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局制的制度演化及其實踐邏輯：基於上海經驗的研究（簡體書）

《街居制的制度演化及其實踐邏輯：基於上海經驗的研究》採用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聚焦於1949年以來我國城市逐步確立的基層社會的制度形態——街居制的歷史變遷與現實發展，以街居制的管理、服務功能，以及資源汲取等為分析對象，通過探討現實社會環境變遷、行動者的意圖及其認知變動推動下的制度實踐過程，揭示街居制的制度邏輯，以及在運行實踐中面臨的困境及其根源，希望借此對這一制度的發展和變革提供相應的借鑒。

張虎祥，上海財經大學經濟社會學系講師，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基層社會治理、組織社會學研究以及文化產業的制度分析，曾主持和參與多項國家、省部級課題，並在《社會科學》、《社會》等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參編著作多部。

梁波，上海大學社會學院講師，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組織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產業的社會學研究等。近年來先後主持和參與多項國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等項目，並在《社會》、《中國農村觀察》、《人口與發展》等核心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街居制的制度演化及其實踐邏輯:基于上海經驗的研究》隸屬于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都市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叢書，叢書作者均取得了相當的學術成就，具有一定的學術地位，叢書是社會學的前沿研究成果。安居才能樂業，街居制管理是社會基層管理的重要方面。《街居制的制度演化及其實踐邏輯:基于上海經驗的研究》從多個角度詳細探究了我國街居制的演變歷程，資料翔實，實踐色彩濃厚，對當下正在進行的住房改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引論 街居制的制度邏輯：生成和延續
一、街居制研究：在國家與社會之間
二、與時代變遷同步：街居制的生成與演變
三、分析框架：制度主義與制度作用領域

第一章 街居制的生成與國家向基層社會的延伸
一、歷史偶然與必然：街居制的生成邏輯
二、中斷與延續：城市基層社會結構的重構（1927-1949）
三、政權的鞏固和建設：街居制創建與居委會整頓（1950-1957）
四、動員能力的實踐：街居制的制度化過程（1958-1978）
五、延續與轉向：國家意志與街居制運作邏輯的矛盾（1978年以來）
六、餘論：國家意志實踐的社會邏輯

第二章 制度空間的社會拓展與街居制的動態演化
一、管理職能演化：環境變動中的適應性變革
二、“兩級政府，兩級管理”：重整街居組織與改革的起步（1985-1995）
三、“兩級政府，三級管理”：街居管理職能的強化（1996-2003）
四、“網格化”管理：向社會管理體制轉型（2004年以來）
五、制度演化的實踐邏輯：環境挑戰與路徑選擇

第三章 社會生活訴求複雜化與社區服務多元化
一、前社區服務：“輔助體制”下的集體福利服務（20世紀80年代以前）
二、社區服務：市場化時代街居服務功能的擴展與提升（20世紀80年代以來）
三、社區公共服務：基層管理體制改革背景下的新探索（21世紀以來）
四、基層治理需求與服務功能變遷

第四章 組織功能權變情境下的街道財政模式轉型
一、作為制度變遷現象的街道財政模式轉型
二、街道實體經濟與自籌財政（20世紀90年代以前）
三、招商引資與稅收財政（20世紀90年代以來）
四、加強社區建設與公共財政模式建構（21世紀以來）
五、街道財政體制的適應性建構：環境挑戰與認知轉向

第五章 街居制變遷的歷史制度意涵及反思
一、“挑戰-回應”：街居制變革實踐的歷史制度邏輯
二、街居制的走向及可行的制度創新
參考文獻
後記

在這一時期，街道、居委會福利職能也趨于膨脹，這其中既有填補上海社會生活服務“欠賬”的考慮，同時也是為了解決改革之初出現的各種問題。街道、居委會的經費主要來自于街辦、居辦經濟的發展。1984年以后，在以“放權讓利”為主要特征的改革形勢下，街辦、居辦經濟更是得到了迅速發展。當時的“居委會經濟”形成了以第三產業和社區服務業為主業，以生活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生產服務為輔，多業并舉，各方興辦，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產業結構和經營格局（劉繼同，1995）。蓬勃發展的街辦、居辦經濟適應了當時上海推進社區服務的要求，不僅滿足了社區居民的生活需求，還緩解了當時返城知青的就業問題，更為當時的居委會開展工作解決了經費。然而，以居委會為主要依托力量的社區服務只能滿足一時之需，它有可能為居委會的經濟趨利性打開了方便之門，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損于其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性質。除此之外，居委會作為經濟實體的發展，干擾了居委會與其實際的上級一一街道辦事處之間單純的上下級關系，經濟因素的出現使居委會與街道的關系趨于復雜，不利于街道辦事處對居委會的“指導”。（郭圣莉，2006b：135）因此1996年之后，居委會被要求與“三產”脫鉤，代之以政府更為正規的經濟補貼。
從某種程度上看，市區政府對于規范街辦經濟、居辦經濟有著更為深刻的考慮。在改革開放之初，街居組織的職能不斷增加而區財政撥款又無力支持，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舉辦街道經濟，基層社區普遍解決了開展社區服務、進行社區建設的經費問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當街道經濟逐步積累了社區建設的資金，上海便開始通過“文明小區”考核的形式來規范基層居委會的建設。上海創建文明小區、文明社區活動始于1989年8月，以曹楊新村街道和武定路街道為試點，探索老城區和新村地區兩種不同類型創建活動的經驗和做法。在1991年4月召開的上海精神文明建設活動會議上，市委正式向全市提出“積極創建社會安定、環境優美、生活方便、文化體育生活健康豐富的文明小區”。此后創建文明小區活動列入上海政府為民辦實事項目，列入各區、街道的工作目標和發展規劃之中。“文明小區”的測評關聯社會進步的各個方面，指標體系涵蓋了人口、居住水平、社區環境、社區安全、社區風尚、社會保障、生活質量等與社區生活有關的方方面面，并使之構成了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上海市文明社區測評體系”課題組，2002）通過“文明小區”、“文明社區”創建，上海開始將街居組織的日常工作與績效納入對社區和干部的考評過程，并由此進一步推動了街道居委會工作的規范化。