年的中國，正處于一個社會發生急劇轉型和變遷的時期。在經濟體制上，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推動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不過，這種轉軌基本上是按照從地方到中央、從農村到城市這樣一條漸進的路線推行的，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經濟體制中存在著社會結構上“改革”和“未改革”雙軌并存的局面；在經濟發展的結構上，初級農產品的超常規增長成為了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首要刺激因素，但與此同時，糧食和棉花等基本農產品也開始出現“倉容危機”，國家統購政策在財政上遇到巨大壓力；在消費結構上，從生活必需品消費到非必需品消費的變化，首先帶來了國內外消費示范效應的雙重壓力，從而使處于雙軌體制中的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所產生的差異，成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矛盾的根源，使人們在相互比較的過程中體驗到了一種被相對或絕對剝奪的負面感受。總之，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不同步的失調局面，特別是雙重體制帶來的雙重行為及其價值觀念之間的摩擦和沖突，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社會震蕩”，也使人們在比較過程中產生強烈的失落與被剝奪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