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陸「十七年文學」的城市表述

本書以「文學中的城市」為軸，探討大陸十七年文學的城市表述問題，並藉此展開對社會主義文化危機的探索。不僅探討了「從鄉村到城市」這個中國革命的基本命題，以及社會主義遭遇城市「市民社會」的理論難題，還著重論述了中共城市改造及其文學表述的現代意義。

其中尤為重要的討論在於呈現了城市的空間變革，以及消費主義與革命宏大話語之間的矛盾與裂隙，墮落的「消費城市」不得不通過「生產城市」的文學建構而得以救贖的現實。總之，本書通過考察「社會主義文學」與「城市」這個資本主義「場域」之間衝突、順應、分野的意識形態聚合過程，剖析了「革命之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在矛盾和焦慮。

本書特色 

探討社會主義與文學的關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如何影響文本的問題。

徐剛，1981年生於湖北，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近年來在《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南方文壇》、《文藝理論與批評》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自序

在《文學中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Literature）中，理查‧利罕（Richard Lehan）將城市視為「都市生活加之於文學形式和文學形式加之於都市生活的持續不斷的雙重建構」 。這樣的概念用在十七年社會主義城市及其文學之上也是同樣有效的。

作為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城市類型，社會主義城市所體現的「另一種現代性」並不為人所熟知，但其文學（或文化）想像在與城市的互動過程中所體現的文化政治卻包含著更為複雜的內涵。而本論文通過解讀「社會主義文學」的「城市視角」，也意在揭示這種中國現代性的秘密。在此，張英進教授的名著《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意義。

如其所言，「本書研究的不是『城市文學』本身（那是一種具體的文學），而是『文學中的城市』，即文學與電影文本中想像的城市。」 因此，其研究的重心不是城市文學，而是「文學中的城市」：不是城市如何影響了文學，而是文學如何通過對城市的「構形」成為現代中國一個重要的文化生產形式。

在這個過程中，「作者有意繞開文學中的城市再現的真實性及其與現實城市的關係這一難題，而是強調文學與電影作為一種話語方式如何象徵性地構築『真實的』或『想像性』的城市生活，如何使城市成了一個問題」 。在這本書中，「構形」成為解讀文學中城市的核心辭彙，它指文學藝術對城市書寫或?事的結構方式──不僅包括作品中所呈現的城市形象，更指作者?述城市時運用的感覺體驗和話語修辭「策略」。

這毋寧說是一種「以城市為方法」的文學／文化研究方式。在此意義上，探討文本創作的意義便在於去追問「城市是如何通過想像性的描寫和?述而被『製作』成為一部可讀的作品」 。張英進的研究在張鴻聲教授那裏得到了回應，張鴻聲也認為，傳統的城市文學研究，強調的是城市之於作家的經驗性，而忽視了文學的「文本性」。城市文學之於城市，絕非只有「反映」、「再現」一種單純的關係，而可能是一種超出經驗與「寫實」的複雜互動關聯 。因此，城市的歷史形態與城市文學文本之間構成了極其複雜的對應關係，這一切則以對城市的不同表述體現出來。

而城市?述也絕不以城市題材為限，它可以存在於各種題材之中。所以，鑑於城市文學研究自身逐漸以「城市性表述」涵蓋了「文學再現城市」，從概念上來說，「文學中的城市」要比「城市文學」能夠揭示更多城市對文學的作用與兩者的複雜關聯。而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後者更接近文化研究 。因此就本文而言，論文也試圖以「文學中的城市」為方法探討十七年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化的複雜秘密。
本論文除導論和結語之外，將分五個章節來討論十七年文學中的城市表述，從而一窺「社會主義文化」及現代性的矛盾問題。

其中第一章通過討論「進城」及其文學表述的問題來呈現城鄉格局中的「社會主義城市」的意義。主要以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及相關作品為線索，通過論述「墮落幹部」的進城故事展開「革命之後」的「進城」衝突與改造焦慮的問題。

由此得以呈現「從鄉村到城市」這個中國革命的基本命題，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遭遇城市「市民社會」的理論難題；另外，「農民進城」與城市想像一節則主要探討農村題材小說中的城市?述問題，通過「進城的鄉下人」視野來呈現城市在社會主義文學中的意義。它通過鄉村倫理的堅守、浪漫主義的城市批判，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選擇這三者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在「驅魔」資本主義城市和建構社會主義城市的過程中「構形」城市的意義，並由此彰顯彼時的意識形態症候。

第二章「城市改造的文學?述」主要通過中國共產黨進城和城市改造的文學表述，來討論解放及社會主義文化的積極意義。主要以「改造龍鬚溝」、「改造妓女」及建設「工人新村」等三個個案，分別闡釋中國共產黨的城市改造及其文學?述的現代意義。如果說作為一部城市改造的「寓言」，「龍鬚溝」的故事將城市環境治理與一個國家萬世太平的隱喻聯繫在了一起，那麼「50年代的妓女改造」運動則更為鮮明地呈現出「城市文明病」的「療救」與「衛生現代性」的建構所蘊含的辯證關係，而「工人新村」的?述則更為鮮明地突出了城市工人階級的解放議題。

第三章「消費城市的空間變革」則主要通過1950、1960年代《在懸崖上》、《霓虹燈下的哨兵》等幾部代表性作品，討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如何改造城市消費空間的問題。然而，無論是從「營業舞廳」到「機關舞會」，還是「街道」的美學變化，抑或是從「無軌電車」到「火車」的空間變革，城市消費空間在社會主義城市改造中始終陰魂不散，既成為後者貶抑的對象，又是其得以借重的寫作資源。

第四章「革命倫理與城市日常生活」主要討論意識形態的城市中日常生活的頑強記憶。這裏既涉及「消費城市」的遺跡，又關聯著市民日常生活。隨著戰爭的勝利，無產階級革命從農村來到城市。在此之中，意識形態的燭照固然使得昔日城市的資本主義繁華無處遁逃，但作為傳統藏汙納垢的所在，解放的城市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並沒有一勞永逸地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聖地。相反，在革命宏大話語的裂隙中，城市「消費主義」的殘餘依然猖獗，它充滿誘惑的面孔「幽靈般」地呈現，給「革命之後」的城市日常生活帶來了莫大的焦慮。

革命年代的「上海姑娘」形象，體現出意識形態表述與城市摩登記憶的複雜糾結，從而彰顯出摩登與革命的辯證關係。而在《上海的早晨》等社會主義改造的經典文本中，也出人意料地呈現著城市物質主義的?述，這種無意識的「文本分裂」流露出的情感傾向引人關注。而作為「消費城市」的衍生物，《年青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等作品中城市日常生活的張揚和市民社會的消費記憶，也嚴重地干擾了意識形態的達成。

第五章則探討作為「消費城市」救贖方式的「生產城市」的文學建構過程。在此，「生產城市」的建構並非一句空洞的意識形態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政治實踐，即它必須訴諸工業化的城市建設。作為曖昧城市的療救手段，從「消費的貶抑」到「機械的讚頌」，工業題材文學成為社會主義城市書寫的理想方式。在此之中，工業「風景」與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得到了張揚。此外，儘管作為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勞動本身突顯出極其非凡的意義，但「勞動的烏托邦」以其與資本主義共用的現代性（現代化），也出人意料地顯露出「異化勞動」的跡象。

然而，在「生產的城市」的建構過程中，工業題材文學突顯出它的核心矛盾，即「激情」與「理性」的衝突，此處的「激情」作為一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表達方式，成為療救資本主義科層制現代性的重要手段，當然，在「衝破規程」的背後，也隱藏著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爭辯和第三世界的現代性焦慮。

總之，論文通過考察「社會主義文學」與「城市」這個資本主義「場域」之間衝突、順應、分野的意識形態聚合過程，來探求一種「社會主義城市」的文學表達。儘管在這種表達背後，暗藏著「革命之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性和內在焦慮，但卻是從中分析中國社會主義遺產和教訓的絕佳視角。在這個意義上，解讀「社會主義文學」的「城市視角」，分析十七年文學中的城市表述，為分析1980年代中國社會轉型提供了解釋的依據。

需要指出的是，本論文的部分章節曾以單篇論文發表於《文藝爭鳴》、《當代電影》、《文藝理論與批評》、《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漢語言文學研究》等刊物，在此需向以上雜誌的網雙龍、徐輝、檀秋文、李雲雷、劉德興、武新軍等諸位老師表示由衷的感謝。本論文還有部分章節曾以會議論文在北京大學「眾聲喧嘩的中國文學──首屆兩岸三地博士生論壇」，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博士生論壇，以及北方工業大學西山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在此也一併感謝以上諸校的會議主辦方。作為一部學位論文，本書的寫作參考並吸收了該論題最新的研究成果，凡引用他人成果之處皆做了注釋，以此向諸位學術前輩致敬，或許有些遺漏的，還請各位見諒，當然，其中的責任自然是由我承擔。期待諸位學術同行的批評指正！

徐 剛
2012年8月18日

第一節 「城市文本」與「閱讀的困惑」
第二節 想像城市的方法
第三節 社會主義城市類型學

第一章 城市與鄉村的文化變奏
第一節 進城的衝突與改造的焦慮
第二節 「?落干部」的進城故事
第三節 「農民進城」與城市想像

第二章 城市改造的文學表述
第一節 治理「龍鬚溝」與北京城市改造
第二節 改造「妓院」與「城市文明病」的療救
第三節 工人新村與社會主義城市的建構

第三章 「消?城市」的空間變革
第一節 從「營業舞廳」到「機關舞會」
第二節 「街道」的美學與政治學
第三節 從「無軌電車」到「火車」

第四章 革命倫理與城市日常生活
第一節 「上海姑娘」：摩登與革命的?證法
第二節 《上海的早晨》：文本分裂與城市物質主義的隱現
第三節 革命城市與日常生活的焦慮

第五章 「生產城市」的建構及其文化政治
第一節 城市的消費與生產
第二節 共同體與社會主義新城
第三節 工業「風景」與「勞動烏托邦」
第四節 「激情」與「理性」的爭鬥：工業題材文學的文化政治

結 語
參考文獻
後 記

第一節 「城市文本」與「閱讀的困惑」

「如果城市是一個文本，我們該如何閱讀它？」 這是喬伊絲‧卡羅爾‧奧茲（Joyce Carol Oates）在《想像性的城市》（Imaginary City）中，對「城市文本」及其「閱讀困惑」的追問。然而，對於現代以來的中國「城市文本」而言，這種「閱讀的困惑」則似乎更為明顯。

關於「城市」一詞，從語義學的角度解釋，應該是先有城，然後有市。《說文》曰：「城以盛民也。」《釋言》也提到，「城，盛也，盛受國都也。」《墨子‧七患》則對「城」有所闡釋：「城，所以守也。」至於市，在時間上要後起一些。

《說文》：「市者，買賣之所也。」《孟子‧公孫醜下》：「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易‧繫辭》：「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者幾乎包含了現代意義上「市場」的意思。

然而，相異於西方意義上的城邦，中國城市有著不同的功能，所謂「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吳越春秋》）中國城市的主要功能乃「王室的居所」或有效的行政人口管治。在這個意義上，正如美國漢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所言，雖然中華帝國城市發展的歷史並不短暫，但卻只是極不完滿的「東方型城市」和「前工業化城市」的「可憐的樣板」 。

在西方學者看來，城市是西歐自中世紀末發展出來的社會文化現象，而其他地區的城市並不能算是真正的城市。古印度、古中國的偉大城市，以及巴比倫等都缺乏一個能將其居民打造出一種特殊社會關係的顯著經濟和公民文化，使他們能變成真正的城市居民。在其潛意識中，城市文明往往與基督教道德觀、城市資本主義等西方現代化準則相勾連，而在緣起和性質上被認為是一個西方現象。

造成這個現象的背後要素，是市民貿易和手工業需求等資本主義元素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直言不諱地指出，「在中國，從未出現過真正的城市，因為城市存在的前提，即市民社會，從未在中國成形。」其理由在於：（1）政治上，中國的城市直屬於中央政府，並不存在城市自主；中國城市的主要功能乃「王室的居所」或有效的行政管治；（2）城市精英以集體行為和郊野的田園生活為其價值觀構建基礎，不利於真正市民階層的形成。這些觀點指出了新儒學的城市文明與西方學者如韋伯所標示的西方城市文明明顯不同 。

基於此，儘管中國城市有著極為悠久的歷史，但作為一個更為悠久的農業大國，城市及其城市文學在近代以來中國的尷尬處境不言而喻。就像李歐梵在談及中國現代小說時所說的：「城市從來沒有為中國現代作家提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或喬依斯在都柏林所找到的哲學體系，從來沒有像支配西方現代派文學那樣支配中國文學的想像力。」 文學與城市的疏離令這位美籍華裔學者遺憾不已。同樣，對於更多的當代學者而言，「中國沒有真正的城市文學」似乎已成公論。

在《城市像框》一書中，李潔非直言不諱地指出，「跟城市現實這只巨大像框本身相比，現有的城市文學創作其實遠談不上豐富，餘地很大，還有很多空白等待填補。」 而更為激進的觀點在於，「在中國，還沒有一個作家能夠像狄更斯那樣描述倫敦。」「無論是老舍筆下的北京，還是張愛玲所描述的上海，城市的輪廓並不清晰，張愛玲的上海與她所處時代的上海有很大差距，而老舍則依然是從鄉村的角度去描述北京，這使得北京更像一個大村鎮，而不是都市。」

這便正如陳曉明教授在《城市文學：無法現身的「他者」》一文的結尾處頗為無奈地說道，中國的「城市文學」本身「始終是一個幻象，它是一種不可能性的存在」，「我們歷數了那麼多的城市文學作品，事實上，它們不只是關於城市的，甚至不是關於城市的，它們只是涉及到城市，只是寫到城市裏的生活。」 這或許正是現代以來中國城市文學的現狀。

城市成為「一種不充分的他者化的存在」，「逃脫，缺席和不在場的一種蹤跡」，以及「他者的幽靈」和「我們需要的他者的幻影」，而「真正的城市文學」則隱匿不見。在此，所有的話語都指向了自現代以來傳統及「革命中國」 所造成的「城市文學」裹足不前的處境。溢於言表的沮喪與自卑背後，包含著對中國「脫離世界」三十年之久的深切痛楚，以及近三十年（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的急迫心緒。然而，何謂「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學」？

無論是陳曉明教授所談到的「表現人物與城市的精神衝突的作品」，還是張清華先生所言及的「城市主體身份」與「城市經驗」 ，這種抽象與詩意化的城市指標背後，都極為明顯地潛藏著「後冷戰」時代對資本全球化趨勢的浪漫想像。早在20世紀80、90年代，這種西方中心式的城市想像與研究，便借助「新啟蒙知識編碼」席捲而來。在「呼喚現代化」的歷史脈絡之中，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城市成為自由與民主的標記而被寄予厚望，而「文明與愚昧的衝突」所造成的「鄉村」和「城市」的分野、對峙，則成為彼時城市文學的主要特徵。

正如一位論者所談到的，「以現代西方城市文明為主要特徵的新文化全面進入中國大陸，與原有傳統的東方農業文化發生矛盾、衝突，以至互化和融合。當代中國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學，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 這種城市的「現代的魅力」，在「告別革命」的呼告聲中顯得恰逢其時，「人們仿佛突然間睜開了眼睛，他們不再生活於灰色的生產車間，而是生活於流動性很強、五光十色的城市之中了。這使得那生活於城市中的人們，開始有了真正的都市經驗的積累。」

然而不久，這種興奮的感覺便被過於沉重的「農業傳統」和「革命包袱」所「拖累」，「真正的城市」成為漸行漸遠的「烏托邦」。1990年代欲望化的城市景觀所造成的「文本分裂」至今令人刻骨銘心，「這些人都穿梭於酒吧、高級商場、寫字樓之間，但這些也只能稱之為城市生活的表層，或者城市生活之一寓，還沒有寫出真正的內蘊著城市精神的宏大的城市生活來。」 這種「內蘊著城市精神的宏大的城市生活」，大概就是某種無法企及的「看不見的城市」，只能指向遙遠的未來或者歷史之中。

1990年代以後的城市文學研究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一是矚目於20世紀30年代以新感覺派小說為代表的海派都市文學之中；另外就是九十年代以來的當代城市文學研究。就前者而言，以「海派」和張愛玲為代表的城市文學，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所創造的「偉大的傳統」引人津津樂道，嚴家炎先生的新感覺派小說研究 ，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中描述的「新都市文化」等為此類研究開了先河 ，吳福輝、張英進等學者的相繼研究帶動了國內學術界的「跟進」 。

而就後者來說，1990年代以來的城市（或都市）文學研究可謂蔚為大觀。仔細分析，以上兩者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是在90年代「新的意識形態籠罩下」學術界的本能反應，就像李歐梵所說的，「上海終於在一個世紀的戰爭和革命的灰燼裏重生了。」九十年代對殖民地上海的「文化懷舊」，成為巨大的市場意識形態的經濟／文化符號。「上海摩登」則為這種現實與追憶之間的「借屍還魂」打開了一條通道，歷史不過是現實的一種「倒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