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底線（簡體書）

本書的宗旨是從“主 義”、“文化”與“部門”的分析中，結合我們特定的“問題”來論證持守底線的意義。 “共同的底線”並不是調和折中。雖然我並不反對調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對自 由主 義也不反對社會民主主 義一樣。也許將來在自 由主 義與社會民 主主義之爭成為真問題時，我會持某種有原則合邏輯的折中態度，但是現在，我們需要持守底線。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我們時代少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民史與經濟史。主持了一系列鄉村調查，主編了《農民學叢書》首批六本。主要著作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合著）《天平集》《耕耘者言：農民學文集》《江浙鄉鎮企業轉制案例研究》《學問中國》（合著）

《共同的底線》編輯推薦：在我們這里，共同的底線不是左、右派各自堅持的“公平”與“效率”的折中調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與“福利太多”之間，尋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國家”的第三條道路。而是，爭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與社會保障。
主義的底線：如果權力不產生于社會契約，不來自民主授予也不對公民負責，那就會造成：國家權力極大而責任極小，從而限制國家權力的自由主義要求與擴大國家責任的社會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構成對立。為了實現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與社會保障，就需要有權責對應的民主體制——而這，就是現代左右派都必須持守的共同底線。
文化的底線：每個文化每種宗教都應當反對異端審判、異端鎮壓，反對原教旨主義神權專制（不是反對“原教旨”）。這就是作為文化多元共存基礎的共同底線。
部門的底線：擺脫“以強制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權力只能用于公益、而私益只能通過自愿交易取得，這正是民族國家—政府組織、市場—營利企業和自治的公民—志愿者公益組織三個“部門”所共同需要以之為前提的東西，也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線。

自序：持守底線
早在“五四”以前，中國就出現了“中西文化的碰撞”。20世紀末進入改革時代以后，“文化熱”中的“中西”之爭再度熱鬧起來，80年代許多人積極推進西化，90年代弘揚傳統又成了主旋律，加上國際上亨廷頓式的“文明沖突”論助興，可謂高潮迭起。
也是自清末民初起，中國開始了“主義”之爭，50年代以前國內的“左右”熱戰血流漂杵，50年代以后國際上的“資社”冷戰劍拔弩張。到了世紀之交，國際上的意識形態斗爭隨著冷戰的結束逐漸淡出。而在國內，隨著改革進程的發展和社會矛盾的深化，“主義”之爭卻脫去“文化”的包裝再度“浮出水面”。
最后，在現代性背景下，許多國家里民主公共權力組織——政府部門，與競爭性市場組織——企業或營利部門，都得到了高度的發展，同時也現出了明顯的局限性。于是在“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呼聲中，自治的公民社會和志愿者公益組織（所謂“第三部門”）也發展起來。它與民族國家－政府組織（“第一部門”）和市場－營利企業（“第二部門”）本是各司其職的。但許多發達社會本具有擴大“福利國家”以壓縮市場領域的社會民主傾向，和擴展市場秩序以限制政府權力的古典自由傾向，以及這兩者長期對峙的傳統。而在蘇聯式社會主義已沒落、“福利國家”體制也陷入困境的“左派危機”時代，面對“市場經濟全球化”的擴張，反對者轉向第三部門國際行動并使其具有“另類左派”色彩或“第三條道路”色彩，就成了不難理解的事。1999年西雅圖事件后，這種跨國第三部門組織挑戰市場全球化、同時也與事件所在國政府權力發生沖突的“三個部門之戰”，在世界各地連續出現，國內一些學者隨之盛稱其“后現代”意義，并力圖使國內進程在這個意義上“與國際接軌”。
于是在世紀之交，我們身處一個劇烈變化中的中國，面對一個全球化與多元化同時發展的世界，在“文化”之爭、“主義”之爭與“部門”之爭中，我們應當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會的命運？
“中西文化碰撞”百多年了，然而新世紀伊始，人們面對坑親殺熟的“誠信危機”的一片驚呼卻表明，如今的“文化”中不論中西，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已成為“稀缺資源”。百年來的“文化沖突”，得到的是現代公民權利未張而傳統責任倫理盡失的后果。“西方的自由民主”與儒家的“傳統”道義同歸于盡，而在西、儒皆滅的土地上，“秦政”與痞風前后相因相繼，強權邏輯與犬儒邏輯的互補反而變本加厲了。
“左右主義之爭”也已80多年，過去的斯大林體制已經灰飛煙滅，現在的資本主義體系也有許多問題。但我們這里，還是既無“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國家”。一些人喜歡說：美國式的個人自由有什么什么弊病，瑞典式的社會福利又如何如何不好，前者損害平等，不利窮人；后者限制自由，壓抑精英，我們都不能學云云。這話若是出自布萊爾、吉登斯等人之口，倒也成一家之言，雖然“既不要自由放任，也不要福利國家”的制度創新到底是什么樣子，人們還遠未明白。但是在我們這里如果這樣說，那就要問：美國式的個人自由太過分，那么美國的社會保障如何？瑞典式的社會福利我們搞不起，那么瑞典的個人自由呢？人家左派責怪美國的社會保障太少、右派批評瑞典的個人自由不足，而我們如果擁有這種美國式社會保障、瑞典式個人自由，那已經進步到何等程度！
至于“三個部門”之爭就更不用提了。沒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哪里會有2000年的“布拉格之秋”？
出于對兩極的不滿，在各種爭論中都產生了中庸之道：在“中西文化”對立中，歷來就有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中西結合之說。在“左右主義”對立中，各色“第三條道路”也有幾十年歷史了。而在剛剛興起的跨國第三部門運動和“NGO反對WTO”潮流中，也不乏既要NGO、也要WTO的呼聲。
但是中庸之道不管理論上多么面面俱到，實行起來卻往往要碰壁。考其原因，人們常常抱怨兩極的力量太強而中間派太弱：一些人非要2，另一些人非要10（至于誰是10誰是2姑且不論：自由主義者要10分自由，在他們眼里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只要2，而后者要10分平等，在他們眼里前者也是只要2的），而主張（2＋10）÷2＝6的呼聲便被埋沒了。無疑，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然而，人們往往忽略了另一種可能：如果健康的兩極本身都太弱，那中間派能強得起來嗎？假如還沒有1，那么談論2與10的中位數有什么意義？在這種情況下，主張2的人與主張10的人難道不該首先為爭取1而奮斗嗎？而“為爭取1而奮斗”當然不能說是2與10之間的什么第三條道路，只能說是兩者“共同的底線”。亦即：它并不是兩者互相妥協、各讓一步的結果，而是兩者本身都需要以之為前提的、即使沒有對方要求自己也必須爭取的基本目標——盡管可能遠不是全部目標。
例如關于“文化沖突”，人們當然可以而且應當倡導文化多元、文化寬容和文化間的取長補短，根據這些原則，基督教、儒家理念與伊斯蘭教應當和平共存。但是，這樣做的前提是信仰自由的原則必須戰勝異端審判，這兩者是沒有共存之說的。如果異端審判存在，不僅各種文化與信仰的多元共存成為不可能，而且正如我在紀念托馬斯?莫爾的文章中所說的，每個文化自身的發展也會被窒息。因此每個文化每種宗教都應當反對異端審判、異端鎮壓，反對原教旨主義神權專制（不是反對“原教旨”）。這就是作為文化多元共存基礎的“共同底線”。近年來一些基督教學者倡言以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基礎，建設“全球基本倫理”，這當然不表示他們放棄了“基督教文化”而皈依“儒家文化”，實際上這就是希望確立這樣一條共同的底線。
又如在“左右之爭”中，發達國家的傳統話題是“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他們的左派主張擴大國家承擔的責任，而右派強調要限制國家的權力。這兩者形成對立顯然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先有了一個社會契約意義上的“國家”，在這種契約下，國家的權力與責任嚴格對應：權力來自公民的授予并對公民負責，公民需要國家承擔多大責任，就授予它多大權力——顯然，這個意義上的“國家”只能是民主國家。只有在這一前提下，擴大國家責任（因而必須增加對其授權）的左派主張與削減國家權力（因而不能要求其擴大責任）的右派主張才可能形成對立，乃至達成關于“中間道路”的第三種選擇。如果沒有這一前提，如果權力不產生于社會契約，不來自民主授予也不對公民負責，那就會造成：國家權力極大而責任極小，從而限制國家權力的自由主義要求與擴大國家責任的社會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構成對立。西方那種“左右之爭”乃至“左右之間的”折中立場，在這種條件下又有什么意義？如果我們的體制對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還遠不及美國，又有什么資格怪其個人自由太多？如果我們連瑞典水平的個人自由也遠未達到，又有什么資格指責其社會保障過分？如果連美國式的“低調社會保障”和瑞典式的“低調個人自由”也得不到，談論“美國與瑞典之間的”中間水平保障和中間水平自由又有什么意義呢？而為了實現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與社會保障，就需要有權責對應的民主體制——而這，就是現代左右派都必須持守的共同底線。
至于“三個部門之爭”，則正如我在本書中論證的：沒有“權力只能用于公益”的現代民主國家和“私益只能出自自愿交易”的現代市場經濟，現代的第一、第二部門就都還說不上形成，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以志愿求公益”的第三部門。而擺脫那種“以強制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權力只能用于公益、而私益只能通過自愿交易取得，這正是三個“部門”所共同需要以之為前提的東西，也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線。在這一底線的基礎上，才可能存在“三個部門之爭”，“西雅圖問題”才可以成為有意義的問題。
在發達國家，這種“共同底線”早已成為現實，而不再是追求的目標，底線之上的“文化”、“主義”、“部門”之爭（以及對這類爭論的調和折中）也因而凸顯。只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人們才會提及與強調這一底線。最近在法國的一次討論會上，當我談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時，一位法國學者說：主張自由放任的人與主張福利國家的人，怎么可能有共同立場？我回答道：“怎么不可能有？最近你們這次大選中，反對勒龐上臺不就是這兩者的共同立場嗎？”的確，在這次大選的第二輪投票中，為了阻止以勒龐為代表的新納粹傾向得勢，法國的現代右派（法國人稱之為“傳統右派”）——自由保守主義的保衛共和聯盟總統候選人希拉克，不僅得到了本黨的、也得到了左派社會主義者——社會黨乃至法國共產黨的贊成票。這是“共同的底線”，而不是“第三條道路”，因為法國左派反對勒龐是他們的固有立場，并不是為了與右派折中而作出的妥協或中間路線。在法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左右派聯合執政，那時是要講第三條道路的，否則兩派各執己見互不相讓，怎么聯合執政？而這次不同，左右派并未聯合執政，他們都反對勒龐只是體現了兩派立場的“重合”部分，而不是兩派中雙方或任何一方讓步所導致的“趨同”。社會黨如果不反對勒龐就不成其為社會黨，保衛共和聯盟如果不反對勒龐也不成其為保衛共和聯盟。這與什么第三條道路毫無關系。
但是在法國，這樣突出“共同的底線”畢竟罕見。為什么要反對勒龐？因為勒龐上臺會威脅到法國已有的許多東西、即左右派都認同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基本原則。但正因為這些都是已有的，除非特殊情況（如這次勒龐“出人意料”地崛起）人們并不擔心失去，所以一般不必表現出這種共同性，通常看到的只是左右派的斗爭或妥協。
然而如果那些東西尚待爭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法國大選后不久，美國思想家德沃金訪華，在與筆者的交談中德沃金提到“諾齊克與羅斯福搞的那一套水火不相容”。筆者表示完全理解這個說法，但從我們的角度看則未必，當時我也舉了法國大選的例子。事后想來，美國其實有更確切的例子：當年為了爭取在南方實現北方式的自由（在后來的左派眼里那當然是“資產階級自由”），社會主義者魏德邁在馬克思的贊許下加入林肯政府的聯邦軍當了軍區司令。魏德邁與林肯的“主義”差異無疑絕不比諾齊克與羅斯福小，但在自由尚待爭取時，魏、林面臨的問題大不同于諾、羅。如果說當今法國左右派（他們已不需要共同“爭取”自由）聯合執政需要的是妥協而不僅僅是共同底線，那么魏德邁加入林肯軍隊只要基于共同的底線就夠了——魏德邁這樣做既不意味著他放棄了社會主義，也不意味著他走向了“第三條道路”。相反，如果魏德邁在南北戰爭中保持中立，甚或與南方奴隸主一起反對“資產階級的”北方，那他當然不是什么自由主義者，但他還成其為“社會主義者”嗎？
不幸的是，如今在我們這里，親“南方奴隸主”的“偽社會主義”者與“偽自由主義”者都不少。因此我對某些“左派”與某些“右派”都有批評。如上所述，“共同的底線”并不是調和折中。雖然我并不反對調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對自由主義也不反對社會民主主義一樣。也許將來在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爭成為真問題時，我會持某種有原則合邏輯的折中態度，但是現在，我們需要持守底線。
本書的宗旨就是從“主義”、“文化”與“部門”的分析中，結合我們特定的“問題”來論證持守底線的意義。我于1999年出版過《問題與主義》一書，本書可以視為該書的續編。其中的作品絕大多數寫成于《問題與主義》出版后，少數則寫于該書出版前，但并未結集過。本書其實2002年已經編好，自那時起曾經幾度要出版，有一次甚至已經三校，但卻因種種原因又放棄了。因此，2003年以后的文字書中也就沒有收入，容俟后日吧。
如今都說全球化，但全球化不始于今日。自從英艦轟開虎門、馬克思號召全球無產者聯合，就開始了兩種對立的全球化：capitalist和communist的全球化。冷戰結束后這個對立告一段落。但世界既未“大同”，也不可能重建“鐵幕”隔絕彼此。我們注定生活在一個有矛盾的因而是多元的地球村中，依然面臨多種而不是一種全球化。然而世界畢竟還是在進步：這些矛盾、多元與多種已經越來越多地以上述底線為基礎，而突破底線的墮落則受到越來越多的反對。也許，這就是我們唯一必須要“接”的國際之“軌”吧！

自序：持守底線論現代思想的共同底線——《田園詩與狂想曲》韓文版序當代中國的“問題”與“主義”——再論共同底線“第三條道路”，還是共同的底線?——讀吉登斯著《第三條道路》“群己權界”三原則與特定情境下的公域/私域之分——關於公民權、共同底線與“低調社會民主”的討論“左右”的商榷自由、烏托邦與強制——寫在《共產黨宣言》150周年不要民粹主義，也不要精英主義自由優先於“主義”——紀念托馬斯．莫爾不講邏輯的“經濟學”——關於公正問題的經濟學論爭“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再問崔之元先生經濟與政治中國能否走出“尺蠖效應”的怪圈?——從“郎旋風”看國企改革的困境與經濟學的窘境“郎旋風”中看東歐——《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自薦權力、責任與憲政——兼論轉型期政府的“大小”問題帝制時代的政府權力與責任——關於“大小政府”的中西傳統比較問題“文化”的底線自由優先于“文化”——關於“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網上討論“差異權”，還是文化選擇權?——評塔吉耶夫《種族主義源流》流水前波喚後波——論王小波與當代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之命運?共同的底線“主義”的底線?“主義”的底線

“第三條道路”，還是共同的底線？
——讀吉登斯著《第三條道路》
一“粉紅色歐洲”引起的思考
冷戰后時代，由于受蘇東式社會主義名聲掃地的連累，也由于影響更為深遠的后工業時代發達國家社會結構與文化氛圍的變遷、藍領階層的萎縮、傳統工人運動的退潮、左派原有社會基礎的縮小等原因，西方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一度出現嚴重危機。各國社會黨（社民黨、工黨）、工會和左翼思想界在反思中進行了思想與價值取向、綱領及策略上的全面調整。社會黨國際中“社會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德國的“民主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之爭和“紅綠聯盟”、英國的“新工黨理念”、所謂“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國家”的“荷蘭模式”的出現、波蘭的“社會民主主義還是人道的資本主義”之爭和社民黨解散重建為民主左聯黨、匈牙利和克羅地亞的“社會—自由執政聯盟”，等等，都反映了這種新潮流。經過幾年調整后，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或曰左派政黨又在全歐洲范圍內崛起，無論西歐還是轉軌過程中的中東歐，“左派”或“中左”政府又紛紛出現。
“粉紅色”歐洲給全球思想界、包括中國思想界造成巨大影響，人們要問：它意味著資本主義最后勝利的“歷史終結論”宣告破產、新的“左派復興”已經到來，還是意味著“左派”已經繼失去它的社會基礎之后又失去了它的價值基礎，淪為一場競選技巧的展示或“專業化競選運動”，“這場運動利用了美國人開發的傳媒技術，成為一種傳媒導向型政治”，這種“設計師社會主義”更看重“個人形象、象征舞臺、聲音感染力和視覺效果”，而不在乎“爭論中的問題、論證方式、施政綱領及競選承諾”？在我們這里，一些不求甚解的趨時者已經面臨尷尬：他們剛剛歡呼自由派的幻滅和“社會主義的復興”，很快卻在科索沃事件之類的示例中看到，“粉紅色歐洲”遠比“白色歐洲”更熱心于普遍人權原則、“新左派”遠比“老右派”更堅持人道主義國際干預，偏愛價值外交的社會黨人也往往比偏愛利益外交的保守黨人更喜歡捍衛“世界性民主”，倒是更帶有商人氣味的后者只要能賺錢，往往不在乎同“極權主義”者做交易……看來，我們這里的“左派”與他們那里的“左派”的距離，有時比這里的“左派”與那里的極右派（如法國的新納粹勒龐，米洛舍維奇罕有的西歐支持者之一）的距離都大。
那么那里的“新左派”到底什么樣？有“新工黨理念”的教父、英國現任工黨政府首相布萊爾精神導師之稱的當代歐洲著名“新左派”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去年的新著《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鄭戈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三聯書店2000年。可以給我們一個清晰的輪廓。吉登斯現任著名的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在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領域寫過和編過30多本書，是現今歐洲知識界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積極參與了90年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大論戰，著有《超越左右派》、《現代性的后果》等書，而這本《第三條道路》堪稱這場論戰的總結性著作，代表了論戰中的主流聲音。
應當說，“第三條道路”已經是個被用濫了的名詞。早在20世紀初社會主義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它就成為一些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不滿的人、常常是比這兩者都更“右”的勢力的口號，20年代的法西斯運動就曾打過這面旗子，希特勒當年曾宣稱要搞一種超越于“盎格魯撒克遜式民主”和“蘇維埃民主”的“日耳曼民主”，這就是那種既不自由也無平等的“第三條道路”之例。而在40—5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本身曾被看做是介于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亦即美國式自由市場經濟和蘇式計劃經濟之間的“社會市場經濟”，或自由放任的“守夜人國家”與高度集權的“全能國家”之間的民主福利國家。50年代的社會黨國際曾高舉這面旗幟，而自6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堡綱領》基礎上進一步自由化以后，“第三條道路”便成了在福利國家道路上走得更遠的一些社會黨（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和歐洲共產黨人中的改革派（如捷克“布拉格之春”的理論家奧塔?錫克等“市場社會主義者”，和西班牙、意大利等西方國家共產黨為代表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潮）所爭奪的旗幟。一般說來，這兩者的立場都比社會黨國際的主流更“左”，而比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更自由化。因此，這個意義上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指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第三種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