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簡體書）

《上海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從上海文化的視閾探究上海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關係，在梳理分析上海文學的發展嬗變中，呈現其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展中的重要價值與作用。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發展的軌跡上，上海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五四”新文化運動落潮後，上海就逐漸取代了北京，成為中國文化建設與發展的中心，這不僅是由於上海的地理位置、文化積澱、社會氛圍，也由於上海城市發展過程中都市的繁華、租界的存在、文人的積聚、市民的接受等。

楊劍龍博士，教授，博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一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點學科帶頭人，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紐約大學訪問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家協會理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中國魯迅研究會、中國老舍研究會、中國小說學會理事。著有《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中國現代鄉土文學論》、《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現實悲歌：新現實主義小說論》、《文學與文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上海文化與上海文學》等著作多部，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簡史》、《文學的綠洲一一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等著作。發表長篇小說《湯湯金牛河》和短篇小說、散文、詩歌多篇。完成和正在承擔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上海文化與上海文學”、“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文化思潮”，曾多次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上海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上海文化與上海文學研究叢書。

任上海龍門書院主講達14年之久的劉熙載，完成了《藝概》、《昨非集》的編撰，其議論文強調“循古尚正”、散文則推崇“自得尚真”。受雇于上海墨海書館達13年之久的王韜，協助傳教士翻譯西學著作，著述甚豐，創作甚勤，政論強調變法自強，強調“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歐洲始”；創作則提出“與茍同，寧立異”，強調“必先見我之所獨見，而后能言人之所未言”，反對擬古注重創新，強調發乎性情表現自我。戊戌變法后，梁啟超提倡“文體革命”，他主持《時務報》提倡維新改良運動，并開創了上海報章文體，顯示了梁啟超文章“務為平易暢達”、“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新文體的魅力。章炳麟自1897年來上海后，在上海的報刊上發表了諸多論析時政的文章，以古奧的言辭、尖銳的語氣針砭時弊倡導革命，引起世人的矚目。在“小說界革命”的倡導中，以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為代表的官場譴責小說不斷在上海涌現，以嬉笑怒罵的文筆譴責官場的腐敗墮落。以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為代表的“發表政見，商榷國計”的政治小說紛紛在上海刊載，在官與民的對立中倡導新的政治理想。以吳趼人的《恨海》為代表的言情小說大量在上海問世，以男女之間的悲歡離合展示社會歷史的變遷。辛亥革命以后長期居住在上海的南社成員柳亞子等人，以其詩文強烈的政治色彩、憂圉憂民的情懷，呈現出慷慨激昂的風格。上海文化與文學的傳統，對于上海現代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上海開埠以后，在商業文化的確立、外來文化的引進、文化傳統的繼承中，在融會貫通中逐漸構成了上海文化的商業性、開放性、個性化的特征。
商業化的大都市注重經濟利益關注市場效益強調商場競爭，“近代文明使一切東西都商業化，物質的精神的各方面都商業化了。在中國內地還不明顯，在上海這情形就十分明顯了”。商業化是社會進步的一種特征，但同時也帶來了某種弊端，因此王安憶說：“北京的貴族們有著遙遠的過去可供回想，上海的新人們則只有眼前，生存的競爭是那么激烈，利欲之心日消夜長，上海已沒有一點余暇留給情感做游戲了。因此，北京是一個人文的世界，上海則是一個功利場了。”
上海獨特的地理條件使它逐漸成為一個最具流動性的都市，海納百川兼容并蓄成為上海文化開放性的特征，外國文化的引進、外地文化的融入，使上海文化在中西合璧多元交融中具有一種開放的氣度，納外來文化于傳統，融異地文化于一體，這也導致上海文化呈現出追求創新的精神，無怪乎20世紀30年代曹聚仁就曾經說過：“京派篤舊，海派騖新，各有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