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局：從中國崛起看西方民主的沒落

中國的崛起，被視為當代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
這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東西方的關係。
這從西方媒體對中國日益突出的負面描繪中可見一斑。

改革開放之初，西方希望中國按照其模式演變，採取一邊倒的積極支援立場。冷戰結束，中國沒有像俄羅斯一樣，從西方進行制度移植，而是走向制度創新。為此整個二十世紀九○年代，西方對中國的遏制之聲不絕於耳，並且百般阻撓。

中國的崛起，歸功於對內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和對外的全面開放，同時抓住全球產業大轉移和全球化的歷史性機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體制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調整，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應該是中國模式的核心要素。

中國的崛起，被視為當代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這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東西方的關係。改革開放之初，西方希望中國按照其模式演變，採取一邊倒的積極支援立場。冷戰結束，中國沒有像俄羅斯一樣，從西方進行制度移植，而是走向制度創新。為此整個二十世紀九○年代，西方對中國的遏制之聲不絕於耳，並且百般阻撓。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加速崛起，成為當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恰在此時，源於美國的經濟危機席捲全球。西方面臨著兩方面壓力：中國模式的產生及對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效用、西方模式在全球的正當性下降。東西方關係再次處於微妙的波動甚至緊張之中。這從西方媒體對中國日益突出的負面描繪中可見一斑。

中國的崛起，歸功於對內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和對外的全面開放，同時抓住全球產業大轉移和全球化的歷史性機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體制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調整，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應該是中國模式的核心要素。

不容否認，中國是當今世界中情況最為複雜、內部矛盾最多、制度建設最為欠缺的大國。這是不可小視的挑戰。制度優劣因不同的環境而異，西方走在了現代文明的前列，有制度因素；中華民族在現代化的征程中，也在創造新的輝煌，我們應當對中國當下的制度模式充滿信心。

中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崛起，被視為當代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中國的崛起，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東西方關係。改革開放之初，西方希望中國按照西方的模式演變，便採取了一邊倒的積極支持立場。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並沒有像俄羅斯一樣從西方進行制度移植，而是繼續走向制度創新。

為此，整個二十世紀九○年代西方對中國的遏制之聲不絕於耳，並在行動上百般阻撓。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成功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時抓住西方反恐的歷史機遇，加速崛起，成為當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關於中國模式的研究，也成為世界顯學。

恰在此時，源於美國的經濟危機席捲全球。西方面臨著兩方面的壓力：中國模式的產生及其對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效用，和西方模式在全球的正當性下降。東西方關係再次處於微妙的波動甚至緊張之中。這從西方媒體對中國日益突出的負面描繪中可見一斑。

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今天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傳統社會、農業社會，而是一個商業社會、工業社會，而且幾乎和全球同步進入資訊社會。中國也終於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從大歷史的角度講，正是由於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國才能夠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環的發展模式。這樣看來，中國的崛起真正是「幾千年未有之變局」。

中國崛起的原因，我們可以歸功於對內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和對外的全面開放，並同時抓住了全球產業大轉移和全球化的歷史性機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體制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改革和調整，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種特色與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盪不堪的阿拉伯世界對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世界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地運轉，不僅要具有靈活性，還要具有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阿拉伯世界雖然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必然走向僵化。

中國雖然重新成為世界性的大國，但不容否認，也是當今大國中情況最為複雜、內部矛盾最多、制度建設最為欠缺的大國。這都是中國進一步崛起的挑戰和目標。不過，當西方創造的鼓勵物質享受的現代化模式，無法解決其帶來的眾多嚴重問題（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核威脅和傳統文明消失等）時，中國傳統文化所宣導的「天人合一」、「和諧」、「中庸」等理念，都有可能成為新的解決方案。所以，面對中國再度崛起，我們自豪，但是更要清醒。

制度的優劣因不同的社會環境而相異。西方走在了現代文明的前列，有其制度因素。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也曾創造過燦爛的文明，現在我們正在現代化的征程中創造新的輝煌，我們沒有理由不為自己的制度充滿信心。

對於中國崛起，海外華人的感受最為直接和強烈，對西方的不公正評價更是如鯁在喉，於是不平則鳴就成了他們的選擇。由於他們對東西方均十分瞭解，從比較和發展的角度落筆，猶如庖丁解牛，切中要害。我在法國生活多年，投筆於此，也算是繼承了這一傳統。

自序《中國能贏‧東西方對比》，在不同的國情和環境下，中國的制度模式在很多方面佔有優勢，請走進此書，一窺究竟吧！

宋魯鄭
二○一二年九月於法國巴黎

第一篇　中國為什麼能贏
1. 制度成功創造中國奇跡 016
2. 全球座標下的中國發展之路 024
3. 中國模式終結西方民主一元化時代 030
4. 民主困境與中國模式開創第三條道路 034
5. 為什麼中國經濟可以一枝獨秀 038
6. 中國何以不會發生美國式金融危機 043
7. 轉型期中國為什麼能保持穩定 046
8. 中國崛起何以如此不同凡響 051
9. 印度憑什麼趕上中國 055
10. 明治維新誤讀與中國曲折復興 065
11. 中國何以成為碩果僅存的多民族統一國家 069
12. 在法國體味中國崛起 073
13. 中國模式創造人類史上最大奇跡 078

第二篇　西方民主的真相
1. 西方對華出牌，何以總是適得其反 088
2.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與西方民主的失敗 093
3. 中國為什麼要懷疑西方的普世價值 098
4. 中國為什麼要反對西方的新聞自由 116
5. 西方還是原來的民主嗎 140
6. 英國「竊聽門」挑戰普世價值 143
7. 美國的「民主」保衛戰 151
8. 柏林圍牆倒塌與西方民主困境 156
9. 德國大選背後的西方民主政治 159
10. 西方民主何以是鴉片 166
11. 美國為什麼反對中東民主化 172
12. 從西方宗教看西方民主 177
13. 法國民主為何保護不了華人 180
14.《新聞週刊》收購戰：美國為何不賣給中國 184

第三篇　西方民主的陷阱
1. 西式民主能夠化解中國的困局嗎 190
2. 發展中國家能跳出「民主陷阱」嗎 205
3. 利比亞為什麼避不開「民主魔咒」 212
4. 中國為什麼要感謝戈巴契夫 219
5. 從比利時危機看中國民主化的挑戰 228
6. 為什麼不要用西方民主來定義中國模式 235
7. 中國能渡過轉型高危期嗎 238
8. 西方民主何以走向不歸路 243
9. 巴西現代化進程對中國的啟示 248
10. 何以越民主，越腐敗 255

第四篇　中西方對比與差異
1. 中國的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制，何以優於西方的多黨制 260
2.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273
3. 東西方模式誰主沉浮 282
4. 法國大選對中國政改的啟示 287
5. 西方是經濟危機，還是政治制度危機 298
6. 什麼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力 304
7. 中國是美國的救星還是災星 309
8. 從「神舟九號」透視當今世界 313

1. 制度成功創造中國奇跡

制度，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和基礎。一個國家的先進與落後，也必然體現在制度競爭的結果之上。如果從這個角度審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制度的成功決定了中國再度復興。

中國在世界範圍的落後和挨打，始於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儘管中國後來進行了洋務運動，卻慘敗於小國日本，舊的東亞體系全面崩潰，隨後淪為西方的半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強之間矛盾重重，中國早已被徹底瓜分（十九世紀二○年代美國大學課堂上的討論題目之一便是：是否應該瓜分中國）。昔日中國之失敗，顯然在於實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時代發展需要，是制度之敗。

後來，曾在美國生活的孫中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提出以美國為範本重建中國的制度，並最終於一九一一年取得成功，終結了晚清七十年的屈辱歷史。然而，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間，別說中國再度復興，甚至連國家統一、主權獨立的歷史任務都沒有完成。更可怕的是，反而沿著一八四○年以來的下滑軌道加速沉淪：國家進一步分裂，國力進一步衰微。

其實，中華民國成立不久，民國元老章太炎就公開提出「民國亡國論」，實是遠見卓識、振聾發聵。袁世凱稱帝固然有其權力私心，但中華民國體制不適合中國也是其理由之一。張勳復辟固然和他個人對清王朝的愚忠有關，但同樣也是中華民國的失敗造成的。因此，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也是歷史發展之必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已經走過一個甲子，中國在重新贏得獨立和主權之後，也再度崛起成為世界強國。

中國不僅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還是拉動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二○○七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已從一九七八年的23％上升到192％，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位居世界第一。二○一一年底，中國銀行業早已超過「金融帝國」－－美國，在全球市值十大銀行榜上，中資銀行已有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以及中國銀行四家。

中國汽車銷售量也超過「汽車王國」－－美國，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相比，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七十七倍；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增長了一萬多倍；貿易總量增長兩千兩百多倍，躍居世界第一；財政收入則增加一千多倍；人均GDP在人口增長了兩倍（從四．五億到十三億）的情況下，超過三千美元，增長一百三十三倍。

不僅經濟如此，社會發展也是成果驚人：文盲率從80％降至36％，人均壽命由不足三十五歲增至七十三歲；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06％提高到5127％，是全球城鎮化速度的兩倍。這樣的成就，如果不是源於制度成功，還能是什麼原因呢？

關於這一點，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認。已故知名憲政學者蔡定劍教授這樣評價一種制度：「國際上的投資，大的資本的投資，人家要選擇投資環境，不會選擇一個沒有制度保障的國家去投資。」雖然他是在肯定西方的民主制度時說這番話的，但這句話也是對一國制度模式是否有效的檢驗標準。

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實際使用外資超過十二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全球五百強絕大多數在中國投資設廠。顯然，全球商業用資本對中國的制度投了贊成票。不過，考慮到在中國的投資，大多是週期長、流動性差的固定資產投資，而在美國更多是短期、風險性高、流動性極強的金融投資，全球商業資本對哪一個制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在筆者看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還在於其超強的糾錯能力。中國高層的決策素來以高效著稱，但糾錯的能力和效率往往被人所忽視。新中國六十年，最大的失誤有兩點：三年災荒，十年「文革」。中國在糾正這些錯誤時，一是時間短，分別為三年和十年；二是善於進行自我糾錯。

這一點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尤其明顯。美國獨立後以立憲的方式，實行黑奴制長達百年；廢除黑奴制後，又以法律的名義實行種族隔離制度長達百年。黑奴制和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與終止，也並非自我糾錯。黑奴制的結束，是透過一場代價極高而且慘烈的內戰，北方對南方在戰爭期間，甚至實行「殺光、搶光、燒光」的焦土政策；而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則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抗爭方式下才獲得的，這期間慘烈的暴動曾震撼全球。

其實，東西方不僅制度性的糾錯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就是政策性的糾錯能力，也存在天壤之別。中國錯誤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從而導致人口增長失控。但中國意識到錯誤後，立即實行計劃生育，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雖然也意識到人口高速增長的代價，也曾嘗試計劃生育政策，但屢屢失敗。印度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它的制度－－任何政黨想推進計劃生育，都會在大選中敗北。

因此，印度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人口暴漲，並將快速取代中國成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正如西方所說，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越中國的地方。還有，當中國二十世紀七○年代末放棄計劃經濟時，同樣實行計劃經濟的印度，在中國市場經濟取得巨大成功後，才於二十世紀九○年代實行市場經濟，比中國落後了十多年，這在一日千里的地球村時代意味著什麼，那就不言而喻了。

美國的次貸危機，幾年前就被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但並沒有採取相關措施。危機爆發後，他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上這樣辯解：不錯，我是幾年前就知道次貸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讓銀行破產、窮人失去住房，國會會批准嗎？一語道出美國何以失去糾錯能力的制度性原因。

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兩房」（房利美、房地美）破產為轉捩點。但「兩房」的問題，二十多年前就被美國學者湯姆•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經濟學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國會甚至舉行了聽證會。然而，在「兩房」兩大巨頭的遊說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這位學者講話。後來，雖然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但毫無實權的委員會，根本無法制衡「兩房」。直到二○○七年，這位學者仍在撰文呼籲「兩房」的問題，期望借此警示世人，但最終等來的是危機的全面爆發。可以說，西方的制度模式缺少高效的糾錯能力，錯誤只有等到危機爆發，才有可能解決。

如果東西方制度進行對比，我們會發現西方的制度，至少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
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於普通的選民。選民只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
德國選民素質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環保意識；但只要綠黨提出增加燃油稅，綠黨的選票就會大幅減少。德國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家。

美國是當今世界開發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近幾十年數位總統都想將之建立，但都以失敗告終。歐巴馬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勢力求成功，聲稱為了醫改，他寧可放棄連任，他在國會演講二○○七年也毫無退路地表示自己將是最後一位醫改闖關總統。然而，既得利益者卻發起了強大的反撲，並給他扣上要把美國社會主義化的大帽子。

至於法國，類似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二○○五年公投歐盟憲法，儘管憲法是法國人起草的，而且對法國國家利益做了很大關照，但仍被全民公投「拒絕」。實際上，絕大多數選民都沒有讀過歐盟憲法草案，他們之所以投反對票二○○七年僅僅是對現任政府不滿，而不是對歐盟憲法有不同意見。屢次在危機中拯救過法國的戴高樂，就是在一次事關改革的公投中敗北，從而辭去總統職務，徹底離開政壇。當然，對於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國家也從制度上進行修補。比如，歐盟憲法公投失敗後，法國新政府就不再透過公投方式進行表決，而是直接在議會表決通過。

大家可能注意到，雖然西方號稱「民主」和「三權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選舉產生，二是採用終身制。原因在於，不是選舉產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響和左右；任期終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還是要擺脫民意的制約。儘管有制度上的修補，但當民意走向極端時，仍然於事無補。

希拉克時代的德維爾潘政府，為解決就業難題，推出CPE法案，以幫助青年人就業（由於法國當前的勞保法規定，企業雇主不得隨意解雇職工，對雇主解雇職工設置了種種苛刻條件，因此老闆大多不願也不敢輕易雇人。青年人就業相當困難。為此，該法案決定賦予雇主一些隨意解雇員工的自由）。這樣一個改革幅度不大、針對面也不廣的法案，卻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儘管議會通過，總統簽署，已成為法律，但民眾發起了長期的大規模罷工、遊行，最終迫使這項法律作廢。這就是「廣場政治」的效應。

事實上，任何改革都是對利益的調整，總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損，可選民只會看自己，但國家要看是否整體上有利。這就是票選民主的致命傷。這就是美國寧可通用公司破產，魚死網破，也不同意減少福利、減少工資、共渡難關的原因。

西方的制度設計是建立在人性惡的認知上。但這套制度在遏制執政者的「人性惡」的時候，卻忽視了民眾的「人性惡」，表現在當下就是大眾貪欲。在民主制度下，各政黨為了勝選只能迎合民眾。所以雖然西方提倡低碳生活，但一個美國人的消費是全球人均的八倍，美國百姓習慣於借錢超前消費，這些問題在民主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解決的。這也是西方福利制度越來越高，也越來越沉重和根本無法改變的原因。然而在全球化時代，高福利必然導致競爭力的下降和普遍的浪費與低效率，這反過來又危及民主的存續。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於財團。西方的民主選舉，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財團。別看最後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開始前，資本已經進行了「初選」。只有那些獲得財團青睞的候選人，才可能脫穎而出。勝選後，當然必須進行回報。

這也是為什麼二○○八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由於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這也是美國產生次貸危機，進而演變成全球經濟危機的原因。

之前倒閉的美能源巨擘安然公司，是小布希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七十一位參議員和一百八十七位眾議員曾收受過安然公司的政治資助，就是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個職位的。這樣的公司誰還能管得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徹底毀滅為止。這也是曾任美國納斯達克主席的投資大亨馬多夫，為什麼能夠在美國行騙多年、撐起一個五百億美元的騙局。甚至他自己在監獄中也一再聲稱，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可以騙這麼久。

資本的力量在中國雖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於政治權力之下；一旦資本逐利本性惡性發展，政治權力便可以迅速解決。三鹿奶粉事件發生後，儘管企業妄圖掩蓋真相，但在最高政治權力面前被徹底粉碎。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必將會是第二個「兩房」。

中國的現行制度如何，從自身取得的成就，從縱向與清朝、民國相比，從橫向與西方相比，都可以得出毋庸置疑的結論。如果套用西方的話語模式，至少是「最不壞的制度」。因此，可以說制度的成功，才創造了「中國復興」（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文明衰落後再度復興）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