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犯罪文化研究（簡體書）

有組織犯罪文化在犯罪組織坐大成勢的過程中具有本源性意義。《武漢大學刑法博士文叢（28）：有組織犯罪文化研究》第一次系統地研究有組織犯罪文化現象。首先考察了有組織犯罪傳統文化，對幫會文化與流氓文化進行剖析；繼而明確文化認同是犯罪組織凝聚力的根源，重點闡釋了遊民精英的身份意識和參照群體的規範作用；道德是文化的基本內容，《武漢大學刑法博士文叢（28）：有組織犯罪文化研究》隨後論述了犯罪組織成員道德標準的差序格局特徵；然後，指出犯罪組織成員的情感需求集中在組織內部，情感表現極化，衝突激烈；最後，針對犯罪組織成員結構特點，在教育和宣傳兩方面提出防控有組織犯罪的主要文化對策。

張爽，女，1975年10月生，吉林永吉人。1998年畢業于東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學位；2001年畢業于吉林大學法學院，獲法學碩士學位；2011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法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2001年至今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為刑法學、犯罪學。

《有組織犯罪文化研究》是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

梁山好漢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與一般人截然不同，殺人越貨、魚肉鄉里，只要不背離江湖義氣，還是“壯士”、“英雄”，只有背離江湖義氣，才是“賊人”。而《水滸傳》在幫會文化中的教材地位，決定了幫會成員學習、復制這種觀念，并在社會活動中奉行。
對“義氣”的不同理解，說明其判斷標準是以利益為基礎的，為了生存，他們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對外，這樣就形成了內外有別的、類似“差序格局”的契約。對內，身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要想生存只能形成團體，在團體之內，團結互助，同生共死；對外，不懼法律，不守規則，一切只為生存，具有明顯的反社會性質。對內、對外的差別就構成了傳統江湖文化的雙重性。幫會的“忠”與“義”完全是以其小集團的是非恩怨作為標準的，幫會內部要講“義氣”，但對幫會外部則當然可以不忠不義，而且絕不會引起幫會內部的反對和批評。
三、有組織犯罪傳統文化形式——虛擬血緣
儒家以“仁”為主干的思想長期受到青睞，“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仁”、“禮”、“孝”、“悌”、“恕”描述了理想的社會秩序圖景。但在儒家那里，愛人并不是毫無限制的行為，而是以血緣親情為重心的，即“親親，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在儒家看來，事親尊親占據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它以血緣為唯一依歸。
換言之，“己”本位是儒家道德系統的樞機。“儒家作為由家庭向外遞減的道德義務的概念，實際上成為有權有勢的家族的集體自私的辯護”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傳統道德的特征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社會規范是從‘已，推出去的，而推的過程里有各種線路，最基本的是親屬：親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仁”雖然在表面上推重人際的關系，但以“事親”、“尊親”為具體內容，顯示血緣宗法性的特征；從自己出發到他人的思維方式在血緣軌道上面的長期實踐，必然形成先自己后他人的個人中心主義、自私的習慣意識。粱漱溟先生認為，“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的社會生活；親戚鄰里朋友等關系是中國人第二重的社會生活。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范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其社會的道德條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人每責備中國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會。實則中國人除了家庭，沒有社會。”儒家“家”文化的特質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犯罪的思想根源，家族與犯罪組織都是封閉的亞文化群體，它們在內部規范、控制功能、凝聚力手段等方面有著相似的條件，甚至在精神和氣質上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